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媛是如何产生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绰约多逸态，轻盈不自持，也许是婉如清扬的风姿过于闪耀，也许是俊眉修眼的雅容过于突出，一般人眼中名媛是感情史丰富、热衷在上流社会编结关系网的交际花；是一掷千金，盛服浓妆，不知天下寒的富家女；是梁启超鄙夷的“披风抹月，拈花弄草”的才女。其实，名媛的形象并非刻板，而是丰厚多面的。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下，“刚健独立，知力发达，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成为时代典范。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学生在启蒙者的引领下，自觉地模仿这种理想范式。“认同机制就是努力模仿被视作模范的人来塑造一个人自己的自我。”新女性的形象建构既有来自知识分子的想象性认同，也有源于个体觉醒后的自我塑造。

民国初年，解放女子运动与晚清相比有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相对于整个女性群体来说，被解放的比例依旧很低。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实现经济独立的女性更是少之又少，她们大多门阀高贵，幼时受家学启蒙，具备较为扎实的文学功底，少年时期在现代思想和民意科学的熏陶下，个体逐渐养成自觉意识。

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名媛不再是“镜前花容添新愁，独立青丝空阁寂”的遗失独立，她们成为学优登仕、引领女性投入时代浪潮的先驱者，其言行举止在当时女界中颇为前卫，留洋海外、自由社交、开办报纸、著书立言，一切行动都在证实个人的存在。

“中国现代文学在发生学上与中国现代教育、校园文化”之间存在着“血肉般的联系”。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代女作家大多是在高等学校的培养下迅速成长，她们正值青春年少，是最易接收新思想，渴望改变社会地位的群体。现代教育为女子的人格养成提供了养料。

校园文化环境也为新女性与新文学的结合提供了的发展空间，陈衡哲、袁昌英、冰心、庐隐、苏雪林、冯沅君、石评梅、凌叔华、林徽因等人在“五四”时期相继登上文学舞台，开启了名媛身份认同与自我建构的时代。女子高等院校的设立与大学开放女禁的实际效用并没有史学意义上的显豁。

首先，新文化运动虽如火如荼的进行，但传统文化仍具有相当强大的影响力，许多家庭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认为女子早晚要嫁作人妇，没有必要接受太多的教育。其次，民众对新女性态度暧昧，既新奇于女性从内在气韵到外在服饰的变化，又鄙夷她们破坏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秩序。

倘若不是思想开明的家庭支持，女子很难在一片否定声中完成学业。再次，经过连年战争，多数家庭经济困难，尚且需要为吃食奔走，无力负担女儿家读书的费用。所以，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女子想要接受高等教育是十分困难的。 通过演剧活动女学生获益良多，她们借此还凑足了考察调研的费用。

1922年，女高师教务长带领国文系毕业生到日本多个大学进行考察。她们从天津到达日本，一路上见识了井然有序的现代国家，感受到力求上进的国民气息。回国时，她们路过高丽亲眼目睹了当地人民的苦难。一个多月的游览见闻不仅开拓了个人视野，而且切身感受到文明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差距。

锻炼了坚毅耐劳的品质，落后的社会现状也强化了个体的爱国热忱。有组织、有规划的集体旅行与个人漫游时的感受截然不同，同样的情境往往在集体中发酵为国家民族情感，凝聚成强烈的责任意识。

“借活泼之天机，得自然之发育”，团体旅行对名媛心理、生理的成熟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行动的自由也激发了思想的自由。她们纷纷将旅行感受诉诸笔端，庐隐的《华严泷下》记录了旅途见闻。

石评梅写下一篇五万余字的游记《模糊的余影》。启蒙者的教育引导使女学生在国语运动、公众演剧、团体调研等校园活动中得以反思社会问题，探索自我发展，为争取个体自由、男女平等作出实际行动，个体也在学习与实践中对自我的认识逐渐清晰，她们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找寻自我价值的渴望呼之欲出。

进入文坛的不同路径与言说方式

启蒙者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女学生必然承载着男子赋予的性别责任，“中国翻译者们援引达尔文的性别二元论时，他们通过参照这些‘真理’在欧洲社会科学主义和社会理论中的位置，提升了女性的被动性、生物的劣等性、智力的无能、器官的性征以及社会的缺席等概念。

于是，中国女人只有当她们成为维多利亚式的二元结构中男人的他者时才成为‘女性’。当女人变成‘男性’的他者时，女性才有根基”。当她们具备了足够的势能，可以同男性知识分子一起反抗封建秩序时，启蒙者悉心搭建平台，引导这支力量进入主流言说领域。

1922年，许寿裳担任女高师校长期间，聘请鲁迅、周作人、朱希祖、沈士远、沈兼士、沈尹默、马裕藻、钱玄同等北大教授到国文系任教，一时间国文部“几乎全是北大的教授和讲师。校舍虽不同，所受的教课、讲义却是一样的”。不只女高师如此，燕京大学、北师大校内的教授也多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他们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将女子发展与读书、作文、学术研究等学问事业联系在一起，通过课堂教学、演讲、指导话剧、习文、编刊等方式启发学生、开拓视野。周作人应“女高师纪念刊”邀请，以《女子的读书》为题对新式教育的现状与利弊进行分析。

他强调“追随时事”与“服从礼教”都是盲从的行为，女性应具备理性、勇气和独立判断的能力，需要多读一些“说明自然和人生的科学书”，从科学的理论体系中体察事态，在思潮蔓生、主义横行的时代葆有独立的自主意识与表达自我欲求的勇气。

鲁迅在女高师演讲中向学生敲响警钟，不要盲目追随娜拉的脚步，女子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保障生活，出走后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胡适在演讲中向女学生介绍美国妇人的生活方式，比对两国女性的差别，激励女学生不仅要树立自立的人生观，更要有保障生活自足的能力。

李大钊讲授的“女权运动史”课程，期末考试的试题便是“论妇女解放”，他引导女学生主动思考女性解放的目的、意义与价值，通过写作的方式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与宏观视野。

他还把其中的优秀作业送到女高师校刊发表。胡适在授课时强调科学治学的重要性，鼓励学生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苏雪林的《历代文章体制底变迁》，冯沅君的《中国六大民族同化及其竞争地之研究》《历代骈文散文的变迁》，钱用和的《六书名谊次第异同先后考》均是以此方法进行考证。

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对苏雪林日后的屈赋研究、冯沅君的戏曲史研究、程俊英的诗经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初，名媛试笔的小作多发表于校园刊物，在这个较为封闭的场所她们可以针对社会热点畅所欲言，不用考虑外界对新女性的接受与评价。

庐隐、苏雪林、石评梅、陆晶清等人都在女高师校刊《文艺会刊》上发表过文章。1920年，在白话文运动发生的第二年，庐隐紧随潮流，用白话写作杂论《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陆晶清针对时下流行的新诗，指出当下它“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太长’和‘太详’。太长则近于繁冗，流于散文。

而‘太详’则呆滞而欠含蓄，失了诗的色彩，至于所以‘太长’和‘太详’的原因，就是由于太自由了，超出范围之外”。以此同时，她创作《墙隅的梅花》《抖颤风中的啸声》等小诗为其理论作出实践，在短小精悍的篇幅中呈现出女子细微的观察与清丽的情愫。

名媛们还大胆地创作了反映青年男女婚恋故事的小说，《恋爱的坟墓》通过赵妈讲述女儿女婿的幸福生活，反衬出哥嫂婚姻的冷淡。松泉在《依然是他》中借助信件、梦境的形式表达主人公心绪，这种方式也是名媛在创作初期最常采用的。冰心在《燕大季刊》《燕大周刊》的创刊号上都有文章发表。

自1919年入校到1923年毕业期间，冰心发表了散文、小说、杂感、新诗约20余篇，学生时代她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当红作家。凌叔华则因英文功底深厚，在《燕大周刊》上发表了多篇译文。总得来说，学生时期名媛的创作呈现出对新文学的向往与追随，“为文”的自觉为个体进入主流文化中心获得了机会。

优渥的家境提供给名媛广博的视野，现代教育培养出她们独立、自觉的意识。她们渴望成为启蒙者宣扬的真正的“人”，这种强烈的欲求集结成一股改变惯习的力量，而影响和控制主流意识形态的是男性主导的话语。名媛以笔为质，以心为文，袒露女性的内心世界。

她们必须写自己，“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几千年来女性的情感世界、内心欲求无人关怀，《女德》《女诫》严酷地将她们绑在世界的一隅。

男性主导的时代无需女子的演绎，直到男性权威受到来自域外的挑战，社会心理进入一个急剧变化的时期，国民精神处于混乱与幻灭中，人们一方面需要疏导、抚慰波动的情绪，另一方面需要引进现代文明进行思想疗救。

文化空间的营造与人际网络的搭建

文学场中的机遇和环境对作家个人的成长有直接的影响。个体在文坛获得一席之地既需要得到权威人士的认可，也要依靠一定的平台不断提升与发展自我。独木不成林，像石评梅这种文学成绩不错，却因为与权威人物、主流群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将大多数作品发表在由自己主编的报刊上。

客观上造成了与同时代名媛作家地位上的差距，现代的女作家论也常常将她遗忘。当时在文坛极负盛名的名媛作家除了自身出众的才华外，离不开文化空间的营造与人际网络的搭建。 随着中西交流日渐频繁，来华洋人将西式沙龙引入中国，他们常常邀请中国文化界人士参与活动。

留学海外的中国学生在西方文化的浸染下，颇为期盼国内也能出现由中国女性主持的沙龙。“‘沙龙’一词原为意大利语，意为较大的客厅，后来意为上流社会的社交中心。”15世纪兴起的宫廷沙龙是欧洲上层社会交往活动的重要场所之一。

到了17、18世纪，沙龙这种组织形式在法国达到鼎盛，它也由宫廷逐步延伸至贵族阶层，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交活动。德·朗布依埃侯爵夫人的“蓝色沙龙”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沙龙，它摒弃了宫廷的繁文缛节，模糊了身份等级制度。

既有贵族、大臣等身份尊崇的人物，也有文学家、哲学家、艺术家、音乐家、政治家等文化精英的参与。其它沙龙纷纷效仿它的活动模式，德·丝鸠德里小姐的周六沙龙，德·塞维涅夫人、德·拉法耶特夫人、夏特雷夫人等贵族妇女举办的沙龙中，“不仅常客的阶级差异消除了。

在这座沙龙里互通有无的艺术家，他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十五和十六世纪的宫廷中，诗人是‘文学奴仆’，是雇佣，是‘员工’；到了十七世纪，诗人被当作‘专业人士’看待。每一位艺术家是本身的主宰，可以自行决定喜好和选择。

到了启蒙世纪情况愈见改善，富有创造力的人摇身而为‘荣誉嘉宾’”。沙龙由宫廷向社会延伸的过程也是“人”的觉醒的表现，个体逐渐从群体中苏醒，由统一的集体意志向要求自由行动与自我成长转变。其中，占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其地位不断提升。

他们由“文学奴仆”成为文化的创造者，甚至决定了文学的走向与风格。沙龙作为一个宽松、包容的文化空间，为启蒙思想的孕育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伏尔泰、孟德斯鸿、卢梭、布丰、狄德罗、达朗贝尔、霍尔巴赫、孔多塞等一批学者在这个公共空间批判社会黑暗、质疑现行政策、提出解决方案。

“18世纪没有一位杰出作家不是在这样的讨论，以及在向学院所提交的报告，特别是沙龙报告中首先将其基本思想陈述出来的。沙龙似乎垄断了首发权：一部新的作品，哪怕是音乐作品，首先必须在这样一个论坛上取得合法地位。”沙龙原有的娱乐性质逐渐降低，它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学术交流、文化生产的公共领域，激发了启蒙运动思想成果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