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二行在归绥（四十三）—归化城的人力车行

归化城的人力车行

一 翁

去全国任何一个旅游点旅游的人们总会被“街市”上一种有着长长的车把、轮子的上面安装着两付板式弹簧的人拉车所吸引，车夫一付清朝时的短款打扮，供人们坐上去摄影留念，摆个姿势、做个“造型”都得付费；远道而来的人们自然不会在意区区几元、十几元钱的“道具费”而斤斤计较地过这把有趣的“清末瘾”，而且都是十分大方、开心地解囊而出。

从我来讲，“接触”这种“人拉车”怕还是和绝大多数人一样，也是从电影《骆驼祥子》开始，而真正见到它也只是十几年前的一次平遥之旅，但至今仍让我有所回味。

据老人们回忆， 这种笨拙而不失灵秀的“车子”还是清末慈禧太后她老人家给时兴起来的，说是光绪年间东洋人给慈禧老佛爷进贡了一辆这样的车子，老佛爷开心，乘着它在御花园游玩了一回。这件事是真是假不得而知，据说从此全国各地的城市里渐渐地以这种轻便的交通工具替代着沿用已久的手推独龙车、马车、轿车等等，直到解放后才退出其“历史舞台”。

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最初兴起的城市应该是北京或者天津，特别是皇城根儿下的北京；但天津又是当年“洋行”林立的地方，更有可能是它的发祥地了。

因为它是由日本国传入中国，因而被人们称做“洋车”或“东洋车”；

之后，渐渐地传遍了全国，在叫法上也有了些许的“变革”，如由于它是由铁皮制成，车轮上镶着一圈儿橡胶圈而天津人称它为“胶车”，到了南方则变成鲁迅作品中所提及的“黄包车”了；

待得传到塞外边陲的归绥市（呼和浩特），那已经是1923年的事情了，那年有人从北京弄来几辆人家剔退下来、不能充气的死胶皮老式人拉车在此地进行拉运业务，给这个一向“传统”的城市注入了“新鲜东西”，而又因为归化城一向是个商业城市，常年和俄罗斯乃至于欧洲人做着钜万的大生意，有钱人相对多些，接受外来新东西也较内地人为快，使用的人越来越多，就连一向“得瑟”惯了的富商巨贾们也不惜放下架子，不乘那豪华又高贵的红拖泥、绿拖泥大轿而改乘这种轻便的“东洋车”了，故此短短几年时间归化城这座只有两、三万人口的城市竞有这种“黄包车”达一千辆以上，散布在市区各大街小巷，供人们随时使用。

民国年间，归绥两城有人力车厂子40多家，多数设在旧城；这些车厂子也是以字号为多，只是年限较短，一时间还没有被人们叫出去而已。

因为最先兴起此行业的，往往是手头有了些许积蓄，而又能吃苦耐劳、头脑灵活的受苦人，他们刚刚挨过了饥寒交迫的岁月，正等待着进一步的发展机遇，看到这样的“新鲜事物”当然不会放过，有单人匹马跑到京、津买回这样的“黄包车”自己或雇人拉运，或者数人合伙蓬搁着买回几辆车子，进而滚动发展而形成一定规模者，甚至有成立起自己的“车厂子”的。

这样的“车厂子”大都以掌柜的姓名或绰号为名，发展到后来拥有30辆以上车子的车厂子就有十多家。

在归化城，最早的车厂子应该是座落在旧城北门外城隍庙的黄三车厂。

1923年，北京胡三两口子领着一个叫喜子的小伙计从张家口带着两辆死胶皮轮子的人力车来“走西口”，掌柜与伙计各拉一辆，二人同甘共苦、共同创业，不想很快发迹；

1927年胡三回到北京，在北京东珠市口的“双合顺车行”和“双利顺车行”买了一批车子，回归绥开了车厂子，之后滚动发展局然发展成100多辆车子的大车厂子。

或许是由于业务发展过于顺利的缘故，胡三本人再不见了往日待喜子时的那份“宽容”和“慈爱”，进而是狂收暴敛，对拉车人不仅刻薄、而且凶狠，拉车的都是受苦人出身，为了生活只能忍气吞声，但背地里都叫他“胡三闫王”；

有一年一个拉洋车的工人一时交不出当天的车份子钱，被他暴打了一顿赶出车厂子，后来那人当了兵，提着马刀挎着枪来找胡三报仇，没找着胡三却把车厂子里一个姓冀的修理工砍了一刀，京油子胡三害怕极了，跑回北京再也没敢来归绥一次，却托他的北京朋友黄庭秀、绰号黄三的来归绥接管了他的车厂子，人说：

“捎放的羊，往往容易被狼吃掉。”

起初还有八、九十辆车子，后来日渐衰败，这是后话。

再说，1930年胡三的老婆回北京买车和车带，和人们讲起她家的发家史来，北京“于记车厂”的老板于凤池觉得：

“地处偏远的归化城，银子竟比皇城根儿下还好挣？”

很是羡慕，就撺掇着粮店老板孔宾斋和“秀记车行”老板和他合股来归绥开车厂子，1933年仨人带着从北京“义记成车行”（北西安门外）和“悦来车行”（在东四大街）买的六十辆车子来本市开起了“协记车厂”。

这个时期正是归绥二市人力车业大发展时期，这个车厂子初建在石头巷南口路东三十一号，1939年搬到了路西的四十二号，1941年因内部发生矛盾，于、孔两家合股搬进了北门外的城隍庙里，“秀记”仍留石头巷，1944年迁到小东街关帝庙。

1928年河北人刘通运领着两个内弟从山西太原带着两辆人力车来归绥拉运，渐渐有了积蓄，于1935年开了“同振堂车厂”，车辆最多时也有五十多辆；

河北江孟宾1927年在大东街开的车厂子也有四十多辆；

天津人边小石和本地人路明义1933年合伙开在清泉街的车厂子有三十多辆车；

山东人邱姓1933年在三官庙开的车厂子有三十多辆；

河北宁晋人刘志广1935年在马莲滩可岚召里开的车厂子有四十多辆；

山东人张子翰日伪初期在小东街关帝庙开的车厂子有四十多辆。

此外，有范姓的山西祈县人1932年在南顺城街开的车厂子有二十七、八辆；

姓范的山西大同人1933年在吕祖庙街开的车厂子后来迁到了平康里大街（今五塔寺后街）有车二十多辆；

一崔姓的1933年在五塔寺西街隔壁开的车厂子有二十七、八辆；

十间房（今通道街）路东有个“杨万福车厂子”是1933年开办的，有车二十多辆；

腻旦街（新生街）的“根记车厂”是山西祈县人孙建根1935年开办的，有三十辆车子；

河北人宋世俊在1938年在五塔寺后街绒毛巷内开的车厂子有二十多辆车子；这样合起来全市共有1300多辆“洋车”。

在归化城的车厂主，各色各样，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其它行业的老财看着人力车行赚钱而兼营车厂者，有小商贩改营车厂者，更有车行工人自己经营的厂子，还有道人们开办的厂子；

再还有自己有车，自个拉运，也有拥有两、三辆车子除了自用而外，出租一、两辆给他人坐收租金者，凡此种种在市面上营业的车子，都叫“散坐车”。

拉车厂的车要按天交纳车份子——租金，只要你把车拉出去，不管挣没挣到钱，都得交一天的“车份子”。好车，车份子贵，次则贱些，启先一天车份子是二、三角，日伪时期提高到五、六角，当然“运脚”也高了一倍，“车份子”概不赊欠，当天交当天的，这就是上面说到胡三为什么得罪下那位车夫的原因。

除散座车外还有包月车，就是专供有钱人乘坐的人力车，车子有的是车主自备，有的是车主租赁来的。

包月车比较讲究，拉车的修整擦抹得也干净，打伴拾掇得也漂亮。

在归绥拉人力车的原先干什么的都有，有赤贫的市民、逃荒的农民、亏了本的小买卖人、被解了职的小职员、退役或开了“小差”的士兵等等，都是因为不能从事原来的职业而改了行的。

拉人力车既不用人担保，也不需要多少资金，只要有力气，厂子里还可以免费提供住宿。归绥虽然仅几万人口，但它是个消费型的商业城市，来往做生意的人很多，人力车买卖也就较内地兴旺，车厂主凭几十辆车的份子钱不仅可以维持小康生活，还可以发家致富，车夫凭力气拉车也能糊口渡日。

人力车夫都穿着“号坎”，是蓝色的单布坎肩，前面印着“人力车夫”四个白色大字，背后印着本车牌照号码，因而穿上这件坎肩虽能卖苦力挣俩辛苦钱，却成了富人们眼中的“低贱人”。

拉洋车虽不用拜师学艺，也还需要一定的技术，初拉时往往掌握不住车把、跑起来深一脚浅一脚，自己拉着费力，坐车人也不舒服，跑一两天腿脚浮肿、全身的骨头象散了架一样；拉过一段，品住了劲就好多了，拉起来一路小跑，前腿绷后腿蹬，腰杆稳，脚步也准，车把也不上下忽悠，拉车的省力，坐车的也舒服了，不管跑多么快，碰到紧急情况三步两步就能停住。

拉车的多数都是光棍汉，“家”就是车厂子，生活条件很差，三黄车厂租用的是老道的厢房，拉车人住的是三大间的东房，有一盘南北向的大炕，却从不过火，上面铺着高梁杆、谷草，炕上又支了一层木头床铺，也铺着枯草，几十个拉车夫挤在这“二层楼”的炕上和铺上，多数人连铺盖都没有，和身往草窝里一钻，枕块半头砖、盖上帆布车帘就是一夜。

由于生活无着，精神苦闷，好多人染上吸毒或赌博，辛辛苦苦挣几个脚钱，不是抽了、就是输了。有的挨冻受饿体力不支，拉着车一头栽倒就死在了路边，遇到这种事情车厂主叫人用扛子一抬，就近舁到城南的孤魂滩或城西的康山圪蛋完事。

日寇未来归绥之前，归绥有过“洋车工会”，设在旧城财神庙街，只办理收捐税、发牌照、号坎之类事务；

日伪时期为控制人力车业搞起“洋车组合”，组长是路明义，副组长是李进清，设在上栅子街，之后搬到西五十家街。它是强行把所有的人力车折合入股，每月发给车主一些红利，车厂主的收入少了：如个人有车的车夫，每个月一辆车子只给四、五元钱的红利，而拉一天车却要交好几角钱的车份子钱，结果自己拉着自己的车，一个月反而要交“组合”好几元车份子。

后来“组合”改成了“合作社”，董事长叫张子翰，总经理是宋世俊，下设四个分公司。

一分公司在上栅子，经理是江孟宾；

二分公司在小东街，经理是刘通运；

三分公司在北门外城隍庙，经理是黄三；

四分公司在火车站，经理是尹文祥。

因为有损车厂主和工人的利益，多数人反对，但在日寇的高压下大部分车厂主不敢反抗，被迫参加，最后剩下“协记”、“文记”、“根记”和段希友几个“硬骨头车厂”没有参加，厚和市公署保安科把“文记车厂”的尹文祥、“根记车厂”的孙建根抓起来坐老虎凳、上电刑，他俩熬不住了，只好答应加入“组合”了事。

段希友的车在三官庙被封存了起来，车厂也只好关门；“协记车厂”被以验车子为名骗到上栅子街“组合”院内卸掉了车带，也只好关门，从此一场反对日寇“组合”的小小反抗被镇压了下去，满大街上跑得全成了“组合”的车子。

日寇投降后又恢复了工会，会址在小东街关帝庙街，会长是廉庆志、王子新，组织工人摊钱在盆窑村后面买了一块“洋车义地”用来埋藏死去的洋车工人；车厂主也成立了“同业工会”，会长是李进清，会址在小东街关帝庙内。

解放后1950年5月1日归绥市成立的新中国第一家工会组织就是“人力车工会”，从此劳动人民有了自己的组织；

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力车逐渐被淘汰，人力车工人扔掉“洋车”换成了脚蹬三轮车；

1956年呼和浩特市成立三轮车合作社的同时又成立了马车社、驼运社、毛驴车社，三轮车换成了三轮摩托车，马车、驼车、毛驴车换成了烧柴油的崩崩车，再后来几家联合起来成立了“大集体”性质的“通达汽车运输公司”，人力车、畜力车统统都换成了汽车，工人们到了退休年龄都能领到足额的养老金，过起了真正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