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凶极恶地镇压

宣统朝一开始，就对人民反清革命强硬镇压，气势汹汹，不顾一切。熊成基率马炮营举行安庆起义后，千余人会合攻城。清安徽巡抚朱家宝据守城池，并命江面兵舰数艘炮轰炮营。起义军弹尽粮绝，向合肥方向撤退，清廷谕两江总督端方等：“亟宜迅速扑灭”，对被俘者“所供党伙，或另有外应，均须立即认真追究缉获，不准含糊了事”。得知起义军余部在皖北“尚有五六百人之多”，恐其与皖北“伏莽”结合“成大股”，令该督抚：“严伤派出各营，兼程追截，迅速歼除。”起义军散匿后，又“严地方文武”认真搜捕，“务将首犯熊成基惩办”。并要求将同谋者“一律殄除，以免死灰复燃。同时，对各省地方官也施加压力。要求各地将事态控制在局部地区，消灭在萌动之中，明令：“倘各省再有乘隙煽乱情事，以致牵动大局，恐该督抚等，难当此重咎也。”

为了阻止流亡到海外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回到国内从事革命活动，特降旨沿江各地“严加防范”。得息海外革命党人向京外各街署局所学堂寄宣传品，令邮传部“迅电各处邮政局”，认真检查，凡有“外洋”寄来汉文函件，字迹封式在五件以上，分致上述各处者，“立即拆阅”，倘有问题，“即刻一律焚毁。”

宣统元年（1909年），湖南水灾，粮食歉收。上自省巡抚岑春萱，下至地主劣绅，以及外国洋行，乘机抢购谷米，囤积居奇，抬高米价，牟取暴利，使人民所受天灾之苦外，更加一层人祸之难。饥民大批涌入长沙。长沙米价一日数涨。以卖水为生的黄某，因饥饿所迫，全家四口人投水自尽。民情激愤。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三日，长沙人民开始捣碓房，抢米店，官府采取高压政策，人民不服，集聚两万余人，拥向巡抚衙门，“殴伤官长，打毁衙署”。岑春莫下令开枪，打死二十余人。事态扩大，群众愤怒达到极点，“有放火烧毁房屋情事”，“焚毁署、学堂，波及教堂”。清政府明知此事“因米价昂贵，要求平而起”，又诬称“有莠民痞棍，从中煽乱”，以证明“非严惩不足以昭炯戒。”令岑春萱“认真弹压”，“速即解散胁从，严挐首要，从重惩办”。并派兵赴湘镇压。岑春萱因为“未能先事预防”，“办事失当”，被罢免。九日，英、美、法、日、德等国派军舰配合清军镇压，群众被捕数百，伤亡无数。

宣统二年（1910年）春节期间，广东新军二、三标与警察发生冲突，一标协统、标统以军警交哄，将初二、初三假日改为运动会,一标“营兵首先哄闹”。初三，革命党人倪映典到一标发动起义，约千余人参加。清政府闻讯，令“迅调水陆防营，严密防范，剿抚兼施，务将首要各犯，设法擒获，悉数歼除。”水师提都李准率防军约二千人，出动步炮兵，滥肆射击捕杀，“几致良莠不分”。清兵“枪炮齐施，当场杀毙叛兵百余名，并斩骑勇头目五人，生擒叛兵黄洪昆等四十余人”。

同年四月十三日，山东莱阳饥民数千人，在曲诗文领导下，抗捐抗税，受到官方压迫，举行武装起义，直至发展到进攻莱阳城。清政府除调集军队镇压外，并派人“密赴该两县，详细访查”起事原因、曲诗文是否土棍、其何以在“不数日间，聚众至万余人”、枪械等系从何而来、有无暗中接济等。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兵镇压，用大炮轰毁莱阳城北柏林庄，血洗各村，屠杀乡民千余人。起义农民不肯屈服，退出莱阳县境，与海阳、荣城一带起义队伍汇合，坚持斗争。

镇压黄花岗起义和成都血案更骇人听闻。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二十九日，同盟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两广总督张鸣岐会同水师提督李准，进行镇压。革命党人八十六人死难。清政府犹令“搜捕余党，从严惩治，毋任漏网”，“毋留余孽”，“并准调广西防营协助”。事后，清廷对镇压革命的刽子手们论功行赏，革命党人最痛恨、屡欲谋杀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着赏穿黄马褂。”

同年四月十一日，清政府以铁路干线均归国有的名义，将已经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又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激起湘川鄂粤人民反对，发展为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清政府铁路国有措施本身就理亏，不敢见阳光，一是失信于民，一是屈从外国压力。矛盾爆发后又不知反省，只知下令“弹压”，“照乱党办法，格杀勿论”。御史陈善同奏：“内乱叠生，亟应设法绥缉”，提出八项措施：“一、修实备；二、禁流言；三、广抚恤；四、节糜费；五、靖盗贼；六、伤更治以苏民困；七、兴实业以厚民生；八、维礼教以防民照。”前五项为治标办法，后三项为治本办法。清廷表示接受，但对治本无计可施，仍侧重以军事压力阻挡日益发展、势不可遏的革命大潮。

人民不满的是以铁路国有为名，排斥民办，向外国出卖路权。武力解决不是正确的出路。湖南、四川等地人民，呼声强烈，斗志高昂。六月下旬，四川绅民、省谘议局副议长罗纶等二千四百余人，呈请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代奏，对铁路国有“不敢从命”。清政府一味强硬，连同代奏的王人文一并斥责。清廷得悉川人为路事将有集会,立即令四川总督赵尔丰严行禁止，严拿倡首惩办。到了七月，“川人因争路事，群情激烈，愈持愈坚”，“自初一日起，罢学罢市”，州县“已有相继罢市并打毁各局所者。”“且又罢税抗粮，为患日甚，大局岌岌可危。”四川巡警道徐樾请求川路暂归商办，以缓和矛盾，维持局面：“军督陈奏请将路事交资政院议，法律应照未议之前暂归商办。如蒙朝旨允许，川患立弭。”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四川民众要求，请川路暂归商办，并请将借款修路一事，交资政院议决。有的官员对路事表示同情，宁愿“以争路罢官”，甚至“军警多助同志会”。御史黄瑞麒奏：“借款官修干路宜仍留商股”。即使从维护清朝统治着想，此类建议亦属可取。昏庸的清王朝，竞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坚持“弹压”、“严行弹压”、“挐办”、“格杀勿论”。其理由，据内阁奉上谕中驳斥赵尔丰的电文中说，实行路事交资政院议决，“窒碍甚多，一经交议，必不以收归国有订借外债为然”。也就是不想让资政院推翻清廷既定方针。其室碍之一为“朝廷岂能因此收回成命”；二为“合同早经签字，业已开卖债票，尤不能轻易取消，致起交涉”；三为事关四省，恐竟相效尤。

内阁的这个回电是在七月初七。赵尔丰遵旨“切实弹压”。七月十五日，保路群众数千人扑攻督署，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谘议局副议长罗纶和议长蒲殿俊等，封闭铁路公司，命军队开枪，打死请愿群众数百人，造成“成都血案”，“流血满地”，“惨不忍睹”，“而赵尔丰尚命示众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