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二十大提出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目标，而要提升文化自信、实现文化复兴，其根本在于要让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传统文化在当前时代潮流中起作用取决于两个经济力量：国内的经济发展及国际的全球化。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包括三个方面：市场机制和法制体系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良好的产权保护、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此为目标，中国传统文化中顺应经济规律的维度在发挥积极作用，而不顺应经济规律的维度被经济力量重新塑造。同时，这三个方面也是各国现代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将中国传统文化中顺应经济规律的维度弘扬，有利于让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能与国际社会有效沟通、被国际社会认同的方式走上国际舞台，向国际社会讲好能被其普遍接受的“中国故事”、提供关于中国发展的可供借鉴的普遍性原理，实现中华文化复兴。

关键词：文化复兴；时代潮流；经济发展；全球化

一、引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交锋、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碰撞表现日益突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阻碍了现代经济增长，全球化是否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冲击这方面的讨论日益增多。同时，国家又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二十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国家把“全面复兴传统文化”作为国策。那么，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能够复兴以及如何实现复兴？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回答如下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增长是否兼容？如果不兼容我们是否能够以及该如何调整传统文化？如何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文化维度？如何处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一个兼具传统文化与时代潮流的视野。

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更顺应时代潮流”，而当前时代潮流从国内角度是经济发展，从国际角度则是全球化。传统文化在当前时代潮流中起作用即取决于这两个经济力量。本文将从经济发展及全球化的视角入手，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在时代潮流中“复兴”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和制度障碍，最后提出相关政策改革的方向。

二、传统文化中顺应经济规律的维度

传统文化中顺应经济规律的维度，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文化”维度。二十大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四个自信之一。事实上，厘清传统文化中“亲市场”的因素，发挥其对完善市场机制的促进作用，就是既做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建设”，又有利于复兴传统文化。

那么传统文化中哪些维度“亲市场”呢？在全球化的今天，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一般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市场机制和法制体系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良好的产权保护以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从现实经验来看，这三个方面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对现代经济增长起着最关键的作用。中国当前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要立足于这三个市场经济的一般性特征。一般认为传统中国是不具备这三点的，这是我们需要移植或者是重新构建的。我们知道要在一个完全没有这方面基础的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很容易事倍功半，甚至是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因此，本文首先需要回答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包含了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因素。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顺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因素，不仅有助于从历史传统中为当前我们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寻找线索，也有利于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增长之间更有效地对话。

尽管既有文献已经发现传统文化能够促进现代经济增长，我们很难判断这是在正式制度建立之前短期存在的，还是被嵌入正式制度当中会长期存在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文献往往就文化谈文化，并没有将其放入系统的理论框架中。我们从现代经济学理论角度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顺应及阻碍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经济增长的维度，就可以清晰地区分传统文化的某一维度今天仍然在起作用，仅仅是因为路径依赖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逐渐消失，还是因为它是符合现代经济增长规律并会被嵌入正式制度中长期存在的。我们接着从市场经济体制的三个方面，即市场机制和法制体系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良好的产权保护以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来逐一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市场”因素。

（一）宗族网络与资源配置方式

宗族网络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它事实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市场与法制，而替代市场与法制进行资源配置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宗族网络，比如乡村公共资源仅限于族人使用、土地买卖时族人优先等等。传统观点一般认为这种依赖宗族和血缘的资源配置机制是不“亲市场”的，因为它会阻碍在陌生人中形成一个契约社会，从而阻碍了市场机制与法制体系的发育。根据经济学理论，在经济发展早期，分工程度低、交易范围小，基于关系的资源配置（如中国传统的依赖亲缘关系、地缘关系、权力关系进行资源配置）是一种较好的治理结构，优于基于市场和法制的资源配置结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分工程度提高、交易规模扩大，基于市场和法制的资源配置机制的边际交易成本越来越低。因此，基于市场和法制的资源配置机制逐渐取代基于关系的资源配置结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然而，近年来以华南学派为主的一些研究在宗族内部发现了基于合同进行合作的现象，这对传统的认为宗族与合约是一对替代关系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事实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宗族并不是同质的，宗族内部的差异巨大。宗族本身也在随着经济发展发生演变，比如郑振满和科大卫等华南学派代表学者就指出华南一带的宗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经济组织，科大卫还进一步指出祭祀活动就像是隐形的合同，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口流动及城市化都在逐渐瓦解宗族网络。尽管宗族文化的载体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逐渐消失，但是宗族文化能够提炼出的文化符号及文化基因仍然能够为现代化所用。比如族谱，近年来出现了很多散居各地的大家族编修族谱的现象。大家族编修族谱的行为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恰恰类似于科大卫提到的祭祀活动，均是一种隐形的合同，能够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另外，宗族网络的高协作程度及集体主义倾向都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符号及文化基因，脱离了宗族网络这一载体而独立存在。而高协作程度及集体主义与市场经济其实并不矛盾，而是一种补充，它对于很多经济活动诸如公司经营、民间融资等，均能够显著降低其交易成本。

（二）农耕文明时期的农业生产方式与良好的产权制度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良好的产权保护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石。只有保护私有产权，才能保护个人的产权和决策权，由此才能产生和保护大量的企业家，才会产生大量的发明创造，才有大量高效率的企业。然而，一般认为传统中国的制度深受两千年的皇权帝制和苏俄制度的影响，良好产权制度的成分极其微弱。考虑到良好产权制度的缺失及其在现代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当前政府也在大力推进完善产权制度，二十大也把完善产权保护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而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产权保护的线索，对于降低构建正式产权制度的成本、提高构建正式产权制度的效率，避免其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是至关重要的。

国际上关于产权制度历史起源的文献往往从土地集中程度这一角度进行分析。与之类似，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认为中国缺乏良好产权制度的逻辑是，中国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经济体，松散的自耕农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高，因此与贵族阶层的议价能力弱，保护私人产权的能力就弱。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对比历史上不同地区的土地集中程度，我们会发现并非所有地区在历史上都是以自耕农为主的经济体，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比如据《中国农村经济资料》（1935）记载，浙江义乌、丽水等地超过50%的土地都集中在地主手中，而山西平顺、屯留地主所占土地仅占当地土地面积的20%左右。历史上土地集中程度越高，地主与佃农会形成一个有效运转的经济体，这个经济体与松散的自耕农相比，集体行动交易成本更低、与官府的议价能力更强。有证据显示历史上土地集中程度高的地区政府摊派税费难度更高。因此，传统中国土地集中程度高的地区，产权制度发育越好。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地区今天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会更高，政府对企业的罚款会更透明、给予企业的优惠政策一致性会更强等。我们的经验研究也发现，历史上的土地集中程度与当前的私人投资之间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

历史上的土地集中程度所带来的良好的产权制度不仅能够促进私人投资，还能够约束政府行为，而这些都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比如我们自己的研究发现，土地产权保护传统好的城市，今天新城规划更有效率，新城规划面积更小、密度更高、离主城区更近。再比如我们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历史上土地集中程度越高的地区，人们反抗地方政府自行加征税负的概率越高，今天城投债的发行也会更健康，因为与历史上产权保护较差、不存在抗捐传统的地区相比，存在抗捐传统的地区当地政府难以强制要求当地企业承担城投债，城投债必须依赖市场机制而非行政手段售卖，因此，其债务发行必须符合市场规律才有可能成功出售，即风险越高的城投债，其利率必须更高。而这反过来会遏制部分风险等级高、盈利能力差的城投债务的发行。我们给出一些数字对比：历史上存在抗捐事件的地区，今天城投债的风险等级大概接近AAA-，而不存在抗捐事件的地区城投债风险等级靠近AA级；前者担保类城投债发行只数比重约19%，而后者高达28%；2018−2020年163起地级市发行的城投债的违约事件中，发生在历史上存在抗捐事件地区的仅34件，而在历史上不存在抗捐事件地区的有118件。

无论是良好的产权制度，还是权力被约束的政府，都是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上，良好的产权制度和权力被约束的政府对我们而言不是外来移植的，而是可以在我们的历史传统中找到线索的。尽管今天中国已经从农耕文明转变为工业文明，良好的产权制度及权力被约束的政府却仍然延续下来，已经脱离农耕文明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比如政府透明度排名、政府官网中专门的政务公开专网等，这都是历史上产权保护的传统参与到今天地区产权制度完善过程中的表现和证据。

对政府而言，在构建和完善产权制度的过程中应该意识到历史传统的作用，因地制宜，在历史上有良好的产权保护传统的地区，政府推进完善产权制度是事半功倍的，而在历史上缺乏产权保护传统的地区，政府需要借鉴别的地区的良好传统，包括参与政府透明度排名、在政府官网中设立专门的政务公开专网等，接受自下而上的约束，推进本地区产权制度的完善。

（三）传统文化中的公共性维度如何促进要素市场的完善

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能够保证生产要素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一般认为中国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是受到了限制的，而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如果其跨地区流动受到限制，就不会得到一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这种限制既包括制度限制，也包括文化限制。而制约劳动力流动的文化维度主要指的就是传统文化中局部性的、非公共性的维度，比如族谱、祠堂、村层面组织修建水利设施等内部整合型的社会资本，我们将此类文化维度称之为“局部性”的文化。这类“局部性”的文化会导致当地人们不愿意流动到外地打工，或者到外地打工但是会把赚得的钱寄回家乡等等，也就是说“局部性”的文化会将要素（劳动力、资金等）固定在家乡，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高虹、陆铭发现，当一个村庄内部整合型的社会资本比较强时，比如村民之间的信任程度较高时，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就升高了，于是打工概率会相应下降。整合型的社会资本还会导致村民哪怕外出打工，也会选择原先的社群网络所在的地区。

传统文化中同样也包含了全局性的、公共性的维度，比如国家观念、国家层面的公共活动，历史上国家组织修建水利设施、打破宗族聚居格局的历史冲击等等，我们将此类文化维度称之为“公共性”的文化。这类“公共性”的文化可能会导致当地人们更愿意流动到外地打工，参与到流入地的公共事务当中，促进市民文化的形成等等。也就是说，这种“公共性”的文化维度能够帮助构建一个更为完善的要素流动市场。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口流动及城市化在逐渐打破族谱、祠堂等传统农村内部整合型的社会资本。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局部性维度的社会资本中提炼出一些与现代经济增长兼容的、能够促进现代经济增长的文化元素，这样不仅可以打通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通道，也可以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历久弥新。首先，族谱、祠堂这些农村传统宗族网络的载体正在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消失，但是传统宗族网络所蕴含的高协作程度及集体主义却作为一种文化元素独立出来，而这一文化元素不仅可以降低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而且与以市场与法制为基础的现代化进程并不冲突。其次，城市化进程及人口流动正在使得原先传统农村社会中仅局限于村内部的局部性社会资本突破旧有局限，比如原先局限于村内部的族谱、祠堂逐渐演变为跨越地区的更大范围内的云族谱及云祭祀，而这正是现代化打通了家族与社会之间的通道，让传统的局部性的社会资本演变为全局性的社会资本，使得内部整合带来的高协作程度及低交易成本在一个更大范围内适用。

三、传统文化中不顺应经济规律的维度及其变迁

上文我们分析了传统文化中顺应经济规律的维度。不同于既有文献所分析的传统文化对正式制度的补充，尽管能够促进现代经济增长，却很难判断这是在正式制度建立之前短期存在的，还是被嵌入正式制度当中会长期存在的；我们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框架下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顺应市场经济一般性特征的维度，并指出这些文化维度不仅能够参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之中、促进现代经济增长，还能够帮助实现文化复兴。那么对于传统文化中那些不顺应经济规律的因素，我们应该如何做？是否需要使用行政手段将其消解？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哪些因素不顺应经济规律，然后观察其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否起到了负面影响。

（一）宗族文化与市场机制

尽管既有文献一致认为中国传统宗族文化最典型的弊端，就是会阻碍了市场机制与法制体系的发育，迄今为止，并没有相关的经验证据证明宗族网络确实阻碍了契约精神及法制体系的发育。我们认为原因可能在于两方面：第一，随着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加剧，宗族聚居的格局逐渐被打破，族人之间频繁的交往所带来的低交易成本也逐渐丧失；第二，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尤其是交易标的物价值的上升，交易风险增加，基于宗族和血缘的合作无法满足规避风险的需求，哪怕族人之间也更倾向于基于合同进行合作。这些都使得基于宗族和血缘进行资源配置相对于市场机制与法制体系的优势逐渐下降，构建及完善市场机制与法制体系成为更合适的选择。

这说明，传统文化中不顺应经济规律的因素可能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重新塑造。郭云南、姚洋发现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网络作为传统农村的典型特征，其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趋于弱化。我们针对宗族械斗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我们发现，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大规模的新农村建设乡村拆迁和农户搬迁，宗族械斗对性别失衡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同时，随着人口流出，宗族械斗对教育的负面影响也减弱了。

（二）传统文化中的非公共性维度与外部公共参与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及了局部性的社会资本，即提高村庄内部整合性的社会资本，可能会对农村劳动力及资本形成一种向内的拉力，而这会阻碍农村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事实上，传统社会学理论也存在同样的担心，即一种“向内”的社会资本在促进社区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可能会降低社区外部连接力，即社区与其他社区、政府和市场的联系。联系到中国问题，传统农村社会的这种局部性社会资本可能会阻碍农村生产要素的外部参与。然而，我们自己的一项针对农村传统社会中民间组织修筑水利设施的研究却发现，历史上民间修筑水利设施会显著促进今天村民参与村集体事务的积极性，却并不会显著降低当前人们的外部公共参与，也就是说并不会降低人们对政治团体、社会公益组织、校友会等的参与。

这一结果恰恰说明了不顺应经济规律的传统文化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被重新塑造。在人口流动较慢的社会中，社区之间相对封闭，人们享受的公共服务主要来自本社区，本社区的公共服务越充足，人们对社区外部公共服务的需求就会越低，因此人们对本社区公共参与的提高很可能会降低其对社区外部的公共参与。不同的是，在人口流动快的社会中，人们享受的公共服务不仅来自本社区，也来自社区之外，因此，人们对本社区公共参与的提高可能并不会降低其对社区外部的公共参与。正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及频繁的人口流动降低了这种局部性的传统社会资本对外部公共参与的负面影响。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潮流中的变迁

如果说封闭经济中传统文化在当前时代潮流中起作用取决于经济发展，那么随着全球范围内专业化分工的不断加深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传统文化与时代潮流的交互作用还必须考虑全球化。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了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分工的重要性，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则促使生产活动由一国内部或区域间的分工转变成全球范围内分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融入了第一波经济全球化，获取“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即凭借低廉的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优势从事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加工、组装、制造等环节的活动。实践证明，这是具有高度成效的。然而，随着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中国“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将趋于结束。

第二波全球化红利有别于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其核心是吸收国内外高级生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全球价值链高端产业如金融、传媒、咨询、会展、教育、医疗、法律的发展。如何抓住第二波“全球化红利”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而文化在抓住第二波“全球化红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二波全球化中人力资本的流动，特别是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业的发展会遇到的直接问题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之间会存在文化的碰撞，而“文明的冲突”会降低国际经济活动的效率。

然而迄今为止，关于文化因素对中国在全球化中获取红利的影响，以及面对全球化潮流中国传统文化应如何调整以获取更多红利，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很不足够。在下文中，我们首先分析“文明的冲突”对中国在全球化中获取红利的影响，接着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潮流中的调整。

（一）“文明冲突”对中国在全球化中获取红利的影响

我们从移民及宗教传播这两个角度切入，分析“文明冲突”对中国在全球化中获取红利的影响。移民对两国文化交融及经济互动的影响举足轻重；而宗教是所有潜在的文明维度中，被认为对大多数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具有普遍的影响。因此，从影响程度来看，我们认为宗教传播和移民是对中国与国际社会文明融合影响最大的两个途径。

1.移民。

移民的影响有两层含义；（1）移民本身会往母国投资；（2）移民与本地人的沟通、交流甚至通婚会让移民流入地更了解移民来源地文化，降低与移民来源地之间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1949年前，中国前往世界各国的移民已经高达1200万，其中往新加坡的移民高达85万左右，往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移民高达500万左右，往其他基督教国家的移民则接近240万。到1990年前后，中国前往世界各国的移民已经高达2000多万，其中往基督教国家的移民增长最快，已经接近1000万，往新加坡的移民也高达194.5万左右，往东南亚国家移民的增长数据不详，往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移民也有接近80万。这些移民给母国带来了大量的投资，我们可以从一些地方志中的记载里窥探一二。比如《江苏省志·侨务志》中就记载：

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间，还有不少江苏籍蔡际云、杨俊生、薛福基等旅外侨胞，分别在省内的江浦、金坛、苏州、南京、无锡、昆山和上海（当时隶属江苏省）等地定居，先后投资兴办万丰堂农场、茅麓公司、华兴农业有限公司、大中华公司、振东垦植公司等农业企业，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大中华造船机器公司、大中华橡胶厂、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先施百货公司、新新百货公司等工商企业，以及中南银行、东亚银行、工商银行、华商银行等金融企业。

上述投资，作为民族资本的组成部分，对于振兴民族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及社会经济转型，曾起了相当的积极作用。1978年后，华侨在中国的投资同样也是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先锋和主力。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移民都给中国带来了显著的投资，而这些投资不仅是中国所吸收外资的先锋和主力，也为中国的开放、原国有企业和农村乡镇改革、中国经济的转型及整体经济的不断增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2.宗教传播。

国际上关于“文明冲突”对国际经济活动影响的研究已有很多。既有文献主要着眼于移民及方言，发现移民能够通过提高对移民来源国的熟悉程度、信任等来增加对移民来源国的直接投资及贸易；方言则通过降低沟通障碍促进国际贸易。此外，柏林墙倒塌、跨大西洋电报的建立等也都会通过降低文明冲突来促进国际经济活动。

我们自己的研究探究文明冲突对中国的国际经济活动的影响。历史上全球三大宗教对中国都有较深影响，而且不同地区受到每一种宗教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两个地区宗教距离越接近，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就越接近，合作的交易成本就会越低。我们自己的研究确实发现：一地区历史上受佛教的影响较深，今天接收到的来自佛教国家的外资会显著多于其他地区，而接收到的来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家的外资则并不会显著多于其他地区；同理，我们也得到了对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的类似结论。

（二）全球化潮流中文化的变迁

中华文化复兴其本质指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的过程既包括了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包括中国在这一转型时期同时也经历着全球化的进程，碰到了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冲突以及交叉渗透和融合的问题。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不光是中国自身文化的调整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实际上也会涉及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经济体的适应。而要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就需要更有效地与国际社会对话，这就需要在经济上及在文化上与国际社会有共性。

事实上，不管在哪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都是其中的基础，而市场经济体制是其中的核心。各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我们在前文已经将其归纳为以市场和法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良好的产权制度及无障碍的要素流动。在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如果离开了这些市场经济的共性，则很难实现不同国家市场体系的对接，这不仅会对全球化形成阻碍，也会降低中国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的效率。

传统观点往往认为以市场和法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良好的产权制度及无障碍的要素流动对中国而言完全外生的，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的。然而，事实上这些市场经济的共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同样可以找到根源。正如前文论述的，我们传统的宗族文化中就存在家族成员内部基于合同进行合作的传统，已经体现出成员之间平等谈判、权利义务对等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契约精神，这是今天我们完善以市场和法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的文化基础。传统文化中也同样存在利于构建良好的产权制度及畅通的要素流动市场的因素。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些维度弘扬，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也有利于让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能与国际社会有效沟通、被国际社会认同的方式走上国际舞台，向国际社会讲好能被其普遍接受的“中国故事”、提供关于中国发展的可供借鉴的普遍性原理，实现中华文化复兴。

五、结 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一个城市化率只有18%的初始状态开始经济起飞，在短短的40多年时间里，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经济总量第二、人均GDP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现代化国家。政府也开始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并重”。二十大提出的战略部署与过去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不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转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把文化提高到了民族复兴的高度。

然而，如何实现文化复兴，这一点无论在学理上还是政策层面都未完全厘清。传统观点往往就文化谈文化，将文化复兴与经济发展割裂，或者将文化复兴看作经济发展之后的一个副产品。政府为推动文化复兴所做的也往往集中在影视、非遗、旅游等文化产业、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及文化市场。这种做法显然是跟经济基础割裂的。我们应该意识到，影视、非遗、旅游等等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面，光传播外在表现是不足以支撑文化历久弥新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定是根植于历史上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基础而产生的，我们从这一角度入手，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并将其中顺应现代经济增长规律的维度弘扬，有经济基础做支撑的文化才有生命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关键，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核心。

经济学理论将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归结为三个要素：以市场和法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良好的产权制度及无障碍的要素流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这三个要素的因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顺应经济规律的维度。正如我们前文论述的，我们传统的宗族文化已经随着经济发展发生变迁，尽管传统宗族网络会随着城市化及人口流动而逐渐瓦解，其蕴含的高协作程度及低交易成本却被提炼出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而独立存在，而这是与现代经济增长兼容的。农耕文明时期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所形成的保护私人产权的传统会参与到今天产权制度的构建当中。传统文化中的公共性维度则会推动建立一个劳动力、资本等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这些维度已经嵌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及现代经济增长之中，并且也自然地通过学术、文学、建筑等有形的或无形的社会资本表现出来。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经济，中国加入全球化以来，已经借助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获得了巨大的全球化红利。随着第二波全球化的推进，人力资本的流动和金融、教育、医疗等服务业的发展会面临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冲突以及交叉融合的问题。如何在全球化潮流中调节中国传统文化，以便让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经济体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也让国际社会更好地适应中国，这些都是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这方面的研究同样仅仅流于影视、非遗、旅游等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等。笔者提出，建立一个具有世界上绝大部分市场经济体都具备的共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经济增长机制，是实现与国际社会更有效对话的基础。这不仅有助于实现与不同国家市场体系的对接、提高与国际社会进行对话的效率、促进全球化的形成，也能够让参与塑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经济增长机制的传统文化历久弥新，实现中华文化复兴。

最后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或许将会进一步凸显。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生产决定了正式制度会发挥更大的功能，而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发展所带来的个性化需求及非标准化生产，则意味着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将会逐渐回升。餐饮、家政、艺术、金融等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这其中所产生的冲突很多是正式制度难以覆盖的，在西方社会中往往通过宗教来加以规范，而在中国社会中，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正好可以用来弥补这一缺失。这既是传统文化为现代化提供资源，也是现代化为传统文化历久弥新提供渠道。同时，这也为中国崛起之后，如何在下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提供了一个答案。依靠宗教来规范后工业化时代正式制度不能完全覆盖的人与人之间直接互动所产生的冲突，其所带来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文明冲突，而传统中国文化是和合文化，在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和合文化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同文明如何和合交融、和谐共处提供了一个方向，这也是中国崛起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寻找的答案。

本文原载《学术月刊》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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