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在古汉语中有教化、督导的含义，溯源劝农制度，最早出现在周代，周的始祖曾作为尧舜时期的劝农官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周朝专设“大司徒”等劝农官员职衔，将这一制度丰富完善，为历代所沿用。

后世王朝逐渐以此为基础，形成了“重农”的国家政策，并在宋代宽松的人文环境和商业经济繁盛的推动下，发展至鼎盛时期，对于当时的丝织业发展影响深刻。

背景

1、政治背景

宋朝得天下源于陈桥兵变，太祖皇帝上位后为了削弱将领对于政局的影响力，削弱民间尚武之风，加强皇权专制和社会安定，坚定执行以农为本的基础国策，通过提升农民的阶层地位，以文人阶层挟制武将，加强皇权向心力。

2、军事背景

削弱尚武之风的成效显著，宋的军事力量疲敝不堪，对外战争以求和为主，为了维护政局的稳定还重拾岁币制度，以金银结辽、金、西夏等虎狼之国，苟图安逸。

每年供给别国的岁币源自百姓赋税，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劝农政策的坚定实施，和当时的外交政策关系颇深。

3、制度背景

宋代征兵制度为募兵制，一日为军人终身为军籍，军费支出也是一笔庞大的开销。

4、海外贸易

以本国特产交换海外舶来品，是维系宫廷、贵族优渥生活的重要来源，上述军费、岁币等也离不开雄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建立于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而制度、政治和商业贸易又大量需求丝织品，农业发展逐渐形成以经济作物为导向的生产供给，是丝织业发展的先提条件。

劝农制度的发展演变

北宋建国初期，皇帝多以颁布诏令的方式劝农，如太祖《劝农诏》等，通过减免租税的方式鼓励百姓开荒。

真宗年间，宋廷以地方官员兼任劝农使，并形成一项政治体制，到了南宋高宗时期，为了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劝农被列入官员政绩考核指标。

劝农使实行农师制，要求必须熟悉当地的农耕发展情况、耕地情况和当地的劳力状况，因地制宜的指导农业生产发展，有效地提升了地方的农业生产水准，正因对地方的了解，各地才逐渐形成了地域性的经济作物种植，成为丝织业发展的坚实基础。

对丝织业的影响

1、技术提升

大兴劝农加之印刷术的发展普及，加速了宋代农耕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融合，先进的桑蚕技术在各地广泛传播，官员在考核机制和赋税收入的刺激下，十分重视农桑的发展，为丝织业勃发之基础。

2、手工业规模扩大

桑蚕业生产发展壮大，原料产量逐渐增长，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规模扩大，由原本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手工业，逐渐形成规模性的手工作坊、以贸易为主的商业手工业随之产生。

自给自足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就会刺激相关产业的规模扩张，手工业的壮大也成了农村经济振兴的主要力量，以真宗年间为例，当时新兴的丝织业城市婺州，就有“衣被天下”之称，同一时期的润州年产万匹尚不得此称号，可见婺州产量之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手工业的高速发展。

3、市场的细分

劝农让农民在能够满足基础社会需求的同时，农作物产量的盈余还可以满足交易需求，将农民从单纯的耕种角色中释放出来，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进行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

丝织业制品供不应求，民众逐渐细分为专事桑蚕、专门的手工业者、专业缫丝等细化的类别，实现了生产专业化。

作者观点

得益于宋代丝织业的发展，当时的丝织品品种、质量飞跃式提升，为谋求利益，印染技术、制造技巧在社会审美风潮的推动下不断演变改进，产生了如亳州轻纱、单州薄缣等精妙之作。

同时，丝织技术也有了重大革新，单品种就多达几十种，具有时代特色的“宋锦”更是传承至今，展现了当时高超的丝织技巧，对于海外贸易的繁盛有直接性的作用。

由此可见，劝农制度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也正是基于此才有了桑蚕业的繁盛、丝织业的昌隆，劝农对于宋代丝织业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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