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九年春，1496年，王守仁二十五岁，三年前制订的应考计划，再吃三年苦，争取中进士，马上要进入落实和验收阶段。苦是已经吃了三年了，肉体的辛苦算不得什么，年轻人背背书、写写文章，不过摇头晃脑和举手之劳，苦的是精神和心理。本来三年前，他自认已经具备了进士能力和资格，要不是格了七天竹子，要不是那场病，要不是考场拉肚子，何至于再苦熬三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每天都要扳着指头算日子，天明盼天黑，月亮刚上树梢，又巴不得太阳早点露头，来接月亮的班。王守仁既不是急着见太阳，也不是把月亮当情人，他只是指望日月这对二人转转快一些，让大比之年快快来到，好让他能再接受朝廷的挑选。盼了三年，急了三年，日子终于不紧不慢地来到了。

万事俱备 只欠一考

弘治八年秋，魏瀚退休后在余姚舜象读书会发挥的余热已经点亮了两盏明灯，倪宗正同学在浙江省甲寅乡试中，取为第一名解元桂冠，裁缝的儿子张仲春也荣登秋榜。这是好兆头。

还有一个好消息，是关于考官方面的。王华身在翰林院，又兼詹事府左谕德，本来有资格出任主考官，但是因为自家儿子参加考试，根据朝廷回避纪律，他不再参与本届会试的任何工作。主考官是谁呢？还是不出翰林院的范围。两位主考官，同列成化十一年进士榜第一甲，一位是谢迁，一位是俗称探花的第三名王鏊。这位四十七岁的王鏊先生是太湖人士，太湖与余姚同属吴越之地；谢迁于弘治八年从正三品少詹事任上与礼部侍郎李东阳一起，进入内阁，成了阁老大人。

好消息接二连三，李东阳阁老出任同考官。李阁老身兼翰林院大学士，与王华是同僚。李东阳喜欢吟诗作文、舞文弄墨，是北京的诗歌界盟主和书法界领袖。

第一次会试失利后，王华为了让儿子散心，介绍喜欢写诗的王守仁参加了李东阳主持的诗歌会。四十九岁的李阁老和二十五岁的王守仁是诗友身份。参加诗友会有个程序必不可少，一次要提交三至五首作品。为了防止滥竽充数，损害诗友会的层次和品位，第一次参会时，还要当场即席赋诗一首命题诗赋。李东阳浏览了王守仁的几首诗歌，接受了这个诗友。

李东阳：“伯安，凭你这几首诗，在盛唐时代，高中进士是有把握的。我朝重视‘四书五经’，李太白生在我朝，也难保证会有进士功名。三年后你还有应考任务，在文学上不要耗费太多时间，这次即席诗赋，不吟诗作词，就做一篇文章吧，以科举为题。”

王守仁亲见父亲十几年辛苦地奔波在科举路上，虽然苦，却总算苦尽甘来，他中了状元，光宗耀祖；自己呢，十几年的读书历程，也是被科举这根绳子牵着鼻子走。状元桂冠戴在父亲头上，对父亲是一种身份，因此爷爷受封，对爷爷是一种荣耀。然而对自己，则是一种压力。第一次会试意外失利，他心里很酸涩，像初生的青草遭了霜，霜打蔫了草叶，草根还精神着呢，有一种蓬勃的力量要向上冲，要宣泄。现在，李东阳叔叔要自己以科举为题，这几乎是自己天天都在思考的问题，于是，平常对科举的思索，积极的消极的，索性一股脑把它倾倒出来吧，于是，饱蘸笔墨，一气呵成，一篇激情四射、语言流畅的《状元赋》问世了。这算是考场失利郁结之气的大发泄。王守仁在李东阳家书房挥毫《状元赋》的时候，李东阳在客厅与诗友们围坐论诗，他正在给一位诗友的新诗做点评，一首诗没评完，王守仁已经手捧《状元赋》到客厅来了。

李东阳几句话结束了点评，接过了王守仁的作品，入眼两句警句，已经打动了大学士：“光宗耀祖说状元，十年寒窗七篇文章；忧乐天下赞圣贤，半百德业万世功名。”李东阳浏览一遍，递给其他诗友。诗友们一轮看下来，公认这篇赋，意境高旷，文思泉涌，而且是即席之作，作者简直才比子建。李东阳笑着鼓励王守仁：“伯安，今年你失意于进士落第，下届也许你能收获一个状元。”

接受上次考场的狼狈教训，这次准备充分，带上赵继母和杨姨娘准备的热姜汤和暖手炉，兜里甚至装上了几棵止泻草。

王守仁自身，心里的“四书五经”归类存放，有纲有目，井井有条，一拉一串。

今年的春天还来得有些早，暖洋洋的。

总之，万事俱备，只欠一考了。

考场逞能 自讨苦吃

弦治九年二月初九，第一场考试。还是“四书五经”那些老相识，已经认识十几年了，三年来几乎天天见面。“四书”上选出三句话，一句话一篇八股文。从宋代太祖皇帝开始，到明代弘治皇帝，五百多年间，“四书五经”就那么几本书，进士考试，翻过来倒过去，每句话几乎都已经被考官展览示众过。书店里一本本历年进士考试的《范文选编》，涵盖“四书五经”里的每一句话。如果记性好，到考场上背范文，也能得高分。本来嘛，考场上的八股文要求以古人语气，鹦鹉学舌，而且要求写作者不得越雷池一步，考官要的是标准答案。

王守仁的专修科目《礼记》四道题，这四句话，在王守仁脑子里，现存有答案。按照本朝的礼部教育大纲，读书人入学就是“四书五经”，天天摇头晃脑地背诵《大学》《中庸》，八岁背《论语》，九岁背《孟子》《虞书》，十岁背《夏书》《商书》《周书》，十一岁读《韩文》，十二岁读《毛诗》，学对联，一直到十六岁开始分科，从《易经》《诗经》《书经》《礼记》《春秋》五经中任选一经，专修一经。从准备科举开始，天天读书听讲，学的都是像周敦颐、二程和朱熹这些先贤对“四书五经”的注解。读书人满肚子这种学问，考场上只要沉得住气，不急不躁，把平常的背诵捋顺，码字到试卷上，就是任务完成。如果碰巧背诵的有范文，更省事。名次的前后，一看考官的喜好，二凭考官的心情，到殿试那一步，还得看皇帝他老人家的心情。

王守仁二次进考场，没有了第一次的紧张和新奇，身体没病没灾，在打开试卷之前，静坐三分钟，闭目养神，平心静气。然后凝聚精气神，注目考题，上下浏览一遍，成竹在胸。

王守仁答完前面三道“四书”考题，再写完后面《礼记》的四道考题，一共七篇文章，因为本身有写诗作文的爱好和天才，头脑又清晰，笔下的文字很流畅，几乎不用修改。检查了两遍，稍微动了几个字词。最后检查第三遍，自己比较满意，心里琢磨着，即便今天睡一晚上，明天再重新写这几篇文章，也不见得比今天好到哪里去。定稿！誊写！在南昌老丈人家里练就的正楷书法底子，经过这六七年的精益求精，正楷的工整中不乏行书的流利。王守仁准备誊写了，誊写之前，再闭目静坐两分钟，松弛一下刚才稍微紧张的神经，然后再集中注意力，正式书写卷子。

考试纪律，每篇八股文三百到五百字，太短，体现不出来考生水平，太长，耽误考官们工夫。王守仁七篇文章三千四百字，一笔一画誊写完毕，认真审读一遍，简直无懈可击。是交卷走人吗？这还不到中午时分。提前交卷又没有啥奖励。王守仁愣了一会儿神，心里有些痒痒的，不干些啥活坐不住。对了，太祖时，有这么个典故：有一年应天府乡试，一个叫黄文史的考生，才高八斗，考场上做完了“五经”所有的考题，太祖龙眼识才，破格提拔，名列榜首，钦点解元，并减免会试，赐予进士出身，直接授官刑部主事。历朝皇帝他老人家都讲究成例，萧规曹随，如果我王守仁把其他“四经”题全部答完，说不定皇帝他老人家会援引太祖成例，免去我殿试程序，直接赐予状元身份。反正时间来得及，即便不奖励我什么，也不会处罚我什么。这会试考试不就是皇帝他老人家想选拔人才的吗，如果我做完“五经”，那我自然会脱颖而出。就这么定了，说干就干。

每经四道题，四篇文章，四经十六篇文章，加起来六千多字。术业有专攻，王守仁《礼记》文章写得流利、快速，那是他天天练习的结果。《诗经》他背得熟，甚至每天都要吟诵几首，但是毕竟以此为题作文少。《春秋》《易经》《诗经》一样，尽管背得滚瓜烂熟，还是练习少。好在十几年的功夫也不是白费的，王守仁都能做到解其经义，做其文章，自圆其说。一个人做了五个人的题，把王守仁忙得一头汗，他不能不急呀，天黑了，他还有两经的考题没做呢。他顾不得擦一把脸上的汗水，紧赶慢赶，三支蜡烛燃尽，勉强完工。后面的字迹没有前面的工整了，最后一支蜡烛时，为了赶时间，楷书里面还夹杂有行书，甚至连草书也出现了。

收卷官在一旁看着他写最后几个字，没有催促他，只是同情地说：“擦把汗再写！免得滴到卷面上，洇了字。”蜡烛最后的一丝光芒飘摇欲尽，王守仁在紧张中写完最后一个字。他的内衣已经彻底溻湿，现在他才感觉到被汗水湿透的衣服有些冰凉，他筋疲力尽，脖子和腰有些酸疼，连脑袋都是木的。

年轻人体力恢复得快，王守仁休息两天，到了十二日第二场考试，仍然精神抖擞。第二场和第三场考试，王守仁轻松愉快地、圆满地、自我欣赏地交出了答卷。

弄巧成拙 再次落第

王守仁的会试考卷不仅惊动了会试考官，甚至直接惊动了弘治皇帝。皇帝他老人家作为进士考试的主角，是压轴戏时才上场的。

为什么这么早就惊动皇帝他老人家了呢？会试考卷，为了预防评卷官员从笔迹上串通作弊，考生们的黑墨字卷，要组织七百位太学生，誊写成红笔字卷，评卷官员评判的是这份红笔卷子。学生们每两人一份卷子，互誊互校，确保万无一错。誊后要签名承担责任。太学生是承包制，王守仁这份考卷，誊卷学生要干五份卷子的活，却只能算一份卷子的任务。这个自然要请示考官。十几位考官根据科目“四书五经”，分成十几个判卷小组，有“四书”组，《易经》一组，《诗经》三组等。誊卷学生向《礼记》小组同考官请示，同考官不敢怠慢，马上把问题交到了主考官谢迁和王鏊手里。

王鏊属于才子型官员，少年成名，十六岁时所作诗文，已经被国子监那些大哥大叔辈的学生争相传诵。考举人时是南直隶第一名解元，考进士会试时是第一名会元，殿试时第三名，自认是屈居。才子们一般恃才傲物、自视过高，见不得、容不得比他还高的人。如果另一个才子臣服于他，风平浪静、和平相处，否则的话，表面和谐，内心里是不低头的。王鏊拿到这份试卷，考生竟然把“五经”考题全部答完，刚看卷子时，不由得他也点头，人才！全才！唉！我当年怎么没想起来露这一手呢，如果我当年答完“五经”全部考题，也不至于会是第三名了吧。王鏊从卷子开头往下看，第一部分自然是《礼记》，文字简洁流畅，结构逻辑性强。他又点了点头，确实是人才。再往下看，发现了问题，字迹没有前面工整，尤其是到最后《书经》部分，竟然出现草体字。这不是善始善终！这不能叫全才。不是全才，却要干全才的活，这是什么？这是不自量力。在翰林院里，虽然都是才子，但是才子也有大小，有些翰林才子官不大，却喜欢揽权，甚至越界侵揽王鏊的活计。王鏊非常讨厌喜欢揽权和多吃多占。这个考生也属于这种情况，这样的考生要外放出去做知县、知府，难保他不越界侵权，和邻县、邻州闹纠纷。不行，隐患宜消灭于萌芽！这人修为不到，宜尽早断了他的这条路。王鏊主意已定，去找正主考谢迁。谢迁在文学上的名头比起王鏊确实逊色，但是他却是状元，是主考，还早早地进入内阁。

王鏊：“木斋先生，你看这份卷子，考生一个人答完‘五经’所有的考题，文章还不错，只是字体不一致，大部分是楷书，有些是行书，甚至有些地方潦草，是草书。一个人答完‘五经’，又不能做到尽善尽美，违背我们儒家的敦伦尽分的本分。木斋先生，你看，是不是弃置？”

谢迁：“守溪先生，还有这事？”守溪是王鏊的号。谢迁和王鏊既是同年，又是同事，谢迁很了解和欣赏王鏊的才情，他有政治家的胸怀，他知道如何对待才子，那就像对待一头犟驴，打着不走，牵着倒退，只有顺着他，捧着他，他才撒着欢儿地干活。谢迁从王副主考口气中听出了他的态度，他仔细审阅考卷，发现这份仍然密封着不知姓名的考生，和王鏊一样，也是一位才子，遣词造句，干净利索，逻辑思维，严谨清晰。一个人做五个人的题，确实有些好高骛远，年轻人意气风发嘛！至于说后面字迹有些潦草，一天时间有限，在所难免。他与王鏊观点不一样，但是对才子型的下属，生硬地拒绝，会挫伤他的积极性，耽误评卷顺利进行。于是他说：“守溪先生，这个有先例。洪武年间……”

王鏊：“那是开国时代，百废待兴，不拘一格。现在是和平盛世，规矩还是不能不守的。再说那个黄文史，是太祖钦定的。”

谢迁：“守溪先生，不如这份卷子还是呈请圣裁吧？”

王鏊：“好吧！木斋先生，我会亲自谏阻皇上的。”

弘治皇帝在文华殿，由内阁首辅徐溥陪着，等待主考官谢迁和王鏊汇报考场的情况。之前，弘治皇帝刚刚面见几位治河官员，表彰他们对大河溃堤的成功治理，有负责治理黄河开封附近决口的右副都御史刘大夏和工部侍郎陈政，有在南直隶苏州和松江两府修复江河决口的工部侍郎徐贯和副都御史何键。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弘治皇帝对水利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黄河开封段从弘治二年到四年，连续决口，泛滥方圆几百里，祸害沿岸生民几十万，影响漕运，什么原因呢？就因为水不走正路。几万民工，挑水担泥，蚂蚁搬家一样，忙活了几年，才让四处横流的黄泥水走上了正路。圣人大禹时代，一个人治水，全天下江河宁静，现在怎么就江河泛滥，不是涝就是旱呢，再不就是地震，天子脚下的北京首善之地，连年地震，难道是我德行不纯，得罪了天地。好吧，我检讨！我自省！我斋戒！我沐浴！

天下百官，都是天子的代表，都要自我批评。这样解决问题了吗？当皇帝几年来，每遇水涝和地震，我都带头反省，罪己责己，每年春秋，都要亲身到郊外隆重地祭祀天地，祈求国运昌顺，我还派出大臣，赴各地封禅祭拜山岳河川，可是天地还是不满意，上善若水？河水却不走河道。睦邻友好？鞑靼人这些蛮夷，小王子部落，火筛部落，月月侵扰边境，从宁夏、甘肃、宣府直至辽东，东西几千里，烽烟四起。各有疆界，却不守规矩。豁免税粮，赈济旱涝，但是总免不了东边闹土匪，南边患兵难。天下怎么这么不守规矩呢？

刚才和几位治河大臣交流的心得就是，办事得有规矩，做人得守规矩。

弘治刚刚得出这个结论，谢迁和王鏊正好要进来磕头。谢迁和王鏊，包括王华，都是弘治皇帝尊重的金銮殿授课先生。

弘治：“两位爱卿，会试进展如何呀？”

谢迁：“回圣上的话，出现一个意外事件，要请圣上圣裁。”

弘治皇帝接过来试卷，端详着第一页，自言自语道：“字迹清俊，语言流利，结构清晰。”然后翻了几页，浏览一遍，又说道：“是个人才，好像是把五经题都做完了。不简单！”

谢迁：“太祖时有成例，一个生员乡试时，把‘五经’题都做了一遍，太祖皇帝钦准，免试直接赐进士出身，选入刑部为主事。”

弘治：“既然有成例，爱卿可参考成例无妨。”

王鏊听到这里，起身再次跪下，说：“考试必须八股文，文体有文体的规矩。考生分科治经，分科考试，考试有考试的规矩。进士们将来代表圣上治理天下地方，县有县界，府有府界，不能越界侵边，这是当官的规矩。农夫们插秧下种，只能种在自家的田垄内。凡事得有规矩。”

弘治：“王爱卿所言极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谢爱卿，依你之见呢？”

谢迁：“为圣上选贤任能，当不拘一格。目的是选人才。”

王鏊：“不拘一格的人才是没有规矩的人才。没有规矩的人才可能会坏事。”

弘治：“河水不走河道，那是祸害；小民不走正道，那是强盗。人才一定要守规矩。不守规矩，才越大，害越大。一个考生做五个考生的题，坏了规矩，会误导人们贪多贪全，还是各守本分的好。谢爱卿，你说呢？”

谢迁：“圣上之言，非常有益，也是对这个举子的爱护。这份卷子的考生是个人才，就是有些年轻气盛，再磨炼三年，养心静气对他有好处。”

弘治：“徐先生怎么看？”

徐溥今年六十九岁，弘治五年出任内阁首辅，老先生辅助和辅导幼主，是掌管大方向的，一篇进士文章，对考生来说，可能是天大的事，对天下大政来说，纯属鸡毛蒜皮，对皇帝他小老人家的引导和规劝机会，要留在大是大非时使用，否则就是浪费，于是他顺着弘治的思路说道：“圣上圣明圣裁！人守本分不出格，事守本分不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