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靖的安民思想

一、庆历时期的盗贼之患与余靖的建言献策

庆历时期随着宋朝与西夏的作战，朝廷内部暴露出许多弊病，加之灾害连年，以致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各地起事不断，聚而为盗贼，且势力日盛。

庆历三年（1043）九月枢密副使富弼所上奏议中有一段对盗贼情况的描述中，可见此时的盗贼发展势头之嚣张。西夏未叛前，虽然有盗贼，但对朝廷统治尚未构成威胁。

在富弼的描述中，盗贼杀戮官吏，并在白天公然入窃府库。至于是否真的打劫了三四十州，不得而知。然庆历时期盗贼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在群起的盗贼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沂州王伦，京西张海、郭邈山，光化军邵兴，湖南黄捉鬼。

庆历三年五月，传来王伦等杀沂州巡检使叛乱的消息，王伦之势发展迅速，使得朝廷也意识到“盗贼”问题的严重性。

其一、所谓的“盗贼”应当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王伦才得以过楚、泰等州如履无人之境，而奏议中亦只提及“盗贼”“杀官吏、据城邑”。

其二、宋朝吏治混乱的问题在内部问题上尤其得以凸显。巡检、县尉遇“贼”则束手赴其诏，献衣甲器械。

直至庆历三年秋七月，王伦等才于和州被捕杀。虽然王伦起兵被剿灭，但这次事件仅仅是庆历时期“盗贼”问题的一个开始。

王伦之事稍平，又有张海、郭邈山之乱，这一次所影响的范围相较王伦更大。在这一次叛乱中，宋朝吏治混乱的问题体现得更为严重，乱军所到处，官吏望而相迎。且乱军所经之处对当地老百姓的伤害很大。

庆历三年八月，朝廷下诏言州县不能制贼，令左班殿直曹元诘、张宏，三班借职黎遂领禁兵前往剿捕。直到庆历三年年底，起义才被剿灭。

在讨捕张海、郭邈山等之时，光化军邵兴又率众起兵。邵兴起兵，本是光化军内部矛盾的激化，但到后来却演变成为盗贼之乱。

盗贼张海等剽劫至境内时，韩纲率领宣毅军三百人作战十余日，城中有富民以酒食犒军，韩纲只收其半用以换钱买兵器。

韩纲虽厚待民众，但待军士甚薄，又凡部下或有不顺意，韩纲动辄将之系于狱，军中上下皆惧怕之。长官与军士之间的矛盾重重，最终引发了邵兴起兵为盗贼。

庆历三年冬十月，邵兴带领众人盗兵库藏的兵器，想要杀了韩纲。韩纲巧妙地坐船逃走了，其他官吏得到消息也纷纷逃亡。邵兴等人于是就放火掠夺居民，最后带领300多人往蜀道走去。

光化军宣毅卒叛时仅五百余人，但是到了瀼口，人数已经达到了数千人，邵兴又登榜招诱多人，其队伍不断壮大。至庆历三年十一月，叛军首领邵兴才于壻水被擒。

张海、郭邈山之乱的同时，湖南蛮黄捉鬼又作乱。蛮猺之乱，持续时间较长。庆历三年九月，湖南转运使言桂阳监蛮猺内寇。蛮猺内寇，实为吉州巫黄捉鬼及其余党作乱。黄捉鬼及其兄弟数人“往来常宁，出入溪峒，诱蛮众数百人，盗贩盐，杀官军，逃匿峒中。”

继而黄捉鬼被杀，其余党又“合五千人出桂阳蓝山县华阴峒，害巡检李延祚、潭州都监张克明。”庆历三年冬十月，诏殿中丞、知岳州杨畋提点荆湖南路刑狱，命其督攻讨蛮猺，杨畋至湖南，招募才勇深入峒讨击，但南方久不为兵事，蛮猺久攻不克。

十二月，又诏转运使郭辅之等前往，下令如未能以兵翦除，即就便招抚之。余靖庆历四年十一月的奏议中仍提到：“湖南贼人首领黄四、邓和尚等各已归降，又闻郴州奏蛮贼千余人打劫宜章县放火杀掠者。”蛮猺余党直至庆历五年仍时有作乱，黄捉鬼余党唐和等复内寇。

以上为比较有影响力的几次大的盗贼叛劫事件，但事实上，庆历时期的盗贼问题远远不止于此。

盗贼问题，比较突出地反映出宋朝吏治问题的严重——吏治混乱、刑罚不严。庆历三年六月，知谏院欧阳修言四方盗贼群起，都是因为国家平时没有预备，并且官吏对于赏罚的行为没有处理好。盗贼过境，州县长官或是望风而逃，或是开门相迎、置酒献甲。

庆历三年五月，余靖在奏议《乞宽租赋防盗贼》中就已提到严赏罚之事，请朝廷严行赏罚，盗窃不可比折了事。庆历三年六月，余靖又上奏议《乞严捕贼赏罚》，直言朝廷赏罚不行，州县官吏遇贼避而不击，导致盗贼数年不获。

从奏议所书内容及其所上时间来看，盗贼之事，早已有之，之所以会酿成王伦之乱，乃是州县官吏的不作为，而官吏的熟视无睹，则根源于朝廷赏罚不行，对于不作为的官吏，不追究罪责。

盗贼来犯，官吏避而不击，处罚也仅仅是罚铜、罚俸。于世之常情而言，性命之忧与纳俸铜二者择其一，性命更为重。但长此以往，则盗贼之事不衰，官吏将惧盗贼更甚，而更无忧国家之心；盗贼势愈盛，而国法愈无约束之用；民将深受其害，而朝廷之命运将深患于此！

在论及湖南路捕蛮时，余靖又一次提到了赏罚之事。杨畋到湖南后，以重金购斩蛮贼首级，由此导致的是军人趋利，滥杀无辜。庆历四年三月余靖奏议《再论湖南捉贼兵士枉杀平民》中请求降旨严军法、肃军令。

庆历时期盗贼问题突出，影响其发生发展的原因归结起来大致有三，一为战乱，二为灾害，三为民事。战乱与灾害给下层人民的生活带来不安定的因素，而关乎百姓利益的民事，若是处置不当，亦会给国家带来隐患，从而对宋朝统治的稳定性也形成了一定威胁。

庆历时期的战乱，可分为对内对外。对外主要是宋朝与西夏之间的战争，对内则是朝廷针对群起的盗贼进行剿灭。

宋夏之战，是在宋朝“天下忘备，将不知兵，士不知战，民不知劳”的情况下发生的，早在庆历初年，朝中就已经有大臣提醒过“兵连民疲，必有盗贼意外之患”。

盗贼之势颇盛，再加上连年战争，对于民间百姓的消极影响可见一斑。战乱本身对于边疆地区民众来说就是灾难，与辽、夏之间和解的岁币又成了压在老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若是再遇残忍之吏横征暴敛，民则聚而为盗。

对内的战乱，主要是朝廷平叛军为盗或蛮猺为盗之事，其中杨畋讨伐蛮猺之事最为典型。蛮猺之乱，起自庆历三年，至五年而不能止，杨畋讨蛮猺，其重在剿灭，而非招抚；虽平蛮有功，但亦伤民无度。

朝廷禁绝盗贼本意在于稳定社会，使天下老百姓生活安定，从而保证宋朝统治的稳固。但此番平蛮猺之乱，却使得盗贼问题形成了恶性循环，当地老百姓既得不到可耕之地，又没有人身安全，被逼入贼为盗。

庆历时期盗贼群起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灾害。今人邓拓在其文集中对宋代的灾害有这样的描述：“两宋灾害频度之密，相当于唐代，而其强度和广度则更有甚于唐代。”

北宋仁宗时期灾害亦是常有之事，庆历三年、四年，天下大旱，旱灾持续时间长且范围广，自春而旱，夏田亦损。由于干旱，蝗虫滋生，蝗灾蔓延。

国家内外有战事，军费支出就会超出往年，而此时若是再遇灾害，且不能很好地处理，老百姓衣食不足，很容易使得盗贼之势滋长蔓延。

庆历四年六月，余靖连上三疏，言灾异实由人事。其奏议中虽以为灾变屡见乃是天戒屡至，但也阐述了对战争、灾害之事导致国家不安定的担忧。

民事者，朝廷所诏利及民众者之事。余靖所论民事，一为赎刑、一为榷盐。茶盐酒税为朝廷专卖物品，犯禁者即陷于刑。是为“身体发肤，以之毁伤。父母妻子，以之离散。情虽可哀，法不可赎。”

庆历三年仁宗诏可以赎代刑罚，余靖得知此事，极言赎刑不可施行于此。宋朝此时正是边疆用兵之时，民有贪其利而犯禁者，须以严刑惩罚，若是以赎刑代之，则茶盐酒税之禁得宽，民贪其利，三军之食不得保。

且“二年以来，陕西、淮南、江、浙取盐酒价钱而民犯愈多”，若犯之得以赎刑论，那么民众皆以其刑轻而无视朝廷之所禁。

从余靖此疏来看，民事关乎边事，更关乎天下之安定。朝廷众臣亦以为若以赎代刑罚，则富人皆得赎，而贫者无以自免，法失其用，违背朝廷轻刑罚、劝农桑的本意。最终，此法放弃不用。

庆历三年，河北盐务在沧、滨二州，沧州务有三，滨州务有四，岁课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给一路，旧并给京东之淄、青、齐三州，淄、青、齐通商，乃不复给。自开宝以来，河北盐听人贸易，官收其算，岁为额钱十五万缗。上封者尝请禁榷，以收遗利。

余靖入奏言，河朔之地土多盐卤，地不生五谷，民以制盐纳税，若禁其榷盐，民将无以为生，若添长盐价，则边民生怨，民或逃亡、或犯法，此亦非朝廷之本意。

余靖进言后，朝廷罢此议。赎刑与榷盐之论，关系民生，其事虽小，但若处置不当，民生怨望，盗贼之事将因之而起。余靖的建言对于安定社会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余靖的安民思想

对于因战乱和灾害影响而频生盗贼这一问题，余靖所持的解决方案是安民以防盗。庆历三年十月，余靖上奏议《论御盗之策莫（若）先安民》。

安民思想是余靖针对盗贼问题所提出的治本之策，亦是余靖朝政思想的最基本内容，在其所上奏议中，“安民”被视作是国家安定的基础，“中外之政、安民为本”。余靖的安民思想主要涉及到安定民生的三个方面：民赋、民力、民心。

（一）民赋：庆历三年大旱，五月，仁宗幸相国寺、会灵观祈雨。余靖上奏议《乞宽租赋防盗贼》，在此奏议中，余靖提出灾情之下的当务之急是宽租赋、防盗贼。

庆历三年九月二十日，太白犯岁星，又犯太微左执法。余靖上书《论太白犯岁星》，又言及宽民赋，在这一奏议中，余靖明确提出了他的安民思想——中外之政、安民为本！并提出进一步的安民政策。

庆历四年三月，仁宗令两府大臣条举当今可行急务。余靖上疏言：“臣愚以谓当今为陛下计者，但能自揽威权，大臣公行赏罚，内择百官，外择将帅，沮蛮夷之气，塞贼盗之原，宽民力，足国用，则天下久安之势也。”“去冗兵，惜冗费，谨山海之禁”、“省配率，恤有无，去侵渔之利”，那么民族可致于小康。

（二）民力：庆历四年五月，仁宗与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于崇政殿议事，韩、范二人所上策略中，有修京城、置府兵二条。随后余靖上奏《论修京城置府兵》，请仁宗深思远虑，以安民为本。

庆历四年六月，开宝寺灵宝塔遭雷电所击起火焚毁，塔基中掘到旧瘗舍利，被人移入宫中。余靖极言不应迎开宝寺塔舍利入内中供养，认为是“割黎民之不足，奉庸僧之有余，且以侈丽崇饰，甚非皇帝之事。”

（三）民心：庆历四年三月，余靖连上《乞不禁湖南人户耕种》、《论湖南捉贼兵士枉杀平民》、《再论湖南捉贼兵士枉杀平民》三疏。

针对朝廷平湖南蛮之乱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余靖指出不与民耕，民无以为生，民心安定更无从谈起，实则驱民为盗。仁宗悉听其言，庆历四年三月，免衡道州、桂阳监民经蛮劫掠并土兵入山捕蛮者赋役一年。

四月，仁宗又谓其辅臣：“前发兵捕衡、道、永州猺贼，如闻误杀山下居民，其令每口给绢五匹，仍抚寸其家。”对于湖南蛮猺作乱，余靖的平蛮思想仍是以“安”为主：“自古盗贼为患，未尝不赦其胁从而诛其首恶，与其胜之，不若安之。”请求朝廷“以赏罚为念，以威怀为意。”“其湖南蛮贼，亦当追罪执方，乃能招抚。”

庆历四年十一月，余靖又上疏议赦书条目，认为湖南蛮贼，首恶者并不多，然因官军所迫胁从者多，胁从者多为平民，本非盗贼，为求不死而被迫入贼中为盗。惩其首恶者，而安抚其从者，是为以德安民心、平盗贼。

庆历三年十一月，仁宗下诏限职田，无职田处或有职田而顷亩少处，三年之内可检括荒田、户绝土地、五年以上逃田。此诏是据九月范仲淹等所上奏议中“均公田”一条而颁定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没有达到均公田的效果，诸路无荒田者，多有误以户绝为荒田给官吏。

庆历四年，余靖上奏议《论限职田》，请求朝廷特降指挥，旧有职田处依庆历元年以前旧制，无职田处，待三二年后朝廷另有标拨。

在奏议中，余靖提出朝廷所面对的旱灾、蝗灾，盗贼等问题，这些所谓民患都还存在，但官吏利用手中职权各自营私，使得民失其业，民心不安，违背了朝廷福泽天下的本意。

我们可以看到，余靖在安民方面的主张既涉及了与平民百姓紧密相关的赋税、徭役，又提出了朝廷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足与失误。

余靖进言，既有对仁宗的劝谏，亦有对为官不仁者的斥责。他希望通过削减赋役的方式，使天下百姓能集中精力发展农业生产。并且希望通过自己的上言使朝廷能及时调整治国之策中的不当之处，使民众生活有更多的保障。

百姓安居乐业，民心自然安定，这样既可以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又可以缓解因战乱、盗贼问题产生的负面影响。“安民”的理念是余靖朝政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安民心，从而安天下。

余靖的选官任人思想

一、余靖对朝廷用人不当的几次谏言

余靖思想中，另一个比较值得探讨的是其选官任人思想。如在余靖第一次入京为官时，就已经针对范仲淹被贬一事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范仲淹“秉朴忠之心，怀直谏之节，不识忌讳，游客矜悯”，不应以谏言被贬。

庆历二年（1042）余靖再次入京后，在朝廷任用官员方面又提出了不少谏言。比较典型的有两个事例，一为对朝廷频繁徙任杜杞的看法，一是反对狄青独领一路。

庆历四年四月，余靖上奏议《乞平时蓄养贤俊》，针对四月朝廷迁京西转运按察使、虞部员外郎杜杞为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广南西路转运按察使兼安抚使一事。宝元初，朝廷出兵征讨安化叛军，杜杞时知横州，后改通判真州，又徙知解州，权发遣度支判官。

安化叛军起兵京西，于是授杜杞为京西转运、按察使前往平定。广西区希范诱白崖山蛮蒙赶反，又擢杜杞为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广南西路转运按察安抚使。

庆历四年六月，朝廷欲命狄青知渭州。为此余靖连上四疏，极言狄青不可独当一路。此事件还须从修水洛城一事说起。庆历三年，朝廷下令修水洛城以防御西夏入寇，水洛城已开工兴修，朝廷又下令罢修水洛城。

但当时督修水洛城的刘沪、董士廉认为不可不修，故继续坚持修建水洛城。但知渭州尹洙则认为修城无利，据点太多会削弱防守力量。双方由此争执开，尹洙以刘沪、董士廉二人违令，命狄青收捕二人。

水洛城在羌族部落聚居地，狄青以武力捕二人至狱，蕃部惊扰，烧杀为乱。此事一出，朝廷对于是否修筑水洛城，对刘沪、董士廉、狄青等人当如何处置议论纷纷。

但刘沪之事又与临阵逗留不可一概而论，刘沪一战而令羌部数百千户服，水洛城据陇山之利，可以通秦、渭之援。而尹洙、狄青之意，在于筑孤垒于生羌之中，若是元昊来攻，恐难防守。

二者虽是因修城争执不下，实际上都是为了巩固边防。若欲伸大将之令而罪责刘沪等，则刘沪又失信于羌戎，若以狄青倚公法肆私忿而责之，则恐今后偏裨轻于违犯。

生羌之地非刘沪不可安抚，在这一事件中，余靖客观地看待刘沪与狄青关于水洛城之争，双方各自坚持的都有道理，尹洙、狄青二人在水洛城事件中虽然所执之辞亦有其道理，但械押刘沪、董士廉，未免行事仓卒。

而刘沪戍边，在生羌蕃部中有很高的威望，因此，余靖认为刘沪可令其续修水洛城，与城同存亡，“朝廷若以沪与青等既有私隙，不欲令在一路，则宁移青等，不可移沪，以失新附之心。”

于是庆历四年六月，朝廷改新知渭州孙沔复知庆州，徙尹洙知晋州。渭州阙守，诏狄青知渭州，得知此事，余靖深恐武人败事，“言泾原在陕西最为重地，自范仲淹不敢独当，岂青粗暴所能专任？”四疏皆言狄青不可独挡一路。

奏议其一言：朝廷所以治天下，刑赏二者也。狄青、尹洙皆坐不合械押刘沪、争修水洛城事，但尹洙已罢徙别路，而狄青只因孙沔称病得以独领州任，是为朝廷赏罚不明。虽朝廷爱惜帅臣，但狄青、尹洙二人同罪异罚，已是不公，狄青更蒙升用，其不可为者有六：

其一、当今天下的官员，最难有才华的人，尤其是陕西四路帅府，在四路当中，当贼人使民屋残破时，军中的士气已经丧失，泾原是最厉害的。因此应该选天才才智第一的人，受职管理泾原。付与刚悍之夫。不可。

其二、朝廷素来以武臣临事不周详，而令文臣镇抚，狄青乃粗暴武人。不可。

其三、狄青出自行伍，群心未服，与尹洙相佐尚且不能服一路兵马，必致败事。不可。

其四、将者，分知将、斗将，知将守城、斗将出战，狄青不能兼其二者。不可。

其五、水洛城之事，尹洙、狄青同罪，而尹洙降罢、狄青进用，是为朝廷专罪尹洙，赏罚不明。不可。

其六、狄青起自行伍而位至将帅，恣意骄暴，水洛城之事其罪在何人，还须明察。不可。

除此之外，孙沔如实有病，则应诏归京师诊治，庆州乃是极边帅府，非养病之地。若孙沔无病，则当遣赴渭州。狄青不足以独守渭州。

奏议呈递后，朝廷并未降旨，余靖又上疏言此事，奏议再提狄青为一介武夫，行事猝暴，为人率暴鄙吝，偏裨不服，以狄青独当一路，乃是朝廷乏贤。

连上二奏议而朝廷未决，余靖又上第三疏。针对当时朝廷有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余靖认为皆为护短之说，天下之大，若是求一士分其任而不得，当是执政者进贤之失。狄青武夫骄慢，水洛城一事已取笑夷狄，不可令其独统其众。

三疏而不得改令，余靖又上第四疏。其奏议认为，此时朝廷最可忧之事在戎狄、戎狄之患在陕西、陕西之最危急者在泾原。形势如此，不可轻授于人！余靖连上四疏，朝廷最终采纳了余靖的建议，诏狄青改并代副都部署，淮南转运使王素知渭州。

二、余靖用人思想中的两面性及其忧患意识

余靖奏议中以朝廷用杜杞一事为例，提到了任用官员的三个不当之处：

一是易官频繁。二年之内，杜杞四易其任，每到治处，政事初有头绪，即迁他任。

二是择贤者则用之至极。杜杞是为贤俊，但一旦天下有事，举贤士则只知有杜杞一人，则为内外取笑。

三是知人不明。余靖引田瑜为例，朝廷用贤哲之人，若能避开此三者，则可应天下万务。

余靖议狄青之事所上四疏，其主旨莫过于三：

其一、泾原乃边防重地，不可轻授予人。在边防问题上，余靖一向坚持用人需谨慎、稳妥。早在庆历二年时，朝廷差文彦博知秦州，余靖就曾上书反对，建议由韩琦坐镇秦州，戎狄知其名，兵士服其令。

文彦博当时乃是与徐怀德同守一路，余靖尚且虑其安危如此，更何况此时狄青独领渭州一路。从朝廷治边的角度来看，余靖提出此议无可厚非。

其二、狄青为一介武夫，武夫不可独领一路。宋代自建朝开始，所施行的政策就是右文抑武，镇守一路，须是文武共守。余靖所言狄青为武臣，不能令其众信服，一方面是当时朝廷大环境所造成的事实，另一方面亦是文臣对武臣的不信任。

其三、朝廷赏罚不可因惜才而偏颇。余靖思想中一直都有赏罚分明的成分，无论是在处理边疆事务、盗贼事务，还是用人方面，都典型地体现出余靖力求公正平等的思想。

总体来说，从余靖在朝廷用人方面所上的奏议看，一方面反映出宋朝统治内部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余靖思想中的两面性，余靖身为谏官，为朝廷政事直言，坚持公正赏罚，却又不能做到公正看待文武大臣。

甚至不惜冒着罢官的风险，言辞力谏。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余靖的用人思想不可能、也不会脱离重文轻武的时代特色。但在余靖用人思想中，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朝廷当有忧患意识，蓄养贤俊。

余靖认为朝廷须广为询访，网罗天下贤能之士，做到对何人可担某职，何人可当某路等情况，都能了如指掌，以备紧急之用。

从这一方面来看，余靖所提出的用人之策，乃是以专才委其任。杜杞之事如此，狄青之事亦是如此，余靖所言斗将与知将之分，讲的即是人各有其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