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朝统治下，东北民族受到了怎样的影响？对后世有什么作用

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在东北部奴儿干地区设东征元帅府,管辖黑龙江入海口及骨鬼今库页岛。骨鬼在元军东征纳入元朝版图之后,元朝东征元帅府在大德年间曾数次“招抚”、“征讨”骨鬼某些叛逆者的史实。

这些事实皆证实了骨鬼不仅归入元朝版图,且受奴儿干东征元帅府管辖。北部及西北部疆界。辽阳行省北达外兴安岭固,北山即今外兴安岭,居住在精奇里江上游的“使鹿部”通古斯人。辽阳行省西北与岭北行省相接。

岭北行省治所在和林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喀喇和林。其辖区北境远越贝加尔湖,最北可达北冰洋沿岸地区。

元朝结束了辽金时期的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大一统,契月一、女真、汉人等作为被统治民族,与蒙古族之间相互融合,一些民族逐渐消亡,又有一些民族迁入东北,民族分布格局与辽金时期略有变化。

曾经在辽金时期活跃于东北的契月一、奚、渤海等族,到了元代中期以后多融入汉、蒙古等民族之中。

金朝迁到南部已经完全封建化的那部分女真人基本融入汉人等北方民族之中,但留居东北部女真起源地的保持原有渔猎生活的女真人,仍是活跃于元代东北地区的重要民族之一。

蒙古族主要分布在东北的西部地区,汉人主要分布于南部地区女真人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地区。此外,蒙古军队中的色目人将士,或朝廷任命的色目人官员先后进入东北,主要分居在东北的西部和南部,这是西部色目人迁入东北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东南部地区,还分布着许多从朝鲜半岛迁来的高丽人,他们与女真人、汉人杂居相处,成为辽阳行省内民族的一部分。

土著东北、分布地域较广阔的女真人,与辽金两代比较,人口呈现急剧锐减趋势,居住地域亦向东北方向有所退缩。其社会状况较原始,在元代女真分布区内,越往北,由于自然条件差异和距离先进民族更远,其社会发展也越慢。

据此推测,骨鬼女真的社会发展水平至多与吾者野人或乞烈迷相同,或处在更落后的状态。蒙古汗国年间以迄元初,原居辽阳行省西南部的契丹人一度迁曲南迁,旋又相继返回西拉木伦河及其以南地区,并逐渐融入蒙族与汉人之中。

以蒙古大汗王廷为中心,东道诸王又称左手万户封地东到大兴安岭东西地区西道诸王又称右手万户封地西达阿尔泰山一带地区。诸王封地由子孙世袭,拥兵列镇北方。

蒙古汗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以宗王出镇控御新占领的地方。在蒙古东道诸王监镇东北地区的体制下,逐渐设置了各种管理东北民族具体军政事务的机构。忽必烈继位后不久,便于东北地区设置北京行省,至元二年正月,“北京路行省给札刺赤户东徙行粮万石。”

东北地区多诸王、贵戚分地,一般官员很难行使职权,于是以国王头辈哥领行省事,然头辈哥行省镇辽东,身为朝廷命官并不遵守朝廷法规,经常扰民。东道诸王亦轻视朝廷,其“使者传令旨,官吏立听。”为改变着这种状况,朝廷欲加强对东北地区管理,廉希宪到官后,立刻着手治理王公贵族不法之事。

“太祖末年,收辽王耶律薛阁土地,以别勒古台镇广宁,辖辽西而东京、临演二道地在辽东,移斡赤斤镇之。”斡赤斤与别勒古台分别控制辽东、辽西。广宁,为别勒古台的份地,在今辽宁北镇。

帖木哥斡赤斤的封地在嫩江、兴安岭一带,其王府在黑龙江泰来县,故曰移镇东京、临演。这表明自太祖末年便以东道诸王监镇东北地区。

塔察儿之后,王位在其子阿术鲁与乃蛮台之间传袭。阿术鲁一枝一度占有很大权势,其子“诸王乃颜镇辽东。”但乃颜叛后,此枝顿衰,土地、民户被夺,王爵被削。

因此,阿术鲁之弟乃蛮台一枝代之而起,成为帖木哥斡赤斤家族王位的主要继承者。乃蛮台本人于至大元年被授予寿王封号,其后长子脱里出袭寿王之爵,次子学罗之子脱脱于延裕三年被封为辽王。

寿王、辽王于元代后期在辽阳行省十分活跃,特别是辽王脱脱权倾一时,气焰嚣张,甚至“诛屠骨肉”,泰定元年监察御史曾议“别选近族代袭其爵”,皆蒙泰定帝宽有不问。致和元年脱脱参加上都之乱,为齐王月鲁帖木儿所杀。天历二年,改封脱脱之子“牙纳失里为辽王,以脱脱故印赐之。”

辽王一枝一直活跃到元末明初,最后一代辽王阿扎失里归附明政权后,被任命为泰宁卫指挥使。札刺亦儿部的其中之一札惕部的木华黎在成吉思汗时代成为整个札刺亦儿部的新统领,在成吉思汗举兵南下的战争中,木华黎立下汗马功劳。

木华黎卒,速浑察一枝,忽林池头辈哥曾袭国王爵,并曾行省辽阳,忽林池之后,元廷改以朵儿只行省辽阳,但是乃蛮台一枝仍有很大势力,直到元末,其子野先不花依然活动于辽阳行省。木华黎家族与元代辽阳行省关系甚为密切,元末明初的辽阳行省垂相纳哈出也是他的后裔。

随着蒙古势力的向南扩展,札刺亦儿部的分地也逐渐移至辽阳行省的西南部及其以西地区。东道诸王封地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辽阳行省的中北部地区主要指大兴安岭以东包括嫩江流域以及东北流向松花江流域的部分地区。

蒙古东道诸王在元帝国的建立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后来伴随着元朝加强中央集权以及政局的变动,东道诸王与蒙元朝廷的关系也时近时疏,甚至兵戎相见。东道诸王在元帝国中地位十分显赫,这既与其黄金家族的身份密切相关,又取决于他们封地的辽阔和封民的众多。

在历代王朝对东北的统治中,元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元朝不仅将整个东北地区都纳入了分封制、行省制的体系之内,而且大大加强了对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外兴安岭等东北边疆地区的统治。

受蒙汉杂糅政治体制的影响,元朝是东北地区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的大量入迁改变了东北地区的人口构成和生产、生活方式,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代东北地区既是蒙古的东藩所在,又地处边疆、民族众多、地广人稀、毗邻高丽,这就使得东北地区在元朝政治军事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在元朝民分四等的政策下,女真、契丹人等被纳入第三等“汉人”中同等对待,这极大地促进了女真、契丹的汉化进程。在元朝统一理念的管辖下,各民族间融合局面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方面表现明显。

女真儒士与汉儒一样,把通过科举跨入仕途,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元统元年进士录》中有言,汉人、南人第二甲中女真儒士李之英,“贯益都路滕州邹县,民户,蒲察氏,字允达。……父俨,儒学教谕。……乡试已巳科辽阳第二名,会试第二十五名。授大宁路同知锦州事。”

由此可见,李之英之父李俨就是一位儒学教谕,精心培养自己的儿子,经过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终于得到“赐进士出身”,跨进仕途。元代有大量契月一人和女真人在朝廷或地方任职,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他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诏城破当屠之,谍者以告。君私谓食尽援绝,不可复支,吾徒自其分,如生灵无辜何”元统治者遂采纳他的建议,撤销了屠城的诏令。移刺捏兄,契月一人,“沉毅多谋略”,听闻太祖举兵,认为为国复仇时机已到,遂“率其党百余人诣军门献十策,“元统治者命与木华黎取北京城,“下高、利、兴、松、义、锦等二十六城,破五十四寨”,为元朝征讨战争立下汗马功劳。

由于屡立战功,成吉思汗命为宿卫官阁赤。太宗窝阔台时“立中书省,以重山有积勋,授左承相。时耶律楚材为右压相,凡建官立法,任贤使能,与夫分郡邑,定课赋,通潜运,是国用,多用楚材,而重山佐成之。”他与名臣、契丹人耶律楚材一起,在帮助蒙古人改变统治方式上起了很大作用。

“十三年,升左垂,兼大司农卿”,“十四年,迁淮南行省左巫”,“十六年,进阶荣禄大夫,赐玉带一。”“十七年,除大司农。明年,升右压,兼大司农,辞,不允。”“晚岁病痔,数渴告,病益侵,遂卒。自号约斋。有诗文奏议凡若干卷,藏于家。”元廷对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高闹儿曾从成吉思汗西征,又随阔出太子、察罕那演出征,累有功,命为总管管领山前十路匠军。高闹儿一门三代有功于元。名将刘国杰,女真乌古伦氏,其父德宁,蒙古军初下山东时归附,“侍宗王斡成,以椽属从军,久之益见亲用”,官至益都路军民达鲁花赤。

“赵良弼,字辅之,女直人也。本姓术要甲,音讹为赵家,因以赵为氏。世祖南征,召参议元帅事,兼江淮安抚使”。“至元二十三年,卒,年七十。赠推忠诩运功臣、太保、仪同三司,追封韩国公,溢文正。”

此后“大兵南伐宋,授行省左右司都事。”后又任吏部侍郎,并拜侍御史。不久耀升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至元十九年,召为吏部郎中”,“二十一年,迁左赞善大夫。”裕宗为皇太子时,“每进见,必赐坐,顾遇甚优。至元二十六年卒。”

史家评论为,“奇虑识精审,明于大体,而不忽细微,为政卓卓可称虽老于吏学者,自以为不及。为文章尤简严有法,多传于世云。”

上述一系列具体事例,充分表现了元廷对女真人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对那些才能卓著的女真人,能够委以重任,令他们担当要职,管理元朝政治上的诸多事宜,着实难能可贵。

因此说,女真、契丹与汉、蒙古等民族的交流必然促成其自身的汉化。金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本民族的汉化,在金代推行汉化的过程中,太祖、太宗时期属于比较保守的时期,熙宗、海陵王则实行全盘汉化政策。

到了金世宗统治时期,基本上继承了熙宗、海陵王的汉化政策,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在保持和复兴女真所固有的文化中的某些传统的习惯和特色的前提下,大规模地、有条件地吸取汉族先进的文化、政治、经济制度。

金世宗时期的一系列汉化措施,大大加快了女真的汉化进程。在经济上,他竭力在猛安谋克中推行汉化政策。为了改变女真人的游牧生产方式,世宗多次派遣农使到全国各地劝猛安谋克户学习农耕。

世宗对那些不事农耕、游手好闲的猛安谋克多次劝诫,令他们自己耕种。大定二十一年,“上闻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之民,骄纵奢侈,不事耕稼。诏遣阅实,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地有余而力不赡者,方许招人租佃,仍禁农时饮酒”。

四时饮酒射猎,本是女真人传统的习惯,世宗为了使猛安谋克民安心务农,将这些有碍农耕的习俗予以废除,不仅如此,他还使用法律手段,对废农女真人治罪。

大定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遂从大兴少尹王修所奏。以不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受租百姓无罪。”世宗所采取的劝农措施,无疑对金朝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也是金世宗汉化政策的重要步骤。

女真人参加农业生产,改变了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种”,在此意义上,与汉人的差别逐渐缩小。女真人与汉人杂居既久,“彼耕此逐渐汉化,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

在语言文化习俗方面,总的来看,金世宗也积极主张吸收汉文化。女真人以武力起家,多目不识丁,世宗为在女真人内部普及文化,用女真字翻译汉文经典,鼓励女真人学习,力求把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伦理道德与女真人的淳朴风气结合起来。

“联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金世宗用女真字翻译大量儒家经典,把女真字《孝经》千部“分赐护卫亲军。”又采纳亲军完颜乞奴的进言,“制猛安谋克皆先读女直字经史然后承袭。”

可见世宗要求女真人读经史的目的就是想他们灌输“孔孟之道”,使百姓知伦理道德,不要犯上作乱,加强巩固自己的统治。

大定二十年,封孔子的后代世袭“曲阜令,”尊孔读经。在强调发扬女真人“祖宗之风”的同时,也宣扬了汉人的“仁义道德”。开设女真国子学和地方官学,兴办教育。大定四年世宗命颁行“女直大小字所译经书。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每谋克取二人。

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十三年,以诗、策取士,始设女直国子学,诸路设女直府学,以新进士为教授。”女真人和其他族人一样,都要经过考试,方被录用。由于女真人没有自己的书籍,因此,教学的内容,还是译成女真文字的汉人经史、诗词。

汉人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通过国家的正式教育,更深刻地影响着女真人。金世宗制定的这些政策和措施,虽然都是用女真人的语言文字推行的,但内容却都是汉族的传统文化。

这种以汉族文化为内容,以本族的语言文字为表达工具的作法,既扩大了女真语言文字的使用范围,保持了女真人的民族特点,又在女真人中传播了汉人的传统文化。在元代的“四等人”制度下,女真被列入三等“汉人”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女真的汉化进程。

经过金统治者的一系列汉化措施,入元后,女真文士与汉儒差别很小,他们实际上已融进了汉族文化圈中。许多女真文士与汉儒交往,切磋学术,相互酬唱,元初大儒王挥的交友中,就有石盏德玉、乌古伦贞、完颜召阳与徒单公履等女真文人。

元朝掌图籍的学术机构秘书监中,也有秘书卿高元侃、典簿高完者图、令史学术鲁继祖、典做郎完颜君翼等女真官员。

还有一些女真人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例如世祖至元年间的翰林学士,吏部尚书的夹谷之奇是金元之际著名学者康哗的门生,他“虑识精审,明于大体,而不忽细微,为政卓卓可称。”而且“为文尤能简严有法,多传于世。”

汉人传统的封建化伦理观念,也早己进入女真人之心。女真妇女就普遍信奉“从一而终”的信条,“若乃婆居寡处,患难颠沛,是皆妇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树立,另外,女真人也如汉人一般普行“丁忧庐墓”之制。其他如节日、饮食、婚嫁,也与汉人大体相同。

元代女真文士在杂剧和散曲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石盏德玉字君宝,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画家。石君宝创作的杂剧有十种,现存《秋涧戏妻》、《紫云亭》、《曲江池》、《金钱记》等多种。君宝善画竹,夏文彦《图绘宝鉴》云“赤盏君实女真人,居燕城。画竹学刘自然,颇有意趣。”

女真人奥敦周卿为元代著名曲家。朱权《太和正音谱》卷上《古今群类乐府格势》列“元一百八十七人”之后,又列“已下一百五十人”,其中即有女真人奥敦周卿,元初官怀孟路总管府判官、侍御史。女真人李直夫是元代著名的杂剧家之一。李直夫系出蒲察氏,曾任湖南肃政廉访使。

据朱权《太和正音谱》记载,可知其写过种剧作。此外,元代的女真人还涌现了一批诗人和书画家。除上述石君宝外,元末诗人王逢,陶宗仪《书史会要分中提到,父子皆为书法家。夹谷希颜,“居江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征服女真以后,为进一步削弱女真势力,将其中的数千户强族大宗迁往辽阳今辽宁辽阳以南。

这些被迁移的女真部落,逐渐接受辽人文化而被同化,称为熟女真。史载“阿保机虑女真为患,乃诱其强宗大姓数千户,移置辽阳之南,以分其势,使不得相通。迁入辽阳著籍者,名日合苏款,所谓熟女真者是也。”

金灭辽后,金朝统治下的女真人大批迁入中原各地,出现了不可阻遏的汉化趋势。十三世纪初,蒙古崛起于漠北,年灭亡金朝。元朝把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列入“四等人制”中的第三等“汉人”,女真人与汉人通婚、改汉姓,习汉文化,汉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并逐渐融入汉人之中。

在“熟女真”的东北方向,散布在长白山西麓至松花江上游和中游,以及牡丹、绥芬二水流域的女真诸部,与系辽籍女真相区别,曾被称为“生女真”,或称其“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

但由于和汉、渤海等族的互相融合或相互影响,逐渐转向农耕生产。至少是到元代,他们与南面的所谓“熟女真”,差别已经不很大了。而元代在松花江、混同江两岸及其周围的深山茂林中生活的通古斯语族诸部及被称为水达达女真和兀者诸部中的大多数人,还过着“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游牧生活。

由此可推断,元代东北地区汉化的女真人是由系辽籍熟女真,及部分生女真组成,加之金元时期民族间的迁徙融合,中原地区汉化程度较高的女真人迁移到辽阳行省境内的,构成了这一时期汉化的女真人的主体。民族间的融合不仅仅包括经济生活,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女真人在转变经济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日益受到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金统治者允许女真人与汉人互婚,客观上大大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使女真人原有民族特性日渐消失。由于金统治者早在内迁之始就允许女真人与汉人以及契丹人互通婚姻,因此出现了“后来生于中原者,父虽虏种,母实华人”的现象。类似实例在文献记载中不胜枚举。

《元典章》中一记载有至元十四年顺天路管下百姓完颜思政状告亲家徐旺一案,从中可以看出两族间通婚的现象,在民间社会必更普遍,只不过未保留更多的一记录而已。经过互相杂居通婚,迁入汉地的女真人逐渐在血统上与汉族凝为一体了。女真人改从汉姓者也愈益增多。李庭的先祖“金末来中原,改称李氏”。刘国杰的先祖迁入中州,“改姓刘氏”。

自蒙古族建立元朝灭亡金朝之后,女真又从统治民族变为被统治民族,但从金建立之初即开始的女真人的汉化,随着元的建立并没有中断,而是加速了其汉化的过程。

故元朝政府规定“若女直、契丹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这一政策是适应当时形势的,既能促进女真、契丹等族的同化,又有利于实行元对全国的统治,具有积极意义。

元代在统一的中央王朝统治下,东北各民族既杂居而处又相对聚居,既保持了各民族特有的经济、文化特色,又有统一王朝政治文化的因素,是东北民族文化与全国各族文化共同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