引言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以及大文豪。更难得可贵的是，这两个大文豪还出自同一个时期，年纪相仿，且曾是志同道合的至交好友。

1068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实施变法，推行新政。王安石的新政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利国利民的，但难免会损害到一些贵族和官员的利益，因此遭到反对。王安石变法无疑是将大商贾和大地主的利益损了个透彻，最后遗憾的以失败告终。而推翻王安石变法，复辟旧制的，正是他的好友司马光。

1085年，宋神宗去世，年仅十岁的赵煦继位称宋哲宗。宋哲宗年幼，由其祖母高氏称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高太后将门出身正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守旧党之一，掌握实权后第一时间启用了在外德高望重的司马光为相。而司马光拜相后，立即发动“元祐更化”将王安石的新法完全推翻，将旧制一一复辟，并将新法的责任全部推到王安石身上。

按理说，司马光与王安石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好友，那么两人在政治见解和理想抱负上必然有相似之处。那么，司马光为何会将王安石呕心沥血推行的新政全部推翻？这一点从司马光的“涑学”思想上便可见一斑。

一、司马光的“涑学”思想

思维方式决定一个人的最终行为，北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思想活跃，国家对文化的重视让文人墨客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文人墨客间不断交流，因而产生了许多的思想流派，司马迁的“涑学”思想便是其中之一。

想要了解司马迁为什么会发动“元祐更化”彻底推翻王安石变法，便要先了解司马光的“涑学”思想到底是什么。

1、中和之道

“涑学”思想也有人将它称作“朔学”思想，司马光便是北宋朔学思想流派的领导者也是开创者之一。它在司马光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最后在司马光退居洛阳郁郁不得的十几年里逐渐完善。“中和之道”便是司马迁的“涑学”思想之一，其理论来自于《尚书.大禹漠》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不可测，随时可能动摇，道心绝妙无比，至今没有人能窥破它的奥秘亦是不确定因素。人想要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且终身不偏离，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真观察自己的本心，找到自己最坚持的底线，并寸步不让。

这样的思想深深影响着司马光，他从年轻时候便开始思考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对于出生官宦世家，从小饱读诗书的司马光而言，无疑是君子之道。君子之道该如何履行？

司马光在《迂书.指过》中曾言：“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过则人得而指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终日所为皆过也，又安得而指之?”为人当遵循中正的原则，这样才有评判对错的标准，在做错事的时候，方便朋友予以指正。如果一个人的人品有失偏颇，善恶不分，那么他所做的事情又有哪件是对的哪件是错的？朋友自然也无法指证。但圣人尚且有过错，更何况我等一介凡夫俗子，应该更加注重中和直达，才能让自己一直保持本心，将自己的过错纠正。

仕途失意，自请闲职退居洛阳后，司马光有了更多的时间研究自己的学术思想，同时也结识了一波志同道合的文人墨客，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家国大事。这让司马光对自己“中和之道”进行了升华，认为：“君子受中和之心，养中和之气。”君子应该守住自己的本心，从而让内在涵养慢慢显现于外表，从而做到以“中和之道”为人处世。

2、物质性也

司马光认为，人性与物性一样都是上天赋予的，不可以强行对其进行改变。

《迂书·士则》中认为，读书人须顺应天命，如此才能得到“天赏”，即“其神闲静而佚乐,以考终其命”，如果违抗天命则会因此而受到天的惩罚,劳神伤身,不能善终。

又在《迂书·辨庸》表示:“虽然，古之天地有异于今乎?古之万物有异于今乎?古之性情有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道何谓而独变哉?”

司马迁思考，这世间万物，星辰和月亮都在不断的变化，人的性情也是如此，不断更替变化，但古时候的天地与如今的天地当真有区别吗？古代的万物星辰和如今的有什么不同？一切事物似乎都出于不停的变化中，但变化却是亘古不变的。

3、辩论精神

辩论精神也是司马光“涑学”理论的重要思想之一。司马光认为对于前人留下的事物与古籍，不能一味的认同。就像孟子的：“性善论”，司马光举例丹朱、商均等证明有些人生来便是恶人。当然，辩论精神在于辩论，对待前人留下来的好的东西，司马光更主张保存。

4、潜虚之道

“潜虚”是指万物都藏在“虚”中，这一条目的实则是将天道自然和人伦道德结合起来，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者的地位，意在少数人统领多数人乃是天命之意。对于朝堂政治，司马光从来没有放弃。退居洛阳的十年，与其说是退隐不如说是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他便重返朝堂。

从“中和之道、物质性也、辩论精神、潜虚之道”四个观点不难看出，司马光的“涑学”思想是一种主张温和带人，顺应天命，维护统治的思想。那么，王安石变法又是什么样？

二、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出生于官宦世家，幼时游历山川，得见百姓疾苦，边关被外敌骚然，所以年轻时便励志变法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入仕之后，王安石屡次向统治者提出变法改革的意见，均没有得到回复，甚至因此开罪达官显贵而被贬官。

直到1067年，宋神宗登基，年轻的帝王看着风雨飘摇的江山，决心要做出一番政绩，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很快便有人给宋神宗推荐了同样有改革想法的王安石，深得宋神宗心意。于是，原本远在外地的王安石被调回京中，很快便坐上高位，开始自己大刀阔斧的改革。

1、改革机构

（1）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原有的三司的上一级机构，统领三司，也作为最高的财政机构，统筹财政。

（2）颁布市易法：在汴京设都市易司，边境和重要城市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平价收购市上滞销的货物，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按规定收取息金。

（3）推行方田均税：规定是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这条规定的主要作用是用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4）推行青苗法：规定除了两个固定的国家粮仓，其他粮仓的粮食均面对百姓开放，在粮食便宜的时候收购百姓手中的粮食，等百姓手中缺乏粮食的时候便可以到这些仓库购买。仓库里所有粮食的价格都由国家来规定，避免大商贾控制粮价的情况。而来，农民可以在头一年存粮即将吃完，但下一年粮食还没产出的时候向官府借钱，等到秋收后归还便可，但需要收取一定的利息。这样做即解决了农民在两届粮食交替之际挨饿的问题，又能让农民因为背上债务而不得不更加勤快的劳作。

（5）推行募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慕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6）均输法：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3、改革军队

（1）将兵法：作为“强兵”的措施，干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我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点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2）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王安石的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3）保马法：西北边疆地区粮食产量稀薄，新法鼓励边疆地区人民养马，买给官府作为战马用，同时也兼顾了西北边疆的确不能自给自足的问题。

4、科举制度改革

王安石对原有的教育方式进行了改革，主张唯才是用。这样的改革让许多原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但其实能力卓越的人有了入朝为官的机会。但真到了选拔人才的时候，其实并不能很好实施。虽唯才是用，但前提始终是与上级保持一致的政治意见。就如王安石提拔官员，往往会提拔极力推崇变法之人，而那些对变法的弊端提出意见的人往往会被排除在外。

5、兴建水利工程

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同时，王安石还非常注重对农田水利的建设，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不难看出，王安石的每条变法都围绕着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储备军用、休养民生进行着。但他的变法极大损害了大商贾和大地主的利益，而这些人又恰好是最能在朝堂上说得上话的人，王安石这样的变法无异于是在和大多数同僚为敌。

但王安石变法初期，司马光其实并未反对王安石变法，甚至当王安石在朝堂上被群臣围攻时站出来为王安石说话，可见两人惺惺相惜知情。那么，之后司马光又为何会将王安石的新政全盘否定？又与他“涑学”的思想有什么关系？

三、司马光发动“元祐更化”废除王安石的所有新政，将旧政一一复辟

1085年三月，宋神宗病逝，司马光自洛阳到开封悼念，被京中百姓和官员唯独，众人高呼：“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之后又得高太后密诏进宫委以重任。司马光最终答应了百姓和太后的请求，入朝为相，并带头发动了元祐更化，即元祐党争。

支持新政的宋神宗已死，而当时掌权的是支持旧党的高太后。毋庸置疑，春风得意的变法派一夜落寞，旧党欢呼雀跃。

而作为旧党首领的司马光当然更加风光。一朝拜相后，他以“以母改子”为由，全盘否定和反对王安石的新政。他说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评判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

此时的司马光为何对王安石的意见如此之大？

1、司马光的“涑学”思想提倡“中和之道”将就君子之行

君子应该谦虚坦荡，谦和的气度由内而外。而王安石的变法处处为了充盈国库，其实手段十分强硬。用司马光的“涑学”思想来看，他这样的行为无异于不听人话劝告的小人。

司马光一声都秉持着这样的君子之风。就连在王安石变法初期，司马光些些劝解王安石时，语气间也是温和有加。司马光妻子去世，他为妻子些悼词，司马光也始终秉持着君子该有的冷静，明明最该撕心裂肺的时候，他依旧四平八稳。

2、司马光“涑学”的思想讲究“物质性也”认为一切都是恒定的，所有的变都是立于不变之中

就像人性，虽然从个体来看，人的人性千变万化，而且同一个人的心性也随时可能发生变化，但从整体来看，自古都有好人有恶人。这样的思想下，司马迁更急不可能支持王安石的表发。他将王安石变法推行的新政全部复辟便是这样的思想。

3、司马光提倡辩论精神

提倡圣贤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一定对，但他认为需要纠正的事错误的思想或者做法。而宋朝原本的旧法是太祖太宗留下来的，且是结合了隋唐的经验。

4、司马光的“潜虚之道”

用带有神学色彩的理论，帮皇家维护皇权统治。而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青苗法等无异于将官府拉下神坛，于民间融为一体。

司马光在废除王安石新政，将所有法制全部复辟旧之后，乡绅、地主霸占良田的情况比新政前更为严重。宋朝因为王安石变法带来的短暂生机一闪即逝。在洛阳颇有威望的司马光，最后，因为将已经从西夏手中夺回的几个边境城市还给西夏，名声一落千丈。

结语：

历史人物的功过我们无从得知，但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变法，为此不惜将已经夺回的城池送回敌国，不可能仅仅是因为不符合他的思想主张，更多的还是利益牵扯。

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司马光也曾在朝堂上吃吃过王安石的“离经叛道”，可见对于王安石推出的新政，他不可能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觉得全是弊端。

但王安石变法侵犯的是大地主、大商贾的利益。而古代的地主商贾又怎么可能和朝廷里的大员全无关系，而司马光本身也是官宦世家出生。无论是为了维护自家的利益，还是为了维护在朝堂上与他较好，愿意在为难时候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同僚的利益，他都不可能让王安石的变法延续下去。

另外，宋神宗死后，真正掌握实权的高太后就是一个守旧派，在变法开始时便提出过强烈的反对。司马光在洛阳闲置十余年，一直关注着朝中的大小事务，可见他并不是一个不喜为官的人。而能让他重新回到朝堂的便是高太后，全盘反对王安石变法很难说不是为了讨高太后开心。

回顾自王安石变法到元祐党争，可见推行新政的确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

司马光“涑学”的思想有失偏颇，但也是一个时代的反馈，拥有值得研究的地方。

参考文献：

《迂书》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

《王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