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说到底还是财政问题

最近西方这风景线是越来越热闹了，英、法、德此起彼伏，老百姓轮流上街。特别是法国，作为西方民主的带头大哥，去年年底开始就没消停过，罢工的新闻隔三差五就上头条，每次你以为没事了，其实人家是在积攒力量，没过几天就搞一个更大的新闻出来。

法国老百姓上街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也看了几本有关大革命的书，为写这篇文章也查了些资料，还是那句话，国家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财政问题，写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知道现在欧洲强权是英、法、德，他们三家其实有个共同的祖先，也就是日耳曼人。

这其中法国又不太一样，主体民族是法兰克人，虽然不是开化最早，却是日耳曼人里实力最强，成就最大的一支，国王查理曼一度成了“欧洲一哥”，带上了“罗马人的皇帝”这顶帽子。

后来帝国虽然分崩离析，法拉克人却在法国那一带住下来。因为有祖先光环，所以法国人内心傲娇的一批，上哪儿都抬着头，觉得他们是欧洲最靓的仔。

他们倒是也有傲娇的资本。因为开化的早，所以在各方面都走在欧洲的前列，比如政权的组织形式。

我在前面文章里说过，在其它国家玩封建的时候，法王就已经意识到集权的重要性，但是中世纪法国国王实权力不大，贵族才是基层的实际统治者，要想集权，就得踢开贵族这个中间商，直接和下层老百姓建立联系。

法王采用的方式，就是那个著名的三级会议。

第一次三级会议跟宗教有关。当时的法国国王是腓力四世，作为知名教皇收割机，他觉得法国老百姓给教会交的税钱，最后却辗转流入梵蒂冈的教皇口袋里，这不就是财富流失吗，所以准备截胡，禁止教会的财产流出。但是这事肯定要得罪教皇，当时基督教可是国教，老百姓基本都是信徒，要和教皇对抗必须得跟大家说好，所以招呼三个等级一起坐下来商量，当时的第三等级主要是还是城市市民。

会议效果非常好，法国老百姓虽然信教，但是平常主要接触的都是本地教士，对教皇不感冒，教士们没意见他们也没意见。

法王得了好处，突然意识到三级会议是和老百姓拉关系的好机会，镇不住贵族教士的时候，第三等级还能在旁边帮帮忙，这就跟领导压不住中层时候，就会开扩大会议，把小弟们拉进来一起使劲是一个道理，所以后来就把这套制度常态化。

那时候开会的议题主要是征税。中世纪欧洲那边有个说法，“未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所以要开会先给大家打招呼，说明你征税干啥，打仗修路这种大家都得益的事情没问题，要是给老婆孩子买珠宝，那就不行了。

不过那时候征税还比较公平，雨露均沾，三个等级都要交税，教士和贵族家底厚就多交点，老百姓没钱就少交点，都还过得去。

到此为止，这第一步法王的目的就算达到了，先和老百姓建立联系，混个脸熟，将来有事才好说话。

不过因为封建的性质没变，贵族和老百姓还是上下级关系，天然的关系紧密，所以还有第二步，收回地方权力。

这事就得讲点技巧了，既不能引起老百姓反感，还得让贵族也能接受。

我们知道权力分为事权和财权，事权就是干活的权利，比如你们公司任命你当项目经理，这个管项目的权利就是事权，对于贵族来说，为地方修路搭桥，维持地方治安，这些公共事务就是事权，说白了，事权实际对应的是义务。财权就是收钱的权利，比如你在公司工作有工资和项目经理奖，贵族们依靠地租、税收等形式压榨老百姓，获取的收益这就是财权，财权对应的才是真正的权利。

法王的办法是主动承担事权，但是给贵族们保留财权。

比如修建水利工程，为老百姓调节纷争，地方基建，这些原来都是贵族负责的公共事务，现在就由国王派驻的总督统一管理。贵族们不用承担地方治理义务，在家躺着收钱就好，谁会不喜欢这种方式呢？就跟你们公司在不降工资的情况下，把你调到一个闲散部门，上班摸鱼，奖金还不少拿，你说你是不是得偷笑？

为了让贵族离封地的老百姓远一点，国王发动舆论四处宣传毒鸡汤，类似“高贵的贵族就应该生活巴黎”，“贵族要和国王在一起”，鼓励地方贵族定居首都和城市。

宣传的效果非常不错，贵族纷纷卖掉土地，过上了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当然了也有一部分贵族没上当，一直在地方坚守，这两拨人互相看不上，经常对骂，指责对方背离贵族精神，不过据说大革命后，死死捍卫王权的反倒是那些村里的土贵族，这应该是国王始料未及的。

此外，在最能体现自身价值的军队里，贵族的重要性也慢慢下降。

我们知道封建制下，王国的军队主要是贵族掌控。外敌入侵时候，贵族各自组织本地武装，拼凑成军团开赴前线，就跟三国演义里，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一样，大家各自招募军队。

不过咱们这边是领导统一配发作战工具，西方就不一样，需要各自准备武器战马，就跟游牧民族一样。而在冷兵器时代，盔甲战马那都是奢侈品，普通老百姓是消费不起的。所以军队里的重甲骑兵基本都是贵族和手下的骑士，作为主力部队成员，贵族在军队里的地位无可替代。

但是热兵器时代就不一样了。火枪技术迭代很快，到近代，骑兵在战场上基本就是移动的靶子，而且大家都手持火枪的话，一个经常练武术的贵族和一个种地的农民没啥区别。所以尽管贵族在军队里虽然还会承担指挥作战的义务，但是单从战斗力来说，贵族的地位也就没那么重要了，国王可以绕过贵族，直接从平民招募军队。

所以到大革命前期，贵族基本上已经不干活了，交出所有事权，彻底过上了寄生虫生活。这就麻烦了，要知道对一个地方的管理就体现在事权上，没了事权，你在老百姓眼里就是可有可无，这就跟领导把你从一线调到工会一样，离完蛋也就差不多了。

偏偏这贵族没了事权，但是财权还在手里。

比如有一些贵族虽然定居首都，但是也会委托代理人打理土地，收的租子一分钱都不少拿。

还有一些虽然把土地卖掉了，但是还把着村里的公共设施不放，你种了小麦要磨成面粉吧，磨坊是贵族的，你得给人交使用费。种了葡萄得酿葡萄酒，酒庄也是贵族的，还得交加工费。耕地用到的大牲口，也得给贵族叫租金。

这就让农民更不满意了，这领主们好几年也见不上一面，也不给修路搭桥维持治安，天天从我们这儿收钱，还不给国家交税，凭什么。

多说一句，农村的生产工具其实非常重要，你拥有一辆马车远比你拥有几亩地更容易发家致富。

我国建国初期土改以后，有些人分到了牛、马、车这些农用工具，凭借出租工具，收入很快就超过种地的农民，而且财富有聚集效应，这些人有钱就要买地，逐渐就会形成土地集中。所以后来我们搞人民公社，有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避免农村迅速形成的贫富分化。

所以贵族掌握这些工具以后就可以躺着挣钱了。

那法国农民不能拥有工具吗？

也可以，不过一方面这些工具需要大笔资金购买，老百姓手里没闲钱。另外一方面，法国的税收制度也让大家对拥有财产这事望而却步。

比如说著名的军役税，这个就是根据财产征收的，老百姓你家里要有一辆马车，那就跟你现在家里有辆奔驰一样，妥妥的有钱阶级，就得多交税，而且这个税没有标准，可能一下子就把半辆车交出去了，所以那时候，像马车这种没法隐藏的财产，那是万万不敢往家里请的。

贵族因为免军疫税，没这问题，所以无所谓了。

从这儿大家也能看出来，免税特权并不只是少交点钱这么简单，这种特权有放大效应，往往会给贵族带来很多额外的收益，而且贵族保留财权有很大一部分也体现在免税上，这个咱们后面说。

所以大革命前期的情况是，国王收回了事权，但是没收回财权。但是办事就得花钱，事权和财权是对等关系，国王领了工作但是没有资金预算，这钱从哪儿来呢？

这就跟我国分税制改革后，中央下放事权但是回收财权一样，地方政府也是领了一堆任务，但是没有启动资金，只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当时各地的乱摊牌，乱收费就是这么来的，后来的土地财政也跟这事强相关。

法国国王也是一样，削弱贵族权利靠的是和平赎买，权力倒是集中了，但是政府需要修路修桥，维持军队，还得养庞大的公务员，这都需要大量的钱。

偏偏这法国还处在四战之地，隔海相望的英国就不说了，几百年打打停停一直就不消停，和神罗为了争夺欧洲大陆控制权，更是常年撕逼，打仗就是打钱，到处到缺钱，这钱从哪儿来？

对政府来说，常规办法就是收税，激进一点就是借债，非主流的手段是卖官卖爵，法国的国王们把这些方法都试了个遍。

先说收税。

咱们前面说了，本来国王收税是要三级会议同意，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国王彻底甩开三级会议，放飞自我，那就是英法百年战争。

关于这场战争，大家只要记住一点就行了，法国基本全程被虐，常年处在被灭国的边缘，甚至国王都被英国俘虏了，可见被修理成啥样了。所以百年战争期间三级会议召开的最频繁，不是众筹军费，就是众筹交赎金。

而且因为主战场在法国，老百姓饱受战争之苦，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之前还有“国王打仗关我啥事”的想法，现在战火烧到自己家门口，日子都过不下去，只能是同仇敌忾。

熟悉历史的小伙伴应该知道，面临外敌的时候往往才能报团取暖，这也是民族意识的基础。也正是从英法百年战争以后，法国人才有了国家的概念，这也为后来的集权打下思想基础。

既然重压让大家成了一家人，凑份子一起打鬼子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之前交税还扭扭捏捏各种矫情，现在纷纷慷慨解囊。

这个背景下，大家达成共识，以后国王要征税就征吧，不用开会讨论，一开会来回差旅费、住宿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还不如省下来买军火。所以到查理七世时候，国王获得了可以连续征收商品交易税的权力，把征税常态化，自此以后三级会议就不咋开了。

等到百年战争打完，国王再也不提三级会议的事了，默认自己取得征税权，开始偷摸加税。

而且跟之前税负三个等级均摊不同，国王为了不得罪贵族，主要是从第三等级身上薅羊毛。

办法也比较鸡贼，新增主要税种就是咱们提过的军役税，意思是国家组建军队，需要大家众筹资金。

为啥贵族不用交呢？因为贵族本身就有服兵役的义务，所以免交，实际咱们前面说了，热兵器时代已经不太需要贵族那种重骑兵，贵族们又比较讲究，他们觉得战场上没有马，那和普通士兵有啥区别，所以军队里贵族的数量已经越来越少，相当于贵族啥都不承担。

军役和军役税的重负全落在老百姓身上。比较过分的是，国王看准了这块金字招牌，后来其它税费都往军役税里塞，这就合理合法的避免了得罪贵族，到后来军役税实际上成了老百姓的主要负担。

而且我前面说过，这个军疫税是根据财产征收的。

按理说富人多交点税也没什么问题，但是那个年代没有信息化手段，张三家徒四壁，但没准后院埋着金银财宝呢，李四有三进的大院子，但也有可能就是个空壳，谁富谁穷怎么来评判呢？

所以这摸排财产情况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事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是超级复杂的工程

国王是怎么干的呢?

直接给你们村摊派一个额度，比如1000法郎，至于每个人交多少钱，你们村的情况自己清楚，自行分配。

那每个人交多少钱谁来定呢？答案是大家轮着来，每年都会从村里拉一个倒霉蛋出来，让他来分配税额。

您可能觉得这是个美差，其实不是，你说这乡里乡亲的，你让谁多交让谁少交啊，得罪谁都不好，又不像公务员可以拍屁股走人，你以后还得在村里混呢。所以最后往往是自己倾家荡产把税额补上。

这事看起来匪夷所思，其实在古代非常正常。我国宋朝有一种差役，就是专门负责收税的。也是从村里拉一个人出来，说你就是里正了，里正就类似现在的村长，看起来好像给你升官了，不过别高兴得太早，里正的主要任务就是挨家挨户收税，这事你想想就是吃力不讨好，最后肯定是收不齐，那县太爷不管，收不上来那是你能力不行，自己补齐，所以接了任务的最后往往也是倾家荡产。

这个明显不太合理，所以王安石变法里面的重要一项就是废除差役改为免役法，村里凑钱雇个人干这活，没有互相之间的瓜葛这活也就好干了。后来王安石被清算，朝廷准备废除改革的所有法令，大政敌苏轼还跳出来给变法站台，说王安石的变法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这个免疫法就很好，应该保留。

多说一句，历朝历代治理农村都是大难题，要想搞的明明白白，那就得配置大量基层公务员，治理成本成指数级增长，所以一般政府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算一笔糊涂账拉倒。

我们国家还好，几千年下来村里自然有一套自治秩序。法国就不行了，本来就是上岸没多久的蛮族，根本玩不转。

当时调查人口采用的办法比较老土，教士根据参加教堂集会的人数，按照小孩、女人，老人分类，大概给个权重，胡乱算一个数出来。以这种治理水平，从村里随便拉一个人出来，把活交给他就是最经济的手段了，不过对被选中的人就是灾难。

所以这军役税还弄出一个副产品，大家为了逃避当这个征税官，有点钱就往城市移民，这些农转非的市民，后来就成了大革命的主力。

留在农村的那就真没办法，只能是自求多福。

税负这么重，您说我把这部分成本转嫁到吃面包的人身上行不行呢？

也不行，法国还有个奇葩的谷物限价政策，粮食价格有天花板，上限已经封死，不可能通过抬高粮价把税钱挣出来，只能是从自己身上割肉。而这个政策的理论来源就是从路易十四开始倡导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这个“商”其实并不是大家平常的理解的商人的“商”，而是对外贸易。这派人认为，国家财富没法内生，家里再怎么折腾也是左手倒右手，要实现增量只能从外部获取，所以要搞贸易顺差，外汇积累的越多，国家就越富有。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就得下场干预，调配生产资料，国外需要什么就造什么，全国一盘棋，甚至搞贸易保护，防止贸易逆差带来的财富流失。这个属于典型的外向型经济，有点像我们国家改开初期为了积累外汇想的各种办法。

这思路下，工业品和对外贸易就是国家优先发展的产业，但是蛋糕就那么大，你多吃一口别人就得少吃一口，而且发展工商业需要大量的非农人口，种地的人少了，但是吃饭的人数没变，这些负担最后还得农业承担。所以法国要搞粮食限价，限制农产品自由流动，国家统一调配粮食，通过压榨农民解决工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个本质上和我们国家刚建国时候的统购统销，后来的人民公社一脉相承，其实都是提取农村剩余的一种方式。

农民可就惨了，苦哈哈的干一年，粮食卖不上价，各种税费可是一样的不能少，到手也就剩不下几个钱了。时间一长，大家不愿意种地，都往城里跑，农业也不可避免走向衰败。

所以后来又兴起一个重农主义。这个学派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是土地产出的，一粒种子埋到地里，一年以后结出果实，这个从1到100的过程才是财富的源头，其它一切都是浮云。商业贸易自不必说了，不生产任何产品，完全是搬运工。工业在他们眼里也没什么用，说你造个马车，实际上就是把木头、金属加工组装了一下，这个过程没有任何增量被创造出来，做的都是无用功。

我们现在觉得这种思维非常搞笑，但在那个年代却很有市场，本质上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一种保守思想。

不过这个学派崇尚自然规律，觉得自然的就是最好的，放任不管就能达到最佳状态，所以他们其实是最早的自由经济倡导者，亚当斯密写《国富论》就受重农学派的影响，里面很多观点就来源于最早的重农学派。

也正是因为对农业有异乎寻常的执念，所以他们提倡减轻农民负担，给农业减税，搞粮食自由流通，鼓励大家都去种地。

不过想法是挺好，实际却没法执行，因为国家常年缺钱，城市里又大部分都是免税阶层，整个社会只有农民是造血阶层，也只能可着这一只羊薅羊毛了。

此外，国王也没忘记向教皇开刀。咱们前面说了，第一次三级会议召开就跟税收有关。教皇要把老百姓交的十一税带走，法王说我自己钱都不够用，还伺候你？摁住国内的教士，就不让给教皇打钱。

因为有三级会议和老百姓支持，那几年法国人把教皇折腾的七荤八素，甚至把教皇从意大利抓到法国，囚禁了几十年，那些年几任教皇都是法王直接指定，成了法国的吉祥物，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阿维尼翁之囚”。

反正这法国从来也不像英国或德国那样把宗教当神供着，从来都是该出手是就出手。教会要是听话，那就大家一起合作。要是胳膊肘往外拐，替教皇谋福利，收拾起来也绝不手软。这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法王常年缺钱，教会作为一大金主，肯定不能放过的。

既然连教皇的奶酪都敢动，借债这事就更没负担了。法国常年是欧洲各大银行的大客户，但是信用却很不怎么样，甚至为了赖账，杀债主这种彪事都干了出来。

比如著名的圣殿骑士团，这个宗教组织诞生于十字军东征，因为经常在东西方往来，通过在两边搞汇兑业务，积累大量现金，索性挂牌做起了高利贷买卖，迅速变得富可敌国。法王没少跟他们借钱，后来圣殿骑士团定居法国，作为法国国王的大债主，又坐拥一大笔财富，法王不可能不动心。

1307年10月13日，法王突然发动袭击，逮捕了所有的圣殿骑士团成员，说他们搞基，是宗教异端，给教皇抹黑，不仅没收所有财产，还处死了带头的几个。西方现在经常说的黑色星期五，有一种说法就是来源于这事。

银行关门，欠银行的钱自然也就不用还了，顺便还搬空了银行金库，法王这波操作基本就等同于打劫，没啥技术含量。

多说一句，杀债主的和囚禁教皇的是同一个国王，就是咱们前面说过的腓力四世，这个人曾经入选百大帝王，在法国历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我在前面一篇文章里讲过。

如果单从私德看，这人就是个无赖，但对国家来说，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国王，还是那句话，“慈不掌兵，义不经商”，这事大家自己权衡吧。

借债这事也让法王有了路径依赖，大革命前夕，国王也借了一屁股债，不过大部分都是内债，也就是欠老百姓的。

这事也正常，外债肯定是借不着了，有个杀债主的祖宗，别人还把钱借你，那不是有病吗？所以只能是跟老百姓借，不过这账可就没法赖了，也不可能把老百姓抓来杀掉，只能是硬着头皮还。这也是当年路易十六死活要召开三级会议收税的原因了，确实也是没什么选择了。

至于卖官卖爵，那早就被玩出花了。比如为了敛财，政府凭空创造出一些官员，一个部门一个正的，配十个副的，平时只要3个人干活，多出来的那7个人只要把买官的钱交了就行，也不指望他干活，来不来上班都行。

那您说人家买了官有啥好处呢？

免税呀。所以这事的实质还是国王透支了未来的税收，把未来资源套现，说白了就是寅吃卯粮。

关于这个卖官咱们多说两句，这事是政府敛财的非常规操作，古今中外都一样，比如唐朝的斜封官，皇帝利用特权绕过中书、门下两省，直接任命官员，本来是皇帝给自己特别喜欢的人开后门，不过这就给卖官开了口子，太平公主就利用这个漏洞大肆敛财，到唐朝后期，交钱就能当官这事基本就是半公开了。

明朝后期也卖官，不过比较隐蔽，当时卖的是当官的资格，也就是进国子监学习的资格。国子监大家可能不太熟悉，明代这就是后备官员培训基地，拿了毕业证书才有当官的资格。

早期门槛很高，有真才实学才能进，就跟咱们高考一样有分数线。后来朝廷缺钱，于是降低门槛，能力不够钱来凑。有点像美国名牌大学的捐赠上学，给富二代，官二代开了后门。明朝后期国子监的学生有七成都是这种富二代，这学习的氛围能好就有鬼了。

好在明朝政府还要点脸，挑选后备干部的时候一般先挑有真才实学的，实在没人，才安排这帮纨绔子弟，整体上问题不大。

宋朝倒是不卖官，不过政府也卖一种叫度牒的东西，这玩意就是给僧侣发的执照，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免税，到后期居然变成了硬通货，有时候朝廷没钱，给地方拨款直接发度牒。

其实不管是卖官、卖爵位、还是卖学历，都是对公平的一种损害，长期看透支的政府的未来和信用，不到山穷水尽一般不会用。

不过对于长期缺钱的法王来说，大革命前期，离山穷水尽也差不多了，肯定是有啥卖啥，包括贵族爵位也成了交易筹码。

这个更好操作了，写个委任状，国王签字就能卖钱，谁会不喜欢啊。不过咱们说了，多一个贵族，未来就少收一份税钱，透支的还是未来，所以也不能太放飞自我，而且封的贵族多了，头衔的含金量下降，老贵族们会有意见。

搞笑的是，路易十四还搞过重复利用的彪事，把之前授予的爵位收回来，说有时间期限，大家得继续充钱，硬生生把出售改成出租，算是替后代省了点钱，不过这国王的信用可是越来越差了。

大家能看出来吧，政府想正常运转就得搞钱，搞钱啊的手段就三种，最正常，最没风险的就是收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说的就是这事。其次是借债，这是西方近代的常规操作，英法德那些强权都是这么干的，一般是借了钱打仗抢殖民地，从殖民地薅羊毛再把窟窿堵上，这个过程中实现财富增值，积累家底。

我们国家古代就缺少这种融资手段，可能也是皇帝定位太高，总觉得自己是一家之主，不好意思张口跟儿子们借钱。明朝如果有国债制度，从那些官绅手里把钱弄出来，没准还能续个几十年的命，可惜压根没这觉悟，崇祯挨个找大臣们谈话，让大家交钱报效国家，怎么可能嘛，你朱家的天下，为啥让我放血？折腾一圈只要来几个钢镚，啥也干不了，明朝最后就是缺钱缺死的。

所以借债这事倒不完全是坏事，特别是现代社会，借债已经成了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手段，只要有持续收入，能把借的钱还上，形成正向循环，这就不是啥问题。

最后一种就是卖官卖爵了，这个不多说了，属于饮鸩止渴，国家到这份上基本也就差不多了。

说到这儿大家应该也能看出来了，大革命前期，法国的基本情况就是国家在完成事权集中后，财权没收上来，财政常年赤字，国家极度缺钱，路易十六已经把能想到办法都用了一遍，财政窟窿还是堵不上。

最后的办法只能是向贵族和教士们开刀，把他们手里的财权收回来。但是这特权阶级是好动的？路易十六换了几任财政大臣都没搞定，不得已又把遗忘了一百多年的三级会议想了起来，这也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其实比较一下就能知道，法国大革命前期跟明朝晚期的情况差不多，都是国家极度缺钱，都是底层农民已经被压榨到极限，都是准备向权贵开刀，没啥悬念都失败了，最后一点希望破灭，所以明朝走向灭亡，法国诞生了大革命。

从根上说，还是个财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