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治娼理路、措施与成败

娼妓问题是人类的昨天乃至今天最丑恶的性现象之一，也是中国社会躯体内的痼疾与恶瘤，其治理是国人亟待解决而又深感困难和沉重的话题。清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的颓势封建王朝，但它却是第一个真正着手全面整治娼妓问题的王朝。其早期对娼妓顽疾的治理，几乎到了“斩决”的程度。尽管晚期因时局变迁，不得不自行解禁，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但其初衷也是试图以“合法”来限制“非法”，进而逐渐达到禁绝娼妓之效。然而，清王朝两种治理理路之实践，均未能阻止娼妓之风盛行，相反还成为娼妓极为繁盛的朝代。此中缘由值得探索，亦催人思量现代治理娼妓顽疾之路。有感于此，笔者拟对清代娼妓问题进行回顾和研究，总结其治娼理路和举措，探析其成败及原因，以期对我国现阶段娼妓问题的治理有所裨益。

一、清代娼妓概况

清初，统治者基于明末纵欲风气盛行，以致娼妓繁盛，在江南还出现了“妓家各分门户，争艳献媚，斗胜夸奇”[1]（p3640）的景象，为维护社会风化及社会秩序，厉行查禁娼妓，一度遏制了娼妓顽疾继续蔓延和泛滥之势。

然而，清王朝的查禁只是结束了官妓的风流使命，私妓则乘隙而起。史载“由顺治历康熙，虽用国家明令法律，消灭了历代相沿的官妓制度”，但“雍乾以后，娼妓则依然存在”。[2]（p258）“当时如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宁波、潮嘉等地，裙屐声歌，都非常繁盛”[2]（p260）。由于“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尤喜狭邪之游。在江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箫鼓，殆无虚日。妓之工于一艺者，如琵琶、鼓板、昆曲、小调，莫不童而习之，间亦有能诗画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连竟日，传播一时，才子佳人，芳声共著。”[3]（卷 7p193）不仅天子脚下的京城有大量娼妓存在。就连边远的西藏地区亦有“名妓”存在。史载“鄂云浦中丞(即鄂顺安，道咸间曾任驻藏大臣帮办) 驻藏时，有一傅粉抹脂者，居然名妓也。身价甚高，招之不能即至。其名四字，人唤不清即以‘仓场侍郎’呼之，盖其字音相近也。可为绝倒。”[4]（p83）娼妓还分门别类，不仅有私人单独营业的私娼，亦有豪门豢养的专门用于接待往来客人和娱乐的“家妓”；既有私人开设的青楼妓院，也有各地广泛存在的船妓。史载“广州珠江蜑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5]（p62），“福建省城南门外地名南台，人烟辐辏，泊舟者甚多，大半妓船也。”[3]（卷 14p385）

法国人蒲罗儿曾说：“凡一个国家，当国势颠危，民众起来革命时候，社会上骄奢淫佚（逸），比平时来得格外厉害”[2]（p321）。鸦片战争后，中国先后有约开、自开商埠一百有余，它们在欧风美雨侵袭之下迅速发展，早期现代化得以启动，城市结构发生转化，而清廷处于外侵内乱的境地，娼业因而更盛。各地私妓公然各立门户，麟次而居，或倚门迎客，或招摇过市。其时上海娼妓事业与工商业有骈进之势，其“青楼之盛，甲于天下。十里洋场，钗光鬓影，几如过江之鲫。”且“每逢国家有变故，而海上北里繁盛，益倍于从前。”[2]（p285）咸丰时北京城也“妓风大炽，胭脂、石头等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6]（p5155）尽管南方在太平天国的所辖城市中，曾出现过“娼妓是完全绝迹的” [7]（p253）的景象。但好景不长，娼妓或变相娼妓很快便呈泛滥之势。不仅诸王及其官佐养家妓、私妓成风，最后就连普通战士也可到“女馆”享受性服务。“同治中兴”期间，通过北京政变上台的慈禧修订了《大清律例》，删除了“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照例治罪”[8]（p105）的内容，默认了妓院存在的合法性。娼妓因而日趋“繁荣娼盛”，逐渐形成了不同等次的妓女，以供不同消费群体享用。据记载，其时上海最下等者为“钉棚”，“出银币三角于光天化日下，即可求欢。”[2]（p321）娼妓之泛滥由此可见一斑。租界内也呈现出“娼寮妓馆，趍风骈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矣”[9]（p248-249 ）的景象。

庚子之变事发后，联军的“铁蹄”踏遍京城，清王朝国势危如累卵。为维持自己的统治，清王朝遂决意施行新政，整顿政事，以图富强。面对娼妓蔓延而自身治理又深感乏力的状况，清王朝改变了治理娼妓问题的理路，转而沿袭历史传统，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了对娼妓业的查控。1905年，清廷设立了巡警部，后又设立内外城巡警厅，开始抽收妓捐。翌年，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开始将公娼制度向各省推行。清王朝的本意是试图通过加重抽收“花捐”的方式减少娼妓人数，逐渐达到禁绝娼妓之效。此种作法，也许还隐含有吸收西方近代人权理念和法律制度，解除对娼妓的歧视性规定的合理成分。但由于它无异于“官妓”制度的复活。因而客观上助长了清末娼妓业的蔓延，史载“光绪末叶……各妓衣服丽都，彻夜往来，老妓见之，咸谓别有天地，非复人间也。”[6]（p5154）

二、清代治理娼妓问题的理路与措施

（一）各封建王朝治理娼妓问题的历史回顾

在中国，娼妓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殷商时代的“巫娼”，此后在各朝历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在宋代以前似乎不存在道德问题，也未有官方对其社会危害性的记录。因而宫妓、官妓、家妓盛行，各封建王朝没有予以查禁，而是采取设立官办妓院方式进行规范管理，兼而赚取“花粉钱”，佐军需、充国用。至宋代，在程朱理学的影响下始开娼禁，但其旨在纯洁吏治，防止官员的贪图享乐，并无大范围禁娼之举，娼妓从宋代开始趋向平民化即是明证。元代亦与宋同，着重处罚官吏，规定“诸职官频入……娼优之家者，断罪罢职。……诸职官与娼优之妻奸，因娶为妾者，杖七十七，永不叙用”。[10]（p70）但实践推行犹如壁挂黄纸，据马可波罗记载，元大都京城内外就住有不两万五千名公娼。明代尽管礼教的推行与普及达到历史顶点，并有“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与赦，终身弗叙” [11]（p7）的禁令，可由于未能真正得到彻底执行，致使其对娼妓的治理也相当疲软。因此，虽然明代官妓“已不若唐宋之盛，渐有消沉之势”，[10]（p70）但“从各种史料来看，晚明的妓禁已不很严，妓业十分发达”[12]（p79），出现了严酷之礼教与极盛之娼妓并行于世的历史怪象。史载“金陵都会之乡……杂妓名优，献媚争艳，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为肠，不能不为梅花做赋也。”[2]（p202）从万历年间到清兵南下近百年间，金陵产生了不少名妓，如朱无瑕、郑无美、马湘兰、董小宛、卞玉京、柳如是、李香君等。“各地莺花亦颇繁盛。如大同‘婆娘’、扬州‘瘦马’，均为举世所艳称”。[2]（p202）

清灭明王朝后，起初仍然保留了明朝时的乐籍制度。顺治元年（1644年）仍设教坊司，掌管公众大乐。但清政府并未忘记明纵欲而国衰的历史教训。在国势基本稳定后，即开始大力整治娼妓问题。在查禁理路的指导下，从顺治直至嘉庆年间，清政府屡次颁令全面查禁娼妓，不但废止官妓，私娼也在其内。[13]（p61）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强入侵，国情发生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随后又历经太平天国起义，以及列强的侵扰，国势日渐衰微。清廷迫于时势而于1905年开始推行“寓禁于征”的治理理路，尽管主观上依然想通过“规范”以达治理之效，但却变相复活了绝迹已久的“官妓”，客观上助长了清末娼妓业的蔓延。可贵的是，颓势的清王朝并没有听之任之，依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加以治理。

（二）清代查禁理路下的治娼措施

1.谕令废止官妓。清统治者基于明朝中后期“娼妓布满天下”[14]（p225），终致世风日下，形成寻求刺激、纵情逸乐的社会风气的认识，将娼妓与盗贼、赌博、打架并列为社会“四恶”予以查禁。并称“此四恶者，劫人之财，找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15]（p28）为表娼禁之决心，树立表率，清王朝先从宫中做起。顺治八年（1651年），降旨停止宫中教坊女乐，改用48名太监代之。顺治十六年（1659年），再次降旨停止教坊女乐，代之以太监，并确立为“定制”。历经两次革除，京城官妓废止，然而，各省府州县犹存。因此，康熙十二年（1673年）再次谕令省府州县严行禁止提取伶人娼妇，要求各省乐户皆令责削籍，改业为良。自战国设“女闾”以降近2000年的“官妓”制度由是废止。史载“康熙间，裁乐户，遂无官妓”。[16]（p198）

2.严禁官吏狎妓。清律规定，“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 挟妓饮酒亦坐此律) 媒合人减一等。若官员子孙( 应袭荫) 宿娼者, 罪亦如之”[17]。后又规定“凡狎妓宿娼者，谓之行止有污，官吏革职”[18]（p627），“甚至老百姓可以把他拉下轿来揍他一顿”[19]（p199）。“生监兵役人等窝顿土娼，照窝赌治罪。如系偶然存留，为日无多，枷号三月，杖一百。若日月经久，杖徒，再犯杖流。其得受娼家财物者，仍照枉法计赃从重论”[20]。其失察之该地方官，交部照例议处。

3.重惩开设妓院及提供场所者。康熙十九年（1680年）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21]（p9110）嘉庆十六年（1811年）修订《大清律》时仍然规定，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知情容留者，……邻保杖八十，房屋入官。”[2]（p278）

4.除贱为良。在中国，古代的妓女主要来自三类人：一是罪人的家属（妻女）；二是被贩卖的女子；三是误堕风尘的女子。她们的社会身份极其低下，属于贱民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处于奴隶的地位。如元代规定：妓女“不得戴笠子，并穿戴金衣服，及不得骑坐马匹，违者，许诸色人捉拿到官，将马匹给付拿住的人为主；[22]杀死妓女可以不偿命；[23]妓女如果怀孕，未生堕其胎，生辄残其命。[24]一旦沦落为妓女，人的尊严就荡然无存，也不可能与一个有一定财产和地位的男人结婚，充其量也不过是被男人“赎身”而成为妾。因此，清王朝要查禁娼妓，势必要恢复其社会地位。雍正元年（1723年）下令将山西省的乐户、浙江绍兴府的“惰民”、江南徽州府的“伴当”、宁国府的“世仆”、广东省的“蛋户”等削除其籍，恢复其良民身份。同时亦将江西、福建、浙江等省的“棚民”以及广东的“寮民”按户编查。

5.加强文化领域的控制。从顺治到同治，几乎都发布有严禁淫词小说的谕旨。如康熙二十六年、四十年、四十八年、五十三年，雍正二年，乾隆三年、十九年，嘉庆七年、十五年、十八年，道光十四年，咸丰元年，同治七年都有颁布。对违者的处罚也极为峻苛，“凡坊肆市卖一应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体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25]面对淫词小说屡禁不止的状况，嘉庆与道光年间还专门开展了治理淫书的专项斗争，开列了予以查禁的书目。

清末新政时颁布的一系列法律中亦有此方面的规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有如下规定：“所有关涉一切印刷及新闻记载，均须在京师印刷总局注册。”“凡未经注册之印刷人，不论承印何种文书图画，均以犯法论。”要求“凡以印刷或发卖各种印刷物件为业之人，依本律即须就所在营业地方巡警衙门，呈请注册。”[26]（p53-54）此外，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违警律》第七章第三十一条规定：“唱演淫词淫戏者，处以十五日以下、十日以上之拘留，或者十五元以下、十元以上之罚金。”[26]（p20-21）同年颁布的《报律》对报纸的刊登内容也做了规定，要求“报纸不得揭载败坏风俗之语”，“违者发行人、编辑人处二十日以上、六月以下之监禁，或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罚金。”[26]（p61）

（三）清代“寓禁于征”理路下的治娼措施

1.划定经营地点，限制经营规模

以京师为例。其时京师划定了专门的“风月场”，“乐户营业者以巡警厅圈出之地段，并已经允许开设、在卫生局注册者为限。”并将妓院分为四等，依次分为清吟小班、茶室、下处和小下处四，各有一定的数额限制，总数不得超过373家，准增人而不许添开。除“风月场”外，其他地点的嫖娼卖淫行为皆为非法，包括“暂居游娼若招引客人及留客住宿者”、“旅客招致娼优到店住宿及饮酒弹唱者”。[27]（p176）

2.规范娼妓活动

清政府制定了《管理娼妓规则》，各地也有相应管理法规。如北京城市管理法规规定，妓院“不准于临街为惹人观玩之建造或装饰”，[27]（p512）甚至其临街的一面楼房都不得有走廊，妓女不得上街拉客，“不准倚立门前为惹人之举动”[27]（p603）；除在《学堂管理规则》中不准学生召妓外，也规定妓女“不准接待着学校衣服之学生及未成年之客”，妓女需要定期接受卫生局的身体检查，“身有传染病及花柳病者不准仍在乐户接客”。[27]（p504）

3.严惩“偷税漏税”和暗娼

清政府在民政部专门设立了“调查乐户捐委员”，其职责就是监控妓院妓女领照后是否按时纳捐。“先令漏捐之妓补足正捐外，仍再罚乐户捐、妓捐各一分，以示儆戒。倘不照缴，即将乐户主人惩办。”[28]对暗娼，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的《违警律》第七章第三十一条规定，“暗娼卖奸或代媒合及容止者，处以十五日以下、十日以上之拘留，或者十五元以下、十元以上之罚金。” [26]（p20-21）

4.对娼妓施行保护和救济

清王朝对自愿为娼者施行保护，规定“年未满十六岁或已满十六岁而身体未发达者不得为娼妓”[27]（p504）；“有亲族人等不愿其为娼妓及不登入娼妓名籍者均不得为娼妓”[27]（p502）。政府对娼妓营业有一些保护性规定，“怀孕己至五个月者不准留客住宿”[27]（p514）；“领家不准虐待娼妓”、“领家不得强迫妓女留客住宿”、“娼妓有愿从良者，领家不得妨害其身体自由并勒索重价多方掯阻”。[27]（p515）同时民政部还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十日，批准设立京师济良所，收容诱拐抑勒、来历不明之妓女；被领家需索重价、掯阻从良之妓女；被领家凌辱之妓女；不愿为娼之妓女；无宗可归、无亲可给之妓女。[27]（p452）并授以文化知识和技术，以达开通风气，断其陋习之效。如国文、伦理、算学、手工、烹饪、图画、体操、音乐。[27]（p459）还为其操办择配事项，以解后顾之忧。

三、清代治娼的成败及其原因

清代上述治娼措施，有些是集历朝历代立法与实践之大成，有些是开前朝历代未有之先河。不管是前期立足于“严禁”政策下的治娼措施，还是晚期的“解禁”政策下的治娼措施，其旨皆是为了有效控制和治理娼妓问题，所异是治理理路不同罢了。前者力图通过堵源截流，达到标本兼治之效；后者则直面“无奈的现实”，力图通过积极干预，达到不禁而治之态。尽管施行的结果都不理想，但从两种不同治理理路指导下而施行的治娼措施来看，诚然还是有诸多亮点存在的。姑且不论清王朝最高统治层敢于率先垂范，也不论“解禁”政策下对妓女施行保护和救济迎合了“近代化浪潮”，单就其废止官妓、除贱为良而言，就具有相当深远的历史意义。史载“令下之日，人皆流涕。”[2]（p274）而且清代治娼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如《清稗类钞》中说：“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妓寮。”[2]（p276）《燕台评春录》中也称：“嘉道中六街禁令严，歌郎比户，而平康录事，不敢侨居。士大夫亦恐罹不测少昵妓者。”[2]（p277）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清代两种不同治理理路指导下的治娼实践，结局不仅未能使娼妓绝迹或减少，相反还呈现出娼业日益普及化和公开化的趋势，原因安在？笔者以为，除了性欲本身的“魔力”及天性外，主要有以下原因使然：

1.禁令渐趋松弛

康熙十九年（1680年）规定，“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29]（p9110）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修订《大清律》时规定，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知情容留者，……邻保杖八十，房屋入官。”[2]（p278）“同治中兴”期间，通过北京政变上台的慈禧再次修订《大清律》时，删除了“京师内外拿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照例治罪”[8]（p105）的内容，这等于默认了妓院存在的合法性。而“自清光绪三十一年设巡警部后，复设内外城巡警厅，抽收妓捐，月缴妓捐者为官妓，反是者则为私妓。京师官妓，己为法律所默许。康熙嘉庆间处置开设娼寮及冶游娼寮重典，己不适用了。”[2]（p278-279）其时，《违警律》对暗娼卖奸或代媒合及容止者，仅“处以十五日以下、十日以上之拘留，或者十五元以下、十元以上之罚金。”[26]（p20-21）

2.地方官吏未实心贯彻或执行变相

徒法不足以自行，律令若离开实心执行这一关键环节，再良好或再严也是枉然。顾炎武在分析明代虽有治世用重典之方针，但无所用心的士大夫们依然整日沉溺于赌博中的原因时，痛切地指出：明代“赌之不禁，关键在于法律立而不行” [30]（p161），笔者以为清代娼妓的治理亦然，清代律令的实际运作与政府的官方表述之间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即“实践”与“表达”发生“背离”。清代查禁娼妓的律令颁布后，有的官吏很不理解，认为自古“所谓天下正人，理学名儒”，皆“不免于此”，称“粉黛乌裙固无妨于名教也”[31]（卷 10p313），“夫夜合之欲，情不自禁，乃过之小者。”[31]（卷 9p292）官吏对禁令如此费解，其执行自然就会大打折扣。有的官吏以“一旦绝其生计”，“何以得食”为借口，公然唱反调，称“猝难禁也”，主张“事遂已”。[2]（p278-279）江南才子袁枚也有类似观点，他称“娼妓一门，……未尝非安置闲民之良策。”[32]有的还以缉盗为名，称娼妓“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因而主张“不逐娼妓”。[33]（p338）最为痛恨的是，有的官吏常以查禁为名，收取“规费”，使之“合法”。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福建汀漳龙道员记载：“郡城娼楼赌馆，甲于通省，皆各衙门书差舆夫包庇，每月送娼赌费三百元至署，家人十数元，数十元不等，此乃道中陋规。”[34]（p64）官吏执法如斯，清代治娼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3.官吏狎妓，上行下效。官风正，则民风自正；官风恶，则世风必恶。基于此种认识，清廷沿袭宋代以来的传统，严禁官吏狎妓。但“自咸丰以后，随着国势衰败，禁令渐弛，官员狎妓冶游之事逐渐增多了起来，始而不敢公开，继而堂而皇之，毫不隐讳。”[35]（p61）尽管光绪帝时仍有侍讲王庆祺因冶游而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以肃官方”[36]（p6）的记载，但此类终究寥寥。事实上，“在晚清历史上色迷心窍，冶游嫖妓的军政要员甚至皇亲国戚比比皆是。” [8]（p6）其时“官吏狎妓遨游，成为风气。”[2]（p299）在上海租界这一号称世外桃源的地方，“达官贵人，腰缠万贯，来此作寓公的，冠盖往来，络绎不绝” [2]（p299）。见此情景，王书奴先生感慨地说：“近世无官妓，而竟有太守监司俱宿娼者。则清代官吏冶游法令，不是久已成具文了吗？”[2]（p299）史载“延及清末，贵胄大僚，举（俱）狎女娼。”[2]（p282）更甚的是，有的官吏在“窃尝殆遍”后，还厚颜无耻地发表自己的感想。两江总督端方就是如此之流，他称“南北名花，予稍稍物色；唯京江妓女风骚有别趣，他处无以过之。”[37]（p81）头顶有禁令的官吏如此纵欲，对头顶没有禁令的普通人而言，自然会形成一种诱导和暗示，上行下效，终致娼业日趋繁盛。

4.除贱为良与济良所的工作没做好，许多娼妓重操旧业。雍正时代废除了乐籍制度，但是统治者既未对除籍为良后娼妓人员的生活出路做出安排，也未对滋生娼妓的社会土壤予以改良，许多“解放”了的妓女迫于生计又只好重操旧业。加之雍正之后的几代皇帝对此多听之任之，令虽行而禁不止。于是，娼妓又如草原上的野草，“春风吹又生”。史载“嘉道后广州蛋户皆以脂粉为生计。潮嘉曲部中，半皆蛋户女郎。”[2]（p275）王书奴先生谈及此种情形时，深叹“雍正乾隆间所谓解放贱民阶层，不过是一种具文罢了。”[2]（p275）称其“实际亦仅玩弄汉族，笼络人心一政策罢了。”[2]（p273）济良所的效果也大抵类似，后人多有讥抨，称“济良所弊端殊多：论其收容妓女无独立处理之权，凡娼妓到所请求救济者，非呈报前警察厅不得受领；加以该所一切之设施、所女之待遇，异常恶劣；请领所女规则又多缺点，以致不愿为娼之妇女裹足不前”。[38]（p71）

5.清代人口膨胀，性别比例失衡。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的突发期，《清史稿》称，“经累朝休养生息，故户口人数，岁有加增”[39]。特别是自康熙平三藩、收复台湾后，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趋于安定，经济逐步复苏，人口跳跃加增。乾隆六年（1714），全国在册人口数达1.4亿有余，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人口突破了3亿大关。到道光十四年（1834），人口已跃增到4亿以上。与此同时，性别比例则严重失衡。以江苏和浙江为例，1776年江苏的男女比例是128.1:100，至1850年时升至135.1:100，而浙江一些地区竟高达194.7:100。[40]（p215）男女比例如此悬殊，所以“娼妓制度虽从来就不一定是被赞扬、肯定的态度，但它作为一种较为方面的方法，已事实上成为人类婚姻制度的辅助。”[10]（p13-14）

6.色情文化泛滥，推波助澜

色情文化是性文化的消极部分，属低级下流的性文化，具有腐朽性、淫秽性和诱导性的特征。从上文可知，清王朝是比较注重文化领域的控制的，但由于实际施行乏力，铸成色情文化泛滥的事实。其时，“社会上出版的以记注娼优起居、品评名姝、记述花界逸闻韵事、刊登言情文字为内容的报刊就有《游戏报》、《花界繁华报》、《采风报》、《消闲报》、《春江花月报》、《及时行乐报》等20余种。” [35]（p62）许多报馆往往靠色情来赢取读者，借以获得收入。如《采风报》在创刊号中公开称：“人间世风，采取无穷，吾之所采者，世风、文风，下之则雌风，凡是风，无所不采。”[41]（p130）与此同时，一些专门描写优伶、妓女以及文人狎妓的小说也不断涌现。如《品花宝鉴》、《海取冶游录》、《花月痕》、《梦月楼情史》、《醉春风》、《玉楼春》、《妖狐艳史》、《醒名花》、《杏花天》、《巫山艳史》、《五日缘》、《巫梦缘》、《五美缘》、《桃花艳史》、《赛花铃》、《肉蒲团》、《浓情秘史》、《浓情决史》、《姑妄言》、《春灯迷史》、《别有香》、《八段锦》、《载花船》、《续金瓶梅》、《绣屏缘》、《新金瓶梅》、《屋楼志》、《绮楼重梦》、《林兰香》、《空空幻》、《欢喜缘》、《欢喜浪史》、《灯草和尚》、《艳芳配》、《百花魁》、《换夫妻》、《武则天外史》、《哈密野史》、《归莲梦》、《春情野史》、《梧桐影》、《一片情》、《熙朝快史》、《水月灯》、《呼春野史》、《幻中真》、《宫花报》、《春灯闹》、《采花心》、《欢喜浪史》、《妖狐艳史》、《两肉缘》、《鸳鸯影》、《巧缘浪史》、《玉闺红》、《狐狸缘》、《百缘传》、《宿花心》、《玉瓶梅》、《媚娘艳史》、《芙蓉洞》、《催晓梦》等等。这些报刊和小说的大量存在，颠覆了性的传统价值取向，腐蚀了大众的心理和道德防线，污染了社会风气。

结语

清代娼妓问题的治理已成历史往事，但娼妓问题依然存在。面对“禁令愈严，娼妓愈盛”的“怪象”，学界与政界已有将其从“水底”浮出，实行有限的“公开化”的呼声。笔者以为，娼妓问题是一个多维的社会现象，“推究其起源及兴盛，与文化、政治、社会、经济……无不有密切关系”[2]（自序p2），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消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治理之效，不取决于是将娼妓问题置于“水底”，还是“公开化”的治理理路，而取决于社会消极因素的化解程度。清王朝有心治理娼妓问题，且先后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治理理路，但由于无力化解官吏腐败、政令不执行或执行变相、色情文化泛滥等诸多社会存在的消极因素，更不幸的是，当时“西方列强在远东到处施加压力，使清王朝面临的所有问题更趋恶化。”[42]（p232）致使清王朝对娼妓问题的治理最终告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