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论

平播之战，是明朝万历年间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的一场战争。

它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冷、热兵器对抗战，更成为明衰清兴的转折点。

由此，可见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尤其是和平安定的环境对于一个国家平稳发展的重要性。

平播战争及其后果

平播之战，是明朝万历年间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的战争。

明代保留了元朝的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作为土官，实施地方统治。

播州，介于四川、贵州、重庆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是西南夷中之最大者，民悍而财富。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

万历年间，播州土司杨应龙逐渐骄横跋扈，作恶多端，甚至公然起兵反明，并多次打败进剿的明军。

于是明廷大举进军，最后杨应龙兵败自杀。

严格地讲，平播之战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始，绵延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

这场战争爆发的表面起因很简单，但是其背景、成因很复杂。

说远一点，与政治、文化背景有关；说近一点，与中央朝廷平庸无为、官场腐败，地方政权相互倾轧，各民族土司关系不断恶化以及播州土司自身腐化等因素有关。

其成因涉及面大，也不符本文主题，在此不赘述，只谈这场战争的后果。

杨氏统治播州，由唐至明代，二十九世承袭。经过播州之役，统治播州725年的杨氏告终。

此役之胜，大大增强了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威信以及对西南地区的管辖权，也震慑了其它百夷君长，为二百余年来西南夷之盛世，巩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也促进了当地的发展。

这场战争，是大明王朝与杨应龙地方势力在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较量。

这本来是一场没有悬念的较量，但是因为多种因素，绵延多年，双方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其一，军事方面。

战争初期，由于明廷不够重视，未采取有力对策，因而杨应龙占据优势，明军伤亡惨重。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春，杨应龙和朝廷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朝廷兵分三路围剿。杨应龙采用“声东击西”计，以“佯令约降”为幌子，暗中“统兵据关冲杀”，结果“一路明军大败，死伤大半……而他师亦无功”。

明军大败，令朝廷大受震撼，将“快速平剿”策略改为“择时进剿”。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杨应龙公然起兵反明。当时朝廷将兵力重点放在朝鲜之役，曾招抚杨应龙的四川按察副使王士琦被调往朝鲜征倭，因而明廷对西南的军事部署不足。杨应龙更加肆无忌惮，势力急速扩大。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三千人马围剿杨应龙，杨应龙佯败，引诱官军至天邦国(瓮安县东)而全歼。

王师屡败，神宗皇帝龙颜大怒，起用前任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军务，征浙江、福建、云南、广东等省将士，围剿杨应龙。

六月，綦江之战，杨应龙全歼明军官兵五千人，尸体蔽江而下，江水因此变红。

李化龙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一月出兵。

三月，杨应龙攻击朝廷乌江守军，明军投江夺命逃生，淹死数千人，三万人马死伤殆尽，仅数人生还。

随着明廷大军压境，战争态势发生了逆转。经过激战，最终杨应龙兵败。

据遵义海龙屯考古的最新成果表明，这场战争中，播州土司兵的武器以大刀、长矛、弓弩、擂石等为主。而明军使用的兵器较先进，使用了一定数量的枪、炮等热兵器，甚至将刚结束的朝鲜平倭战役中的善用火器的倭寇俘虏，成建制地编入麾下来攻坚。

正如李化龙的奏疏中所说，杨应龙的土司军是"矢石如雨"，明军是"火炮齐发"。

因而，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大规模的一场冷、热兵器的对抗。

即便武器方面有着较大悬殊，明军占据优势。但是杨应龙凭借祖上数百年经营播州积累的实力、险要的山川地形、骁勇的土司兵，与明廷悍然对抗。

于是，明王朝调集南方八省以及援朝战争之军力，出兵共24万。

据李化龙向朝廷的奏报，自明军出师至攻破海龙囤的114天里，杨应龙土兵2万人被杀，13万余人投降；官兵伤亡人数约3万--5万人。（此数据来自遵义地方志官网）

其二，经济及民生方面。

战争，除了拼政治、军事实力之外，主要还是拼经济。打仗实际上打的是钱。

播州之役，历时跨度时间较长，对经济及民生损耗极大。

据李化龙向朝廷的奏报，自明军出师至攻破海龙囤的114天里，播州之役所耗财物为：银1465415两、铜钱1660550文、各色包米319571石、炒米6515石、粟米4157石、干鱼70039斤、食盐123662斤、柴炭182190斤、马草85315束、战马880匹等。（此数据来自遵义地方志官网）

明廷方面，播州之役所用军费(以白银计)，按比较统一的说法是耗银约二百余万两。

内阁大学士王家屏说：“车骑戈甲，连数镇之师，半委山谷矣；金钱刍粟，倾数万之积，尽填沟壑矣；兵老财殚，智穷计绌......坠狡夷之牢笼，而内坐守寸步难移之困局……今时事与资力并当困绌之际，国威与士气并当挫刃之余。”

万历二十七年开始平叛杨应龙，增派赋税之情况“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盈实之户，比二十年之前，十减其伍”。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三月，播军残余势力吴洪、卢文秀等发动叛乱。明廷发兵讨伐，将其平息。

民生因战争而凋敝，百姓的不满情绪不断累积。战争旷日持久，赋税日益增加，使生存压力极大的百姓走向了官逼民反的道路，全国各地接连爆发了流民起义。

平播战争与明衰清兴的直接关系

明神宗时期，进行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朝鲜之役、播州之役。

明神宗发动“万历三大征”的政治背景是：完成了张居正主持的改革，国库充盈，革弊施新。张居正病逝后，万历帝突然消极怠政；朝中党派林立，斗争激烈。

虽然说“万历三大征”最终都获胜，在内政、外交上获得了成果。但是从客观后果事实上讲，使得明王朝元气大伤，短时期内无法恢复，国力衰退。

从战争时间跨度来看。宁夏之役，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至七月；朝鲜之役，自万历二十年（1592年）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持续了七年；播州之役，自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持续了七年。可见，“三大征”时间跨度八年，发生的年代接近甚至部分重合，大小战役密集。

从战争爆发地及用兵地域看。宁夏之役在西北、朝鲜之役在东北、播州之役在西南，地理跨度大，明王朝难免顾此失彼。

从战争等级规模来看。宁夏之役也即镇压哱拜之乱，与播州之役都属于国内战争；朝鲜之役，是作为朝鲜宗主国的明王朝，与朝鲜联合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也即援朝战争，属于跨国战争。因而，明王朝必然是从全国抽调兵力，集众多兵力于一役。

明王朝动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耗费了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这必然严重影响民生和经济。

即使“万历三大征”中规模较小的宁夏之役，耗费“饷金几二百万”（据《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四十一）。

宁夏巡抚杨应聘曾说：“壬辰兵燹（即宁夏之役），遂举二百年之所经营者，荡然如同草味。”（范宗兴校注的《增补万历朔方新志校注》）

此次兵乱，历时八个月，经反复镇压，到年底才艰难平息。中卫以及整个宁夏地区遭受了巨大灾难。

《明史》记载：“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八百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

据此可以粗略统计出“万历三大征”的军事开支高达一千三百万两白银。

明王朝在“三大征”中最终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巨，造成了国库赤字。而且，对之后的国家财政造成了重大负担。

明王朝的国库财政收支集中于三个机构：太仓库、太仆寺和京通仓储。在战争期间，这三个机构的开支直接反映了国力的消耗。

太仓库，掌管贮银。“各省所派剩麦米内库中棉丝绢布、马草、盐课之折银者，籍设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之援例上交者，皆由此库贮存。”经过张居正十年改革，太仓库储备丰盈；而经过“万历三大征”后，库银匮乏。

太仆寺，“掌牧马之政令，隶属兵部”。万历三十五年(1607)太仆寺少卿上书称：“臣稽往牒，在嘉隆年间旧库积至一千余万，盛矣。迨万历十八年，西征拜，借一百六十万;东征倭借五百六十余万;二十七年，为边饷五十万……今老库见存二十七万耳。”

京通仓储，是粮食储备库。《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十一年(1583)十二月，“实在粮共一千八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石有奇”;到万历三十年(1602)，“京仓实在之数四百四十八万余石，仅足两年之支”。

播州之役，是“万历三大征”中最后结束的一场战争，其产生的后果也最直接、最严重。

为平定愈演愈烈的播州之乱，明王朝不得不从刚结束的“朝鲜之役”战场调集20余万大军，长途跋涉，赴西南平叛。

这20余万大军中一大部分的精锐力量是常年驻扎东北的军队。这些军队内调后，明朝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

而且，“三大征”期间乃至战后，军事力量大损，也即常说的“杀敌三千，自损八百”。

例如援朝战争，明朝后期投入10万兵力，最终伤亡3-6万人（据《明史·列传·外国》）。尤其是辽镇（即辽东镇总兵，类似于东北军区）的军事实力被大力削弱，战斗力下降。

据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统计，辽东原有兵额9.5万，至援朝战争战争结束后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只有4万。也即锐减了60%！

于是，本就长期抗衡的外部多方力量，呈现此消彼长的格局。

连年征战对明朝国力产生了巨大消耗，这就无形中为一些有野心的少数民族首领提供了扩展势力的良机。

例如蛰伏已久的北方的蒙古插汉部(即左翼)开始猖獗骚扰，东北的努尔哈赤崛起等。

尤其是，努尔哈赤不断扩充实力，逐步统一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趁明廷党争激烈、防务松弛的时机，悍然发动辽东战争。

在萨尔浒(在今辽宁抚顺) 战役中，后金以少胜多，歼灭明军约5万人而全胜。

此役验证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自播州之役之后，明王朝的国力开始衰弱。

清史专家萧一山认为:"是役也，明倾天下之力，尽征宿将猛士，及朝鲜叶赫精锐┅┅金士卒仅伤数百人，而所获则以巨万计。明清之兴亡，此亦最大关键也。"

后来的事实更残酷：萨尔浒之战惨败后，明王朝在东北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接连丧师失地。

仅25年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昔日庞大的大明帝国土崩瓦解，大清帝国取而代之。

“万历三大征”成为明衰清兴的转折，故有“明实亡于万历”的说法。

做为“万历三大征”最后一场战争的播州之役，则无异于是给明王朝这头巨大而元气大伤的骆驼，又添加了一捆稻草。这种超载负荷，产生了连锁反应，促进了明衰清兴的趋势。

平播战争，与近千年前大唐帝国的“安史之乱”，其复杂的成因、过程及后果何其相似！两者的后果及危害，都是严重影响了国运，使得强盛的帝国国力急转直下，走向衰亡。

由此，可见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尤其是和平安定的环境对于一个国家平稳发展的重要性。

本文参考史料：《明史》、《明神宗实录》、遵义地方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