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小说演义中的包拯为官清廉，刚直不阿，三口铡刀铡权贵无数，然而在正史中，他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事迹，让我们更感佩服，比如，他是北宋历史上职权最低的一任权知开封府，却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斩获“青天”之誉。

包拯字希仁，今安徽合肥人，天圣五年进士。中进士后，因父母年事已高，不忍远去为官，于是在双亲膝下侍奉，父母去世后，他又在墓旁筑起草庐，直到守丧期满，最后还是犹豫徘徊、不忍离去，直到同乡父老勉励劝慰，他才肯入仕为官，期间长达十年之久，故以孝闻于乡里。

1037年，年已38岁的包拯出任天长知县，颇有政绩。任满后，升任端州知府。两年后回京任监察御史，期间他向仁宗上《乞不用赃吏》疏；七次弹劾江西转运使王逵，三次弹劾外戚张尧佐，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得“铁面御史”之美名。

包拯任“权知开封府”是在1056年，当时的他已经57岁了。

宋朝的开封府尹不同于其他朝代的京都长官，权力极大。根据史料记载，开封府尹的职责是“掌尹正畿甸之事，……狱讼皆受而听焉，小事则专决，大事则禀奏。”也就是说，开封府尹不仅掌管京师民政、司法、赋役等政务，还可调动城中捕快，直接负责京城治安，在一定程度上权责不比皇宫的禁军统领轻。

另外，开封府尹的地位极高，这从北宋的垂拱殿分班入奏制度就能看出一二：“垂拱殿受朝，先宰臣升殿奏事，次枢密使，次三司，次开封府，次审刑院，次群臣，以次升殿。”开封府尹仅在宰相、枢密使、三司使之下。

不过，开封府尹基本上都是由储君担任，一般人是得不到这个职位的，比如柴荣、赵光义、赵廷美、赵恒都曾担任过此职，如果是储君担任开封府尹，那么这个职位就是正一品的级别，地位之高，甚至要超过宰相。

但是赵恒之后，直到宋徽宗时期，开封府尹的职位一直空缺，开封府的实际一把手就是“权知开封府”，全称为“权知开封府事”。

职权最低的一任权知开封府

都说京官难当，对于包拯来说更是如此，因为他是北宋十位开封府最高长官中职权最低的一位。三位亲王就不用说了，都是下一任的皇帝储备，开封府尹只是他们的“副业”，其他如，寇准是以刑部侍郎权知开封府；毕士安以工部侍郎、枢密直学士权知开封府；范仲淹以吏部侍郎权知开封府；欧阳修以翰林学士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蔡京以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只有包拯是以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

虽然右司郎中的职位也不低，但相比亲王、侍郎、大学士这样的高官还是远远不如，而包拯之所以能在开封府任上有如此作为，与他碰上了一位难得的好皇帝有关。包拯时期的宋仁宗赵祯，性情宽厚，不事奢华，对下属宽厚以待，让百姓休养生息，并且知人善用，包拯曾多次直斥仁宗任人唯亲，仁宗也只是委屈的对所用之人说：“包拯说话,唾沫直溅到朕的脸上!你只知道想当宣徽使,却不知道包拯他还在当御史!”

当然这更与包拯的品性、能力有关，京官难当的主要原因就是京师高官多如牛毛、政治关系错综复杂，但只要自身正，铁面无私，任他东西南北风都吹不着你。

史载，包拯自1057年三月正式上任至1058年六月离任，前后只有一年有余。但他在这短短时间内，就将号称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他大胆改革，如旧制规定但凡诉讼之人，不能直接到开封府正堂，但是包拯直接打开正门，使百姓能够径直申诉冤屈，而府吏不敢阻止。同时包拯敢于惩治权贵，执法严明，虽然他没有三口铡刀，但贵戚宦官听到包拯之名都感到害怕，当时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用阎罗来形容包拯的铁面无私。

另外，这里要提一句：包拯虽然为官清廉，但生活并不清苦，据史料记载，包拯权知开封府的时候，年薪有21878贯，按现在的购买力换算，年薪超过一千万。当然这与他在有“最富裕王朝”之称的宋朝当官有关。宋朝官员的俸禄历来被公认为第一，比如曾任参知政事的吕蒙正和范仲淹虽然都出身贫寒、为官清廉，但二人退休后，一个在洛阳建有“园亭花木，日与亲旧宴会”，一个能在家乡修建“义庄”，赡养族人，足见当时官员的俸禄之厚。

包拯曾担任过宰相吗？

有宋一代，开封府最高长官不仅是“为国储君”，也“为国储相”，权知开封府一职，实为官员晋升宰相的重要途径。寇准、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在卸任开封府后不久即出任“宰执”，只有包拯未曾。

包拯一生担任的最高职位有二：一是卸任开封府后，出任御史中丞。御史台的最高长官是御史大夫，但宋代御史大夫极少除授，所以当时的包拯实际为御史台的最高长官。在此期间，包拯敢于弹劾权贵，比如弹劾三司使张方平，宋祁等等，又得了个“包弹”的美名，当时世人凡见官吏有玷缺者，必曰：“有包弹矣”。

二是，包拯62岁时出任的“三司使”之职，也是他的最后一个职位。包拯出任三司使还有一个有趣的典故，当时身为御史中丞的包拯先是弹劾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张方平因而被免职由宋祁接任，包拯又弹劾宋祁牵牛踩踏民田。宋祁被免后，就由包拯暂任三司使。对此，欧阳修还讥讽道：包拯所谓的“蹊田夺牛”纯属吹毛求疵，他是因为贪图这个肥缺才这样做，真是过分！包拯因此待在家里，以躲避三司使的任命，仁宗不许。许久后，包拯才出府任职。

当然包拯弹劾宋祁绝非吹毛求疵，只是眼里揉不得沙子，不过三司使确实是一个肥差，三司使号称“计相”，掌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为中央最高财政长官，按照宋代垂拱殿分班入奏制度，三司使仅在宰执、枢密使之后，地位也是相当之高。

不过，包拯仅在正式出任三司使后一年就病逝，终年六十四岁。所以包拯一生从未出任宰辅。

包拯能够成为权知开封府但未能出任宰辅中的特例，原因应该与他年龄偏大有关，据载，嘉佑三年，时任御史中丞的包拯上奏请立太子，仁宗感到忌讳，便问立谁为好？包拯回答道：陛下问臣想立谁，这是怀疑臣。臣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又没有儿子，并不是为自己邀宠考虑！仁宗听了大为高兴，不再疑包拯有私心。

宋代“宰执”制

很多人以为包拯曾担任过宰相，这应该与其曾出任“计相”有关，但实际上三司使在宋代并不入宰辅之列。

宋代明相众多，几乎所有的名臣都可以被冠以宰辅之名，这与宋代复杂的“宰执”制有关。

宋朝中央机构可以分为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监察四个系统。其中军事的最高长官为枢密使，财政为三司使，司法系统为御史中丞，但只有行政长官才能被称为“宰辅”。

宋代宰相虽然权利远小于前代，但仍为行政系统的最高长官。宋初，沿唐、五代制度，于宫中设中书门下，又称政事堂，为正、副宰相治所。

宋代官名变化多，导致很多人搞不清宰相之名。比如，神宗元丰五年，撤中书门下，恢复唐三省六部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左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右相，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为副相。

比如，徽宗时期，改左仆射为太宰，仍兼门下侍郎，称首相；改右仆射为少宰，仍兼中书侍郎，称次相。

钦宗时，又恢复元丰制度。南宋建炎三年，又以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孝宗乾道八年，改左、右仆射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右丞相，仍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

也就是说，有宋一代，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尚书左右仆射、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太宰、少宰俱为宰辅，难怪宋朝明相如此之多。

后世之人搞不清宋代宰相之名尚可理解，但当时的人也搞不清就让人无语了。《宋史·职官志》载：“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众所周知，北宋立国后，赵匡胤为了矫治前代将帅拥兵自重、割据分裂之弊，即进行军制改革，于是便有了军权三分——枢密院、三衙、帅臣，“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帅）臣主兵柄。”然而这样做得结果就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战力积弱，两宋百万兵将，在与辽、西夏、金的抗衡中屡遭失败，最终为漠北所灭，宋朝也被冠以“弱宋”之名，被后人所诟病。

另外，赵匡胤为了分宰相职权，又进行行政改革，设政事堂，定参知政事为宰相副职，以对宰相形成牵制。

乾德二年二月，周世宗时期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时罢相，同月，赵普拜相，四月，赵匡胤为赵普置副手，称参知政事。一直到开宝六年，中书省只有赵普独相，这段时间持续将近10年。

开宝六年六月，赵普恩宠衰减，赵匡胤连下数诏，使参知政事获得了与宰相共同议政的权力。赵普罢相后，即以薛居正、沈义伦为相，以卢多逊为参知政事。

至此，宰辅集体领导制正式确立。此后政事堂内宰辅一般不少于三人，而且参知政事虽为副职，但能够与宰相轮流执政，实际权利与宰相平齐。

史载，政事堂每位宰相，包括参知政事“分日知印、轮流当笔”，具有同等的权力，这也是王安石、范仲淹身为改革大拿却未出任正宰相的原因，根本没有需要。

宋代宰相常设二员，偶尔也有设三相的时候，比如赵光义初登基时，以薛居正为昭文相、沈义伦为史馆相、卢多逊为集贤相，三相并设的局面一直延续到太平兴国七年。仁宗至和三年又以文彦博为昭文相、李沆为史馆相、富弼为集贤相，一直持续到神宗改制，此后宰相员数就再也没有超过二人。

参知政事的员数则在二到四人之间。宋初曾一段时间维持一相（赵普）三参（薛居正、沈义伦、刘熙古），赵光义三相并立期间，又不设参知政事，仁宗时三相一参，真宗初年甚至出现过一相四参的情况。

神宗改制后，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尚书右丞取代参知政事，实际上是设置二相四参。南宋时，宰辅人数在一到三人之间摇摆。

另外，宋代宰辅的任期较短，一般在一年以上、五年以下，任期二三年的最为常见。当然也有特殊情况，比如，蔡京先后四次任相，共达十七年之久，史弥远则居相位二十六年，成为宋代少有的权相。

除了赵普，超过五年的宰相一般都是奸佞之臣，宋代贤相都很注意此点，比如吕大防在任期满三年后，便向太皇太后乞退，并说：“姚崇、宋璟作相亦不过三年，本朝吕夷简虽三人，然每亦不过三年。”

宋代宰执制度虽然有效避免了权相的出现，但也造成了人退政息的局面，利弊很难说得清。

最后，包拯虽然一生未出任宰辅，但他曾担任御史台的一把手——御史中丞，以及财政一把手——三司使，俱是仅次于宰辅、枢密使的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