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谈南阳事件：抓捕叶飞向他开枪，我是执行者，也是受害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叶飞将军开始撰写回忆录。要不要把当年“南阳事件”中粟裕向自己开枪的具体过程写进去，叶飞很纠结，便找到老战友王必成商量。

王必成告诉叶飞：“当年，粟总真要想打你，凭他的枪法，你逃得了吗？”

1934年11月至1935年2月，方志敏、刘畴西率领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军先败谭家桥，再败怀玉山。

谭家桥战役，红19师师长寻淮洲战死，红21师师长胡天陶被俘。怀玉山战役，方志敏、刘畴西又先后被俘。

一万多人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军仅有刘英、粟裕率不足千人突出重围……

刘英、粟裕率部突围后，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军红7军团、红10军团余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之后，部队千里转战，突破蒋军层层围堵转进浙西南地区。

1935年10月5日，粟裕、刘英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进入福建，和叶飞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在闽东北寿宁县会师。

不久，闽东特委、叶飞独立师，以及刘英、粟裕所部共同组建了闽浙临时省委，刘英担任书记，粟裕担任组织部长，叶飞担任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

与此同时，在闽浙临时省委之下，还组建了闽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任政治委员。

至此，闽浙临时省委组织架构、军事架构正式形成。

当时的闽东，叶飞已耕耘数年，根据地较为成熟。由于敌后斗争环境严峻，刘英、粟裕、叶飞三人又是经常分开活动，高风亮节的叶飞从不争权，粟裕也同样如此。

于是，闽浙临时省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由刘英一个人在主持。

而且，刘英不仅是闽浙临时省委书记，他还兼任着闽浙军区政治委员一职，由此造成了所有的军政事务，均是由刘英一个人说了算。

但是，刘英作为闽浙临时省委的当家人，是一位思想极左，还独断专行的家长式领导人。

刘英屡次不切实际地命令叶飞，要求叶飞所部配合闽浙军区的其他部队攻打国统区敌人重兵驻防的要地。由于敌众我寡，这一命令极不现实，叶飞多次拒绝执行。

刘英对此非常不满，想把叶飞调到临时省委机关工作，以便将其调离闽东独立师，以此真正统一临时闽浙省委的军令政令。

刘英征求粟裕意见时，粟裕认为这一举措不妥，对坚持闽东游击根据地斗争和协调叶飞独立师与临时省委的关系都极为不利，也不符合当时合组闽浙临时省委的初衷，因而不赞成。

但刘英却毫不退让，坚持己见。

粟裕见刘英一意孤行，无法说服，便想到了另外一个人，粟裕认为只有这个人才有办法解决和纠正刘英的错误决定，这个人叫作黄道。

在福建北部，有一块与浙西南、闽东并列的闽北苏区，其领导人黄道是党内很有威望的革命前辈，曾与方志敏一同领导弋阳、横峰起义，担任过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36年2月，粟裕专门赶赴闽东独立师找到叶飞，建议叶飞去闽北苏区向黄道汇报工作，听取黄道的意见，找出办法，调和与刘英之间的矛盾。

叶飞接受了粟裕的建议，到闽北向黄道汇报了闽东和浙西南的斗争情况，并且详细讲述了自己和刘英在斗争方针上的原则分歧，以及两人之间的矛盾。

叶飞还向黄道提出建议：“取消闽浙临时省委，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由黄道任书记，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浙西南三地的革命斗争。”

黄道说：“如果你们本身不能解决问题和矛盾，闽浙赣临时省委也就无法成立。”

叶飞便提出不想再接受刘英的领导，他对黄道讲：

“如果继续由闽浙临时省委领导，我和刘英的矛盾只会愈发尖锐。实在不行，我就接受你的直接领导。”

黄道思索良久，暂不同意叶飞的这一要求，说道：“你先退出刘英主持的闽浙临时省委，如此才能接受闽赣临时省委领导。”

叶飞担心此举不符合组织原则，问黄道：“今后和中央联系上了，刘英和我打起官司来怎么办？”

黄道说：“我一定替你证明。”

叶飞返回闽东后，在闽浙临时省委会议上向刘英汇告了与黄道会面的情况，并如实讲述了黄道的意见。

叶飞与黄道见面，商谈组建一个新的闽浙赣临时省委，这令刘英大为不满，并在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同时，得知叶飞是在粟裕的建议下才去找的黄道，心中也对粟裕生出了怨念。

刘英不愿意闽东与浙西南分离，也不同意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并由黄道任书记。为了不让叶飞的闽东独立师退出闽浙临时省委，他表面上承认自己的工作有失误，但在会上将了叶飞一军，提出：

“让叶飞接替自己担任闽浙临时省委书记。”

叶飞当然不敢答应，会议不欢而散。叶飞回到闽东独立师后，当天便宣布闽东特委和闽东独立师，退出由刘英领导的闽浙临时省委。

1936年3月，刘英又写信给叶飞，要求叶飞所部回归闽浙临时省委，信中写道：

“临时省委决定叶飞兼任组织部长，务必速到临时省委主持组织工作。”

而闽浙临时省委组织部长一职一直都是由粟裕担任，刘英的这个决定实际上是撤掉了粟裕的组织部长职务。而事前事后，粟裕本人对此都毫不知情，直到几十年后见到了有关材料，才把这一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叶飞接到刘英的信后，也不去报到，也未给刘英回复。叶飞后来回忆：

“在这件事情上，刘英既想把我从闽东调开，又想撤掉粟裕这个组织部长。从而达到他在闽浙临时省委一个人说了算！”

1936年10月，刘英与叶飞的矛盾愈演愈烈，分歧也越来越大……

刘英以闽浙临时省委书记的名义，给活动于闽浙边境的粟裕带去了一封盖着闽浙临时省委红色大印的信件——

粟裕同志：

兹以临时省委的名义命令你，近日内必须邀请叶飞到你的驻地与你会面，并在会面时将其扣押，解送到省委。如拖延或用其他方式影响此命令的执行，都将被看作是对抗和分裂省委，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以何种名义召叶飞前来，由你自行决定。——闽浙临时省委书记刘英

为防止粟裕违抗命令，刘英还派出一队武装人员前来监督执行。

粟裕不知道刘英与叶飞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分震惊，总觉得双方的矛盾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来解决，不应采取对敌斗争的手段。

但是，党员以遵循组织原则为首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粟裕出于尊重刘英的领导，未能坚决抵制，最终还是执行了这一命令。

粟裕约叶飞到浙江省庆元县南阳村会面。一起吃晚饭的时候，粟裕命令将叶飞及其副手陈挺抓了起来。

一直跟着叶飞，百战余生的警卫员掏出双枪抵抗，被刘英派来监督粟裕执行的人员，当场射杀。

当晚，粟裕在押解叶飞赶往闽浙临时省委途中，遭遇到一支国民党民团，双方展开了激战。为防止叶飞趁乱逃脱，押解队伍中有人一枪击中了叶飞的右腿……

叶飞眼见敌人势大，又不愿被粟裕带走，中枪后迅速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跳了下去，侥幸挂在树上得以幸存，一瘸一拐走了五天后返回了闽东独立师根据地，幸运脱险。

没有完成任务的粟裕回到闽浙临时省委，马上就被刘英下令逮捕。列出的“罪名”一共有17条，其中：

第一条：伙同叶飞、黄道攻击刘英，分裂闽浙临时省委。

第二条：蒙蔽组织，私放叶飞。

刘英给了粟裕7天期限，让粟裕“认罪”。粟裕否认了第一条，承认了第二条。

最终，在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刘英将粟裕释放。

这就是“南阳事件”的整个过程，该事件以刘英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以叶飞挨的这一枪结束。

这一事件，对当时的闽东革命根据地造成了巨大的伤害，闽浙临时省委因此宣告分裂！

1942年2月，刘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他的警卫员李小金突然叛变，向国民党中统天台县党部自首，并出卖了刘英。

天台县中统常驻调查员葛其潭将消息通报给驻永康方岩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刘怡生。

1942年2月8日，在叛徒李小金的指认下，刘怡生派情报股长陈家壁率行动队，埋伏在刘英住处守候。经过数天的蹲守，在刘英返回住处时被特务当场抓捕。

1942年5月18日，刘英在浙江省金华永康方岩监狱英勇就义，年仅37岁。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已离职休养的叶飞将军开始撰写回忆录。要不要把与自己多年的上级粟裕有关的“南阳事件”写进书里去，他有些犹豫，便找到老战友王必成商量。

王必成没有正面回答叶飞，却对王必成讲了一段往事：

“1962年粟总在上海治病。大病初愈，陶勇建议出去活动一下，就安排了韩先楚、王建安陪粟总一起去打野兔。一到目的地，果然有一群野兔，韩先楚眼疾手快，举枪就射，打中一只。

其余的野兔，四处惊逃。粟总随手一枪，把逃得最快的一只大公兔打死了。

而其他人，包括我、陶勇、王建安以及自己赶来参加活动的许世友，都没有击中目标。”

王必成说完看了看叶飞，意味深长地说道：

“当年，粟总真要想打你，凭他的枪法，你逃得了吗？

我和陶勇一起问过粟总这件事，粟总说：我是受害者又是执行者。问题是刘英同志已经英勇牺牲了，再要把这件事拿出来说他，难免有诿过于故人之嫌啊，不说了吧！

不过粟总在成立新四军和整风时，两度把这件事向组织上作了如实汇报。”

叶飞将军写的《叶飞回忆录》成书后，书中这样写道：

“我和粟裕同志长期战斗在一起，从新四军一师，华东野战军，一直到解放后，我都在粟裕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多次当他的副手，相互间配合得很好，没有因为个人意气而影响工作。

对于已经英勇献身的烈士刘英，他对敌斗争非常坚决，令人钦佩，但在党内的工作作风却很左！”

往事悠悠，当事人均已逝去。后人看待此事，应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公正的去分析……

我们更应该做的，是缅怀先辈创业艰难，革命不屈的奋斗精神！

本文资料引自：

1、《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2007年3月版。

2、《我们是铁的新四军》——“粟裕忆南阳事件”，江西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撰。

3、《闽东革命根据地史大事年表》，1984年6月由宁德地委办公室编撰。

4、《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

5、《金华党史网》——“刘英同志生平”，2022年5月刊载，由中共金华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