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者也丨许陈颖：在风景“观看”中寻求精神“突围”

—— 读白荣敏散文集《来处》

如何把地方文史资料与个体发现相融合，突破知识与史料的局限，重建个人化的表达视野，这是白荣敏在他最近出版的散文集《来处》呈现出来的写作意识。可以清晰地看到，长期的地域文史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形成了白荣敏独特的审美结构和认知装置，使他在观看故土风光、感受家园情怀时，既拥有知性的热忱又葆有开阔的视野，从而使他的散文实现了一次精神的“突围”，即从知识化的史料整理抵达一种审美情感化的散文写作。

关于写作与风景的关联，西蒙·沙玛有言：“风景首先是文化，其次才是自然。”作为太姥山的守护者，白荣敏不仅是物质山体的阅读者，也是相关文史资料的整理者，著有《福鼎史话》《太姥石刻》《福鼎古城堡》，还编写了大量区域文化研究资料。近十年来，这两者互为注释，使白荣敏对太姥山的“观看”与普通观光有了本质区别。换言之，大部分观光者的“观看”只是一种表层的知觉活动，而白荣敏对太姥山的“观看”却是一种持续性的深刻认知和阐释活动。文史阅读与编撰构成了他对太姥山的先验认知，使他在与太姥山的对话中不再满足于“眼见为实”，而是更在意内在意涵的重构。他不仅能底气十足地通过丰富的史料博引指出这座名山是“一亿年天造地设”“五千年人文渊薮”“千百年诗意蕴藉”，同时，他的精神发现是如此敏锐、细微，比如他是这样描述太姥山之石的“圆润”：“太姥山的峰石轮廓灵秀丰润，作为高山峻岭花岗岩峰林地貌和石蛋地貌之间过渡的重要节点，她比孤傲峭拔的黄山多了一份亲和，比圆润光滑的鼓浪屿少了一份世故。”“这些姿态万千的石头，都是积铢累寸的成就，都是以柔克刚的经典，都是漫长时光的作品。”这样的描绘与太姥山的自然物质形态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作者的认知模式和“观看”的审美方式密切相关。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曾把自然风景的书写分为“风景的发现”和“内在的发现”，并认为大部分人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借助艺术的眼光才能拥有独特的发现。因此，白荣敏长期阅读、写作的积累为他的“观看”提供了审美过滤和精神引领，为探访太姥山的“来处”铺就了一条清晰的路径。

在这本散文集中，作者不断地“观看”故乡，观山观水观天地，这种“观看”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看”，而是包含着作者的生命意识与文学情怀。比如《太姥山观星记》是在“天人合一”的情境下实现的个体苏醒，特别是作者对“黑暗”的摹写观察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赏心悦目，而是带有澄怀观道的味道：

黑暗是一个巨大的“空”，内无所有，但有极强大的吸附力，这座千年古寺的过往繁华，千年来无数朝觐者的明眸善睐，一代代住山僧人的悲欣和无悲欣，都被这个巨大的“空”吸附了。

黑暗设置了暂时的挫折，但远处的星星却赋予我们希望。

浓雾中的白云寺一副宠辱不惊的模样。红尘万丈，人间悲喜，与它无关，它只与清风相伴，只看白云舒卷。它对我们观看20分钟美丽星空的事儿并不关心，在它看来，这是一件极小的事情，而对于我们，或将成为各自生命旅程中一次意味深长的“事件”。

这种对应于生命认知的审美经验使作者实现了对日常认知的超越，从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看待自然的方式遥相呼应。《国语·楚语上》就说“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文心雕龙》也提到“情以物迁”等。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中的自然风景与为人处世、道德伦理、生死轮回等思想联系起来，形成“心物感应”的思考模式。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白荣敏不仅在风景的“观看”中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回归，同时他还把笔触转向乡土经验。他说：“我的精神根据地就是我生活的这块土地。”福鼎山、莲花屿，还有大厝、石兰，皆是作者乡愁的源起处，但他并没有用故作深沉的姿态来达到一种所谓的深刻，而是敞开自己的感官在别人习焉不察之处发现精神秘密。比如他写对大厝的感受：“当你走近大厝，有一个声音突然大起来，就如满是草的山坡上长出一棵大树，冲击你的神经，让你兴奋”；他写母亲煮米羹：“母亲左手拿瓜，右手抓刀，刀起片飞，丝瓜一片一片随着刀影跃入汤水之中，如一只只初长的鸭子看到一塘春水，争先恐后，一片欢腾。”这些描写以独特的发现保留了一个散文作家应该有的感性与想象。同时，他还把目光转向饱受工业化城镇化冲击后走向衰败的乡村，特别是他看到被抛弃的故乡和空置的老房子、废厝基被夷为平地之后，他的比喻也是非常精妙：“整平之后的厝基，瓦砾和新土混杂，远看像极了一块块血肉模糊的老皮肤。”这样的描写是精准的，同时具备一种视觉想象上的冲击力。

返回生命的故土家园、返回文化的根基传统、返回自然的存在变化，这是来处，但这也是去处。

值得一提的是散文集中《梦一样的马栏山》的情境设置和“观看”方式。“梦中的我似乎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来的客人，有旁观者的心态。” 作者在梦中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到马栏山穿越历史的原始状态，打开人类来处的同时也接通了生命最本真的样子：“他们穿得很少，女人的乳房硕大，男人的大腿粗壮，都是暴露的，但长长的头发包住了大半个头和头下的脖颈，只露出黝黑的脸。”他们的早餐是“烧烤的鱼儿、煮熟的谷子”，各种肉“石片切着吃，男人喜欢生吃。”“路上到处有人在打制和磨制石器”磨制石器时对美的最初觉醒使梦里的这些人“流露出只有在面对自己的母亲或心仪的女人时才有的表情”他们用石梭子抓鱼，“大家都低头干活，扎到鱼儿时非常高兴，‘嗷嗷’叫着把梭子举得高高，向同伴介绍自己的劳动成果，紧接着又低头寻找水里的鱼。”这样的生活场景就是一幅“人类健康成长的童年气派”的社会风景，是一个与现代“文明世界”迥异的富有生气的原生态世界。作者对真纯、坦荡、富有健康且朴素生动的生命状态的欣赏隐含了一种内在的认知结构与审美理想。这样的“来处”或许也是人类的“去路”：让生命重返自然，成为“勤务实利，埋头苦干”的人，“使自己生存下去，使群体繁衍下去”。这样的认知使他从纷繁复杂的世相中返璞归真，重拾个体的本真，避免了散文写作中常见的抒情陷阱。

在这本散文集中，作者“观看”风景的背后不仅有史料的挖掘，更有主体精神的发现，正是这两者的有效连接形成了一种潜在“追问”，这种“追问”的姿态或许正是这本散文集写作意义的真正“来处”。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指出：“在一篇散文里，必须凭借写作的幻术把学问融化起来，使得没有一件事情不突出，没有一条教义撕裂作品结构的表面。”对于每一个致力于历史散文写作的作者而言，如何通过“写作的幻术”使主体精神从史料中“突围”出来，从而使散文获得更广阔的美学境界和艺术空间，这都是值得当下作者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