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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它继承了来自唐朝的发展成果，又为元朝乃至明朝的政治统治奠定基础。

它也是一个矛盾的时代，军事实力上不敌周边少数民族，经济实力却又远超世界诸国。它看似软弱，却又有着始终坚挺的核心。

宋朝的商品经济发展，也成为了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为了保障商品经济秩序，维护买卖双方利益，进一步增进市场活力，宋朝朝廷专门出台经济立法，以法律为准绳，为整个市场搭建了一个行为框架。

经济立法，正是宋朝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体现。而法律制度的发展，又与宋朝的政治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宋朝的经济立法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这一法律体系又有着哪些主要内容？

经济体量，催生发展

宋朝时期的经济立法，由逐渐增大的经济体量催生，经济发展越是繁荣，法律制度的保障作用就越是不可或缺。

宋朝建立之初，相对成熟的法律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国家的政治发展，对经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时宋朝军队的经费支出尤其庞大，刚刚经历战争的军队，往往会向中央政府申请更多的物资补助。

国家漫无目的地征兵，也让军队人数远远超过预期。

冗兵现象的严重，直接导致军费开支超出标准，军队接连不断地提出新的需求，中央朝廷应接不暇，只能寄希望于其他领域的经济发展。

为了保证政治秩序，国家不得不放低人才选拔门槛，填补各个岗位的空缺，众多文人学子报名参加科举考试，人员通过数量远远超过岗位数量。

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冗官现象，朝廷每日的花销如同流水一般，让统治阶层心痛不已。

国家建设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支出成本，开源节流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相比起节流来说，开源的效果当然更加显著。

过去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是时候发生转变了，中央朝廷推出相应的举措，扶持商品经济发展，在兼顾农业的同时，提升国家多元化经济活力。

政策给了商人更多优惠，也给了社会民众更多的职业选择空间，在无法承担农业劳动时，人们还可以选择经商，以此维持生计。

民众的整体收入水平上升，国家便能顺理成章地加大税收力度，当人人手中的钱都足以维持温饱，甚至还能支付额外的精神花销时，国家的税收便不再是过去强制性的压迫手段。

老百姓自觉自愿地缴纳赋税，社会矛盾并未激化，国家财政收入也有了显著提升。

国库中有了充足的银两，宋朝朝廷的底气自然也更足，发现发展经济的红利后，他们更会加大力度扶持商品经济发展。

可是社会制度的进步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市场必然会出现众多乱象。

为了规范交易双方的行为，稳定市场秩序，国家必须要出台相应的经济法规，这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之下，市场对政府提出的诉求。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经济因素也会直接影响立法的诞生。

宋朝的商品市场打破了坊与市之间的限制，也突破了传统的时间观念，勾栏瓦舍的出现，夜市的兴起，丰富多彩的手工业小物件，都让宋朝的商品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度。

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各样的市场交易问题。

就拿土地交易来说，过去传统的土地买卖，属于对土地所有权的转让。

土地买卖的价格相对较高，对农民造成的负担也较重，这是一场典型的买方市场交易，地主阶级往往能够占据大多数社会资源。

因为有利可图，所以地主阶级在土地交易问题上更为积极，他们利用手中的资源和人脉，大范围侵占土地，造成了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

农民手中没有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哪怕农民掌握着一身的农业生产技术，也无法实现变现，无法把技术生产转化为经济优势。

政府无法强制从地主手中夺走土地，但政府可以出台相应政策，推出土地租赁手段。

农民只需要在农忙时花费一定的价格租赁土地，以较少的成本，创造较大的价值。

农民对社会现实产生的不满情绪必然会大大减退，他们也会产生更大的生产积极性。

政府还会直接参与土地交易环节，作为所有者与租借者，直接与农民发生经济往来。借此机会，政府又能够提高收入。

当商品经济生产要素渗透至农业生产时，愈发快速的经济发展状态，就已经影响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繁荣的经济和飞速增长的经济体量，都在告诉朝廷，经济立法的出现变得尤为重要。

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影响文化思潮的发展。宋人的思想，也在悄悄发生转变。

过去的儒学思想体系，更偏向于一种感性的思考方式。

这是统治阶级手中的思想统治工具，在最大限度统一民众思想的同时，帮助统治者巩固手中的权力和脚下的地位。

而理学的兴起和兴盛，却带给人们更多理性的思考。

过去朝廷一直强调的礼法制度，实则包括两个方面。

礼代表着道德水平的约束，是一种公序良俗般的存在，它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也以固有的价值体系衡量大家的言谈举止。

但这毕竟是一种抽象化的概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无法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起到具体且明确的约束作用。

而法律，则是道德水平的下限，法律所代表的框架，约束着每一位社会成员的行为边界。

在法律临界点之上，哪怕相差不大，社会成员也不必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惩处。

可一旦触及临界点，当事人的行为则会发生性质上的转变，法律的惩戒作用，也将完全凸显。

整体社会思潮的转变，也给经济立法的诞生提供了稳定的土壤。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重因素影响之下，《宋刑统》出现了更多关于商品经济行为规范的立法条例。

三大体系，缺一不可

宋朝时期的经济立法包括三大重要体系，这三者缺一不可，共同规范着宋朝的商品经济秩序。

首先第一大体系，就是保障宋朝政府对于某些行业的垄断权利的法规。

众所周知，从汉朝时期，盐铁官营制度就已经逐渐建立起来。

盐、铁、茶叶和酒等商品，它们的利润价值极高，利润空间也极大，整个交易过程，有众多可以人为操纵的细节。

若是放任这些商品私营，富商大贾必然会因为产业的垄断而占据大量财富。

二八定律必然会出现，20%的商人，垄断了社会80%的资源和经济利益。那剩下80%的商人，则会因为商品交易的不公而产生逆反情绪。

他们会成为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朝廷必须要避免这样的局面。

另外，只有官府成功垄断重要的产品交易环节，才能保证财政收入的稳步提升，仅仅依靠税收，国家无法维系经济命脉的长远运行，依靠官营，国家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民间有任何商人胆敢经营盐铁，一经查出，轻则抄家，重则株连九族，下场极为可怕。

只有确保官营制度的优越性，封建君主制度才不会受到经济冲击。

第二类体系，则是规范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

随着商品经济规模的扩大，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必然是鱼龙混杂。种种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自然也层出不穷。

史书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北宋都城的市场上，有两名商人都在做布匹生意，双方各有特色。

甲先开张，一大顾客都被鲜亮的颜色和丰富的花色吸引，成为了他的忠实消费者。

可没过多久，距离他店铺不远的地方，乙的成衣店开张了。

顾客大多追求新鲜感，自然会光顾新店。再加上成衣比布匹更加一目了然，这样一来，客户群体自然都被乙分走了。

甲气不过，又想不出更好的竞争手段，只能踩在市场秩序的红线上，疯狂压低价格，通过低价销售的方式回拢客户群体。

他标出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他的行为也已经构成了恶性竞争——价格战。

官府得知此事，要求他闭店整改，否则将对他发出市场禁入令。

《宋刑统》当中对于市场恶意竞争问题，有着明确记载：“诸市司评物价不平者，计所贵贱，从赃论；如己论、以盗论。诸卖买不合而较固取者，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

至于第三大类，则涉及一个特殊领域，那就是对外贸易。

宋朝的市舶法，针对的就是专业的对外贸易方向。

朝廷会派出工作人员，严查港口船只，确保商人资质。

只有拿到对外通商许可证的商人，才能进行对外贸易。只有拿到政府通行证的国外船只，才能正常在港口卸货。

商品出入境检查，自然也是法律规定中的重要内容。违禁商品，例如盐铁茶叶，例如武器和马匹，民间都绝不能对外运输。

对于这种行为，《宋刑统》也做出严格规定，惩治手段极为严苛。

经济立法，影响社会

宋朝时期的经济立法，是商品经济繁荣的体现。它的出台和施行，也对整体社会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反作用力。

经济立法保障了国家各项经济工作的顺利推行，规范了市场秩序，同时使交易行为变得公正透明，各项法律条例给商人群体造成约束时，也充分给予他们满足感。

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原则上，宋朝经济活动步入正轨，当然也会促进政治工作的稳定和文化的繁荣。

稳步上涨的财政收入，让冗官和冗兵的问题得到了缓和，宋朝在面对少数民族政权入侵问题时，也能以金钱为筹码，发起和平谈判。

总体上，政治因经济而更加平稳。

至于文化生活，那更是离不开物质支撑，有了钱，宋朝百姓的生活能不丰富多彩吗？

结语

宋朝的经济立法，在同一时代属于社会先进发展成果。

要知道，同一时期的欧洲，还挣扎于宗教的暗黑统治当中，领先于封建主义的法治精神，让宋朝经济一跃成为世界第一，也体现了宋朝的理性主义格局。

参考资料

《宋刑统》

《中国古代经济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