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辛德拉观世界

编辑|辛德拉观世界

公元14—16年的日耳曼战争，是提比略统治期间唯一一次大规模对外军事行动。在很大程度上，这场战争是奥古斯都晚年一系列日耳曼战争的延续。

研究提比略统治初期的日耳曼战争，不仅需要关注公元14—16年的战事本身，还需重新审视奥古斯都晚年的日耳曼战争，以理清提比略统治初期日耳曼战争的历史缘起与经过，深入探究这场战争与提比略终止日耳曼战争的原因。

奥古斯都北方边界计划与日耳曼战争

罗马帝国建立后，奥古斯都并没有停止征战步伐，接连平定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阿尔卑斯山区、伊利里库姆（Illyricum）以及东方。

公元前17年，奥古斯都在罗马城筹办了盛大的世纪庆典（ludiSaeculares）,持续三天三夜的世纪庆典，标志着地中海沿岸、幼发拉底河，以及西班牙地区军事活动的结束，昭示帝国境内的抚定初告完成]。

然而，好景不长。公元前16年，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部落苏冈布里人（Sugamburi）、乌西佩特人（Usipetes）与腾克特里人（Tencteri）便挑起新的祸乱。

他们首先抓捕一些活动于日耳曼领土的罗马商人，将这些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越过莱茵河，劫掠莱茵河左岸的高卢地区。在随后同罗马军队的遭遇战中，日耳曼入侵者大败副帅（legatus）马库斯·洛里乌斯（MarcusLollius）率领的罗马军团，并且缴获一面军旗。

洛里乌斯此次军事灾难令罗马帝国颜面尽失，古典史家多将其与瓦卢斯灾祸相提并论，称洛里乌斯之祸（cladesLolliana），苏维托尼乌斯更是直指此次失利为“可耻的重大失败”。关于此次苏冈布里人等部落为何抓捕并钉死罗马商人，古典史家未有记载。

但罗马与日耳曼人的纠葛，由来已久。从前的日耳曼人与凯尔特人杂居在一起，曾在军事上依附于凯尔特人，随着罗马在军事上取得对凯尔特人的优势地位，日耳曼人开始与凯尔特人分离，并与罗马形成对立。

日耳曼人对罗马的入侵活动，并非一系列孤立事件，必须将之与罗马人在高卢的势力存在相结合。恺撒在军事上征服高卢，但没有完全平定这一地区，部族起义时有发生。公元前1世纪30年代及20年代初高卢地区的骚乱，多次涉及莱茵河右岸日耳曼部落的援助或挑衅，高卢地区的警卫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部落]。

洛里乌斯的军事失利，就其规模而言，不甚巨大，也没有产生严重的直接后果，但这一失利引发了后续一系列大规模战事，成为日耳曼战争的导火索。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迫使帕提亚人归还此前缴获的罗马军旗，取得其统治以来最大的军事和外交成就。

这一事件标志此前一个合法权威仍存动摇的时期结束，进入一个全新的、充满信心的政治时代，其核心政策是宣传一个新的黄金时代。洛里乌斯之祸对奥古斯都的宣传政策是一次沉重打击，对罗马帝国声威造成的损害，远远超过其表面上的物质损失。

为了迎合政治宣传上的“黄金时代”，罗马权威的形象必须得到提升，复仇日耳曼入侵者的战争与一种更宏大的边界计划应运而生。

洛里乌斯之祸后，奥古斯都火速前往高卢，但没有第一时间发动复仇战争，而是驻留帝国西部。在此期间，奥古斯都着手行省组织工作，在高卢和西班牙兴建殖民城市（colonia），并且征收了大量税贡。

与此同时，奥古斯都指派两个继子提比略与德鲁苏斯（NeroClaudiusDrusus）分头领兵，在意大利北部与多瑙河地区作战，意在保卫意大利和高卢边境。

奥古斯都这一时期筹划的政治军事活动，标志着罗马开始对日耳曼人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在确保帝国西部稳定的同时，为日耳曼战争做充分的战前准备。

随着这些地区基本平定，奥古斯都将目光投向莱茵河以东，决心征服日耳曼，以易北河（Elbe）——多瑙河边界取代莱茵河——多瑙河边界。莱茵河作为一条人为屏障，作用甚微。莱茵河东西两侧，均有日耳曼部落居住，一定程度上，莱茵河只是一个边境地区，而非整齐划一的边界线。

恺撒征服高卢后，帝国北方疆域扩张至莱茵河，只是由于日耳曼人的多次入侵，莱茵河地区并不稳定。奥古斯都统治早期，在日耳曼问题上军事与外交手段并用，但效果甚微，高卢地区仍不断受到莱茵河对岸日耳曼入侵者的骚扰。

洛里乌斯之祸使奥古斯都的宣传政策备受打击，同时也为奥古斯都发动日耳曼战争提供了一个绝佳理由。

随着帝国西部的基本平定，奥古斯都得以将注意力转移至莱茵河以东，筹划如何取得明确的边界线]。现代学者认为，奥古斯都晚年之所以发动日耳曼战争，其意图是缩短边界线，寻求更安全的天然疆界。

易北河上游更接近多瑙河中部地区，相比于莱茵河——多瑙河边界，易北河——多瑙河边界将会使帝国北方边界大大缩短和改善。奥古斯都此前指示的政治军事活动，正是将帝国扩张至莱茵河以东边界计划的一部分。随着其他地区战事结束，复仇日耳曼人的战争时机已经成熟。

公元前12年春，德鲁苏斯率军渡过莱茵河，对日耳曼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远征。德鲁苏斯先行军至巴达维亚岛对岸乌西佩特人领土，沿河南下，直逼苏冈布里人部落，蹂躏大片地区。

之后，德鲁苏斯顺莱茵河北航，行至北海，日耳曼部落巴达维亚人（Batavians）与弗里西人（Frisii）望风而降，德鲁苏斯继续挥师向威悉河（Weser）挺进，入侵考基人（Chauci）领土。

德鲁苏斯第一次远征取得惊人胜利，莱茵河河口至威悉河河口之间的海岸地带被征服，巴达维亚人与弗里西人成为附庸部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德鲁苏斯初次远征即大获全胜，为接下来的日耳曼战争铺平道路，长达28年的日耳曼战争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公元前11年—公元前9年，德鲁苏斯延续了自己在日耳曼的军事活动，连续三年发动大规模远征，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在公元前9年的战役中，德鲁苏斯率军挺进至易北河，但没有继续东进，而是在易北河岸边建立一座战功纪念碑，随后撤军返回莱茵河。

根据斯特拉波记载，奥古斯都明令禁止越过易北河，因为奥古斯都认为，避开对易北河以东的进攻，能够防止易北河东西两岸的部落联合，日耳曼战争会更加得心应手。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奥古斯都晚年发动日耳曼战争，其征服计划仅局限至易北河。

经过德鲁苏斯的四次远征，莱茵河至易北河之间的大部分领土臣服于罗马。但在公元前9年的撤军途中，德鲁苏斯坠马受伤，最后因伤感染而死。为纪念德鲁苏斯的赫赫战功，元老院授予德鲁苏斯及其子嗣“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的称号，意为日耳曼征服者。

日耳曼战争进程没有因德鲁苏斯之死而中断。公元前8年，提比略挥师东渡莱茵河，发动新一轮的日耳曼战争。战争的具体过程没有记载，只知提比略在几无任何损失情况下，横扫整个日耳曼]。

公元前7年，日耳曼地区发生小规模叛乱，提比略再次率军镇压，平息局势。提比略公元前8年—公元前7年的战争，巩固了罗马对莱茵河以东的占领，为罗马继续向易北河推进奠定基础，日耳曼行省初步形成。

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日耳曼只是半征服，但罗马在莱茵河以东建立许多军事基地，沿埃姆斯河（Ems）、威悉河与易北河设立哨所，莱茵河沿岸建有大约50个防御工事，这些要塞不仅保卫河流通道，而且充当补给站的角色。

此外，像在其他行省一样，许多罗马商人与工匠定居在这些要塞周围，形成一定规模的罗马定居点。

提比略公元前6年隐退罗德岛之后，统辖日耳曼的继任者鲜有记录，但罗马仍然保持着对日耳曼的强势姿态。

伊利里库姆总督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LuciusDomitiusAhenobarbus）曾于公元1年之前的某个时候，率军自多瑙河上游出发，沿易北河北上，最后渡过易北河，与易北河东岸的部落结盟，在易北河岸建立一座奥古斯都祭坛，并因此被授以凯旋勋章（ornamentatriumphalia）。

虽然这一时期罗马维持了在日耳曼的军事活动，但直到提比略重返日耳曼之前，罗马的推进都没有进一步扩大。

公元4年，奥古斯都先前中意的继承人盖乌斯·恺撒（GaiusCaesar）早逝，日耳曼地区也爆发战争，奥古斯都迫于形势需要，正式收养提比略。随后,奥古斯都再度将提比略派往日耳曼，根据维莱乌斯（VelleiusPaterculus）记载，提比略在这一年的战争中，推进至威悉河以东，新征服日耳曼部落坎尼奈法特人（Canninefates）、阿图阿里伊人（Attuarii）与布鲁克特里人（Bructeri）。

是年冬季，提比略将军队驻扎于日耳曼腹地的利珀河（Lippe）源头，成为第一个率军在日耳曼地区过冬的罗马将领]。次年初春，提比略再度领兵，横越整个日耳曼。据说，除易北河上游与多瑙河中游之间的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之外，所有日耳曼部落都被征服。

提比略还指派一支舰队绕日德兰半岛航行，溯易北河而上，由北向南与陆军汇合。维莱乌斯的记载或许存有夸大成分，但作为提比略麾下骑兵长官，维莱乌斯亲身参与多次日耳曼战役，其所述历史的真实性，亦不容一概否认。

参考文献

1.RobinSeager,PompeytheGreat,BlackwellPublishing,2002.p.61.

2.G.W.Bowersock,AugustusandtheGreekWorld,ClarendonPress,1965.p.44.

3.[古罗马]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7—99页，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