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派对外卑躬屈膝，对内欺压民众！

当中国社会还在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内部矛盾之时，中国社会又遭受到外部危机的袭击，一旦外强入侵，民族危亡。投降派便会蠢蠢欲动，也许有人觉得这是危言耸听，但是在历史上因为投降派与敌人内外夹攻导致失败的例子屡见不鲜！

早在十六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揭幕，欧洲的海盗式的殖民者、商人、冒险家就来到中国。最初虎视中国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明朝正德九年到十一年(1514年到1516年)间，葡萄牙有八条带有武装的葡萄牙船闯入珠江口，开炮示威。

后一年，以西门·安得洛德为首的葡萄牙人甚至在珠江口的屯门建筑码堡，作为他们的据点，他们用小利为诱饵，致使一些中国人充当汉奸，史书记载：“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掠买良民，筑室立寨”，“杀人抢船，势甚猖獗”。

明朝政府决定驱逐他们，正德十六年派兵围困屯门，把这帮强盗赶跑了。接着，葡萄牙人又到闽、浙沿海进行同样的海盗活动，明朝官军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于嘉靖二十五年对之进行了讨伐。

时隔两年，葡萄牙人在浙江盘踞的据点双屿港终于被扫荡干净。后一年他们又在福建受到重创。葡萄牙人在事实面前知道依靠武力并不能在中国象在其他地方那样为所欲为，于是改用行贿的办法，收买朝庭官员，在明嘉靖四十年左右，使明朝地方官员把澳门当作他们的居留地，供葡萄牙使用占领达三百年之久。

西班牙人在1571年占领了菲律宾之后，声称有一万或一万二千个西班牙人即可征服中国，最少也可以占领沿海各省。他们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官员的腐败。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沙俄侵入黑龙江流域。接着，荷兰人和英国人也相继伸手中国。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以后，荷兰人两次强占澎湖列岛，并侵扰厦门沿海，强占台湾。他们所到之处，都有汉奸如影随形，帮助洋人筑堡据守，掠夺鱼船，俘虏华人，勒令修筑堡垒，或送至爪哇做奴隶。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虽然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台湾赶走了荷兰人，但清政府为消灭占据台湾和福建沿海的郑家势力，竟不惜几次邀请荷兰人出兵相助，并因而给予了荷兰人通商权利。在此之前，崇祯十年(1637年)，英国人威代尔率舰队(四只船)闯入珠江口，与虎门炮台相互炮击。

事实说明，十六、十七世纪中国人在自己的家门口遇到的西方人并不是什么为和平贸易而来的商人，他们是殖民者、是海盗，诚如曾任驻华公使的美国人霍耳康所指出的:“……这些所谓和平商业的开拓者的所作所为，说不上象友好的文明人，而只能说是海盗行径。他们不仅理应为帝国(暗指中国)所绝，而且应该被中国当局动手消灭掉。这些人不断骚扰中国南部海岸，抢劫、破坏城镇，几十、几百的杀死无辜的男女和儿童，然后'和平地”扬帆而去。或者，他们登上大陆，强迫中国人给他们筑堡垒，以最粗野的兽性掳走妇女，抢夺当地人的所有财物，践踏了人道与文明的一切准则”。

在这样的淫威和侵略面前，中国政府站在主权国家的立场上对之进行武力抵抗是无可非议的，并且，为了保障国家主权，满清当局相应采取和制定的出一系列对外国商人活动的限制政策。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虽然在抵外强的斗争中从下层到上层，都曾发挥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作为封建落后生产关系总代表的中国封建王朝，不可能将抵抗外侮的自卫方针进行贯彻到底，更不可能把反对侵略与发展本国经济进而克服自身的迟滞状态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全部目的，却在于维护和捍卫历经千年的封建剥削的生产关系。他们在本质上并不了解西方殖民主义者是什么玩意，他们是在自己传统的“夷夏之大防”的观念里去看待所谓“红毛”人的。

所以，中国封建王朝对西方殖民者也就并不是从根本上加以反对之，这从他们受贿后将澳门作为其居留地并被其强占、与西班牙人共剿中国海盗、同荷兰人共同对付郑成功的军事行动中已略窥一斑。

所以，与其说中国封建王朝曾经抵御过外侮侵略，倒不如说这个王朝在竭尽全力实行封建经济、政治乃至整个封建秩序的自保。而一旦当在这一根本点上与西方侵略者有可沟通之处时，它的所谓抵御政策便立即会转变为投降和出卖的方针。

例如当清政府要镇压人民时，便立即与外强勾结起来，他们虽然也屡次订过一系列海禁政策和其它限制外商政策，但一当他们获得贿赂，便即刻自行破坏之。而当他们在抵制鸦片走私的斗争中失败时，便又屈辱地与外强签订了《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出卖主权，极尽投降之能事。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说明了，清王朝在本质上是靠不住的，他们为自保而反外强，为自保而媚外强。在这里，自保是目的，对外强究竟是“反”还是“媚”，要围绕自保这个轴心而变换。

但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的目的，却并不是为了封建帝国恒之长久，而是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全世界，使“东方服从于西方”。

然而，西方殖民者丛侵略的教训中也得到启发，仅用硬的一套办法行不通，于是，他们采取了又打又拉的办法，“打”是为了让清政府屈丛，“拉”是为了让其就范，让其充当汉奸为西方殖民者的侵华利益服务。总归在一起，仍然是要把千年帝国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

西方殖民者的意向与清王朝的利益尖锐地矛盾着、冲突着。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西方殖民者要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就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当它感到一下子控制中国使其屈从并非易事之时，便要依靠清政府的力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尤其当他们看到清政府为了镇压人民反抗，平息“内乱”需要他们助一臂之力时，这些外强也就愿意握手言和了。

但是，策略和手段毕竟与本质不是一回事。从根本上说，西方殖民者并不是站在清朝封建社会的立场上，恰恰相反，它是站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立场坚决地否定封建主义中国的，它的目的，是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而，外强与满清在本质上便不相一致。

两者这种既相矛盾又相联系的状况在对待人民大众的问题上却获得了一致:外强要征服中国，实质上即是对中国人民的征服，这使西方殖民者与中国人民对立了起来;清王朝为了转嫁危机也必须将矛头集中在他们历来镇压的对象——人民身上。

于是，西方侵略者的东来与中国政府的抵抗便表现为侵略者的占有与封建王朝的自保，进而结成反动联盟。从而，人民大众与西方殖民者和清王朝的矛盾同时激化起来。

它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是：外部危机——由于外强入侵面临民族危亡反作用于内部危机如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内部危机由土地占有对立及商品经济发展等所带来的停滞与发展危机——大大地加深了。与此同时，由于外部危机的参加，从而使内部危机加入了由外部危机所导致的内容和成份一一人们反清不仅是因方它压迫和剥削人民，还因为它取媚于外强，将导致新的全民族的灾难。

于是，双重危机相互作用，组成更为复杂而深重的历史局面。外部危机加深了内部危机，内部危机的严重化使得外部危机更加尖锐而突出起来。上述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互为因果地结合在一起，使中国这个灾难深重沉寂千年的帝国终于在这双重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同时又在不能违抗的历史指向中走上了覆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