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常说“君子群而不党”。但事实上历朝历代的朋党之争都是儒生们所造成的恶果。所谓“朋党”指的是臣子们为了争权夺利，从原本的个体组成集团、派系来相互争斗。

自唐宪宗始，朝廷之中就有着所谓的“牛李党争”。一般来说，牛党的代表人物是牛僧孺和李宗闵，而李党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李德裕了。其后，又因为在“牛党”之中，李宗闵所起到的作用比牛僧孺更大些，所以又有“二李党争”的说法。但不论哪种说法，指的都是大臣们之间为了争权夺势，组成党派，二者之间产生的矛盾和纠葛。

唐宪宗至唐宣宗初期四十余年6位皇上

而始于宪宗，终于宣宗的“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时期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政治斗争，和唐朝后期的治乱兴衰关系密切。 “牛李党争”开始于唐宪宗元和三年的“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直到宣宗朝“李党”首领李德裕罢相，其党派成员也大多数被贬职而宣告结束。

唐朝的科举制度对汉代到魏晋南北朝的选士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汲取，比较详明严密地开创了考试取士的规模，在前代的选士制度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当时，科举考试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使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得到进入仕途的机会，打破旧的严格的门阀等级界线，选拔某些有才干的人。与察举和九品中正制相比较，它是比较进步、比较合理、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制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有利必有弊。庶族们的平步青云让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感到强烈的心理失衡。于是，正当文人才子们都在寒窗苦读，为挤过这道狭窄的入仕之门而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的时候，一场政治斗争在文人间展开了。这让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们摸不着头脑，他们茫然了，无助了，不知怎么就一股脑儿地被卷了进去，想出都出不来。

元和三年，朝廷照例举行“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考试，李宗闵和牛僧孺都是这一年参考的士子，在策文中他二人不约而同都探讨了对藩镇的策略，都认为不该对藩镇大加征讨。李、牛二人才华横溢，洋洋洒洒，征服了考官杨于陵和韦贯之，最后被“擢为上第”。

但当时的宰相李吉甫，是主战派的重要成员，对李、牛二人的言论十分不满，而支持对藩作战的唐宪宗也自然站在李吉甫一边。因为这件事，杨于陵和韦贯之都被贬斥，而牛、李二人当然也没有得到重用。本来寄希望于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好一展抱负的李宗闵和牛僧孺居然因为与当朝宰相政见不合受到这样的打击，当然对李吉甫怀恨在心，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穆宗长庆元年，李宗闵、牛僧孺终于摆脱了李吉甫的阴影，进入朝廷为官，而此时与他们同朝的还有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父债子偿，李宗闵和牛僧孺自然就将当年和李吉甫的恩怨记在了李德裕的头上。

长庆元年三月，朝廷又举行了常科考试。当时的翰林学士李绅和西川节度使段文昌都在之前告知过考官钱徽，希望他们能够照顾自己所荐之人。但到了最后，他二人的亲属无一中举，而裴度之子、李宗闵之婿等公卿子弟都位列其中。段文昌不满这个结果，就上书揭发主考官钱徽和杨汝士徇私舞弊。

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和李绅都认为段文昌所说有理，建议唐穆宗一定要严肃处理此事。唐穆宗于是命白居易等人对这次参加考试的士子再进行一次检验，果然这些被录取的公卿子弟都是没有才学之人。李宗闵因受此事牵连，被贬剑州，而当时的他好不容易做到了中书舍人一职，前途远大。因为这件事，李宗闵对李德裕父子可谓是恨之入骨，发誓与之势不两立。至此，“牛党”和“李党”之间的斗争正式拉开帷幕。朝廷大臣分化组合，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四十余年。

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其实，这样的争论一开始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可是自长庆以后，党争已经丝毫看不到有意义的内容，而完全是一些将对手打倒在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已经完全演变成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置国家前途于不顾，这正是唐代党争的实质所在。唐文宗即位之后，因为牛僧孺等人对地方势力的妥协态度，发生了著名的“维州事件”。因为此事，唐文宗脸面尽失，遂将牛僧孺一干人贬职。之后的武宗是个颇有想法的皇帝，于是在宦官的推荐下启用李德裕为相，对其极为宠信。武宗会昌年间是“李党”的繁盛期，李宗闵等人都被打压。

和唐武宗一样，唐宣宗一上台也开始了自己的权力重组。他不仅将朝臣做了全方位的更替，更将武宗当初所信赖的官员一律弃之不用，其目的就是为了改变武宗时期的治国方略。当时京兆少尹权知府事薛元龟、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等人都在这次换血中被贬职，而武宗朝曾经叱咤风云的李德裕也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唐宣宗的打压。会昌六年三月，就在唐宣宗即位的那一天，李德裕作为前朝宰相，理所应当地站在皇帝身边奉册。没想到册封的仪式一结束，唐宣宗就问左右之人：“方才站在朕身边的可是李太尉？只要他看朕一眼，朕就觉得毛骨悚然。”几天之后，唐宣宗就下旨将李德裕罢相，贬到荆南做节度使。就算如此，唐宣宗还感觉到不满意，于是不久之后又将他贬到一个更低的职位，那就是在东都洛阳担任留守一职。

或许是因为唐武宗的关系，宣宗对李德裕十分厌恶，这从他将其一贬再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除了将李德裕贬官，对于其之前推举的为政之道，唐宣宗也是十分不满意，纷纷都给予废除，有时竟然执拗到反其道而行之。李德裕当年为了整顿吏治，曾经改动过科举制度。而且为了防止官员腐化，他还向唐武宗请旨罢除了新科进士们的杏园宴集，更不准他们在雁塔题名。但到了宣宗朝，这些规定全部被解除。在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唐宣宗就特意颁下敕书，将杏园宴集恢复。不仅如此，他还鼓励公卿子弟积极参加科举考试，对科举之士十分看重，大反李德裕之道。

逝去了武宗朝的光环，李德裕在大中年间一路走低，仕途极其不顺，他先后任过潮州司马和崖州司户等职，最后死在了崖州任上。李德裕在武宗和宣宗朝仕途出现了如此巨大的反差，或许正是应了“物极必反”那句古语吧，自古以来做臣子的有几个能终其一生都位极人臣，一帆风顺呢？李德裕罢相之后，唐宣宗启用白敏中为相。白敏中是晚唐著名文学家白居易的堂弟，他自幼父母早亡，是由哥哥抚养长大的。长庆初年，白敏中进士及第，先是在地方的藩镇任职了几年，其后唐武宗有启用其堂兄白居易的想法，故把他调到长安任殿中侍御史并分司东都。李德裕当宰相之时就将白敏中推荐入朝，可以说李德裕对其还是有着知遇之恩的。

但白敏中为此不仅没有感激李德裕，还在他被贬之后在宣宗面前添油加醋，使得李德裕的后半生一直在苦难和坎坷之中度过，就连当年受李德裕恩、与其交好的人不论贤愚，全部不予取用。与此同时，白敏中还大量启用了李德裕当年打压的朝臣。在白敏中的努力下，被贬循州的牛僧孺、封州的李宗闵、潮州的杨嗣复、恩州的崔珙都纷纷升任。有人说唐宣宗在这场党争之中支持牛党，打压李党，也有人说唐宣宗并不是有意参与朝臣们的党派之争，而是刚好他讨厌的官员几乎都是李德裕一派，也就是唐武宗所用的那一批人。除了罢黜李德裕，擢升当时所谓“牛党”的一批人之外，唐宣宗还启用了令狐绹为相。

令狐绹之所以被宣宗看重，完全是因为他的父亲令狐楚曾经在宪宗朝担任过宰相一职，而且对唐宪宗十分忠心。当年宪宗死后出葬之时，途中风雨交加。送葬的官员和宫人们为了避雨都逃散开了，置宪宗的灵柩于不顾，当时只有宰相令狐楚一人紧紧地护住唐宪宗的灵驾。令狐楚当年年事已高，而那时在场的唐宣宗更是对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宣宗即位之后，令狐楚早已不在人世，唐宣宗于是便问白敏中他是否有后代存世。白敏中回答说有个儿子令狐绪，如今正在随州担任刺史。唐宣宗得知此事之后便继续询问这个令狐绪才能如何，能不能委以宰相之职。白敏中摇摇头说，“令狐绪身患风痹病多年，但有个弟弟令狐绹曾为湖州刺史，很有才。”于是唐宣宗便下令将令狐绹升为知制诰，其后更拜其为宰相。

从唐宣宗擢升令狐绹这件事来看，他是很重视宪宗时期的大臣的，不仅如此，对于他们的后代，唐宣宗也有着一种莫名的好感。《资治通鉴》记载其为：“上见宪宗朝公卿子孙，多擢用之。”除了令狐绹之外，元老重臣裴度的儿子裴谂也被宣宗提拔为翰林承旨学士。再比如当年首请唐宪宗监国的宰相杜黄裳之子杜胜在宣宗朝担任刑部员外郎一职，唐宣宗知道他的身世之后便马上下旨升为给事中。

牛李党争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是它却暴露了中晚唐政治中阴暗的一角，“朋党”之所以成为中晚唐朝政的痼疾之一，是因为这些朋党往往是由宦官作后盾或牵线的。汉、明的朋党之争主要是宦官与外戚或朝臣的权力之争；宋朝的朋党之争主要是朝臣的政见之争。唯有唐朝的朋党之争有些特别，与其他三朝不同的是，带有明显的“阶级”性。有专家认为：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政治代表，他们与中小地主结盟，反对藩镇割据，从而与代表豪强大地主政治利益的牛党发生冲突。换而言之就是，日趋灭亡的士族阶级与科举进士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政治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