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看来，由于“士”阶层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天然地含有事父和事君两个维度。

家与国、公与私联系的节点就在“孝”上。士大夫们在家能孝事父母，便兼具“敬”与“爱”的品格，便自然能完成“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的标。

士大夫通过入仕的方式，使得孝道在国家的层面得到延伸。

唐代墓志及传世文献中出现了诸多为国尽忠、夺情起复的案例。士大夫通过“移孝作忠”，扬名显亲的方式来践行孝道。

但在唐代士大夫移孝作忠的实际过程中，会出现许多矛盾，唐前期士大夫多选择尽孝，到了唐后期“移孝作忠”的趋势日益增强，舍家为忠、居丧起复的行为愈发频繁。

为国尽忠

唐前期的士人们多认为入仕是为了养亲。认为入仕的目的仅仅在于获得一份俸禄，如贞观年间的吏部文林郎梁基，“不干禄位，情在养亲”。

高平徐德，“时太夫人在堂，禄养为切，捧檄从宦，盖非获己，解巾巴西尉”。

唐施州清江县的主簿李承嗣，为了侍奉父母做官，为了侍奉父母又退官，“卑秩自安，及亲而仕，退官宁侍，色养于家”。

安史之乱以后，移孝作忠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出现了许多“为国舍家”的行为，“忠”成为“孝”的先行条件，国不存，家难继，只有践忠才能维孝。

如安史之乱爆发后，府君陈义“移孝作忠，徇定远之从戎，期征虏以効节”，驱夷征虏，官至左骁卫将军，策勋上柱国。卒于大历三年（768）的陇西郡李夫人，育有三子。

长子赵庭璋，任游击将军左武卫翊府左郎将。次子赵庭珍，朝散大夫、尚舍奉御。三子赵庭珪，光禄大夫、试太常卿兼华州别驾、上柱国、天水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

墓志中记载，李夫人的三个孩子都曾在安史之乱中立功，“家传干蛊，业奉析薪，移孝资忠，输力定乱。属河洛烟尘之际，天王御陕之辰。扈跸则周鼎载宁，坐帷则汉筹以决。独立乎锋镝之下，克全乎忠孝之名”。

由于后代们移孝作忠，在安史之乱中输力定乱，“因子建土，故本陇西郡太夫人”，不光是赏有实封，还获得了陇西郡太夫人的封号。

根据对《册府元龟》中忠臣的统计，安史之乱前的忠臣有34例，安史之乱后的忠臣有78例，唐后期远超于唐前期，且出现了许多为国赴死、为国舍家的行为。

怀州河内穆宁，天宝末年任佐采访使巡按，与时任平原太守的颜真卿发现安禄山的策反之心，二人准备谋划以郡兵拒安禄山。

颜真卿奏穆宁为大理评事、河北采访支使。穆宁将自己的孩子托付给弟弟作为家族的延续后，立马前去拜谒颜真卿：“先人有嗣矣，我可从公死。”尽管说的“从公死”，但其实是为守卫大唐而死。

长安县令苏震，安禄山攻陷京城后，苏震与京兆尹崔光远“冒贼锋，舍弃家族，自府廨出开远门，杀贼守门者以行”。

当时肃宗奔赴灵武，苏镇日夜兼程奔赴肃宗行在，当即就授为御史中丞。为了效忠，而舍弃自己的宗族。

驾部员外郎韩洪，天宝年间被杨国忠陷害，贬为循州司马。

安史之乱爆发后，哥舒翰守潼关，奏其为华州长史、防御副使，后潼关失守，为安史乱军所俘，欲授其为工部郎中、侍御史。“洪与兄弟等谋，携家出奔”，后为贼人发现，于是一家七口皆被杀害。

肃宗即位后，追封加爵。郑云逵，德宗时期朱滔表为从事，授其为监察御史的职务。

后来朱滔帮助田悦叛逆，郑云逵不从，于是“弃妻子驰长安”，放弃自己的家庭以免自己沦于不忠。

德宗时期的路泌，建中末年担任城门郎，后听闻德宗奔赴奉天的时候，“弃妻子潜诣行在所”。

顺宗时期，泗州刺史张伾之子张重政，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张伾亡，泗州的一些军吏想要让张重政自立为将军，张重政与母亲徐氏抗拒不从。

顺宗听闻了此事，称赞其“在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后起复为云麾将军、守金吾卫大将军外置同正员，检校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委淮南节度使兴要职任使。

而其之所以获得“忠孝双全”的称号，在于其选择李唐王室而尽忠，尽忠才能维孝。

裴行立属于河东裴氏南来吴房。曾祖父为裴守真，高宗武则天时，历任太常博士、司府丞。传中称裴行立为“锐于立功，为时所訾”。是江西道节度使李锜的外甥。

宪宗元和年间，李锜想要吞并宣州，但是其部下几个将领知李锜必败，于是与裴行立共同策反军队归顺朝廷。李锜知道后，“抚膺曰：行立背吾矣”。

裴行立选择忠于李唐王朝而弃其宗亲。令狐建的父亲令狐彰为滑州、亳州和魏博等州的节度使，令狐彰去世后，令狐建为部下“逼夺情礼”，令狐建不从。“天下士多义之，谓彰善终。”

当时天下的许多士人认为令狐建的行为是发扬了“善终”之道，认为不背叛李唐王室，既是忠，也是孝，用自己忠于李唐皇室的行为来为父亲“善终”，以忠行孝。后令狐建官至大将军。

夺情起复

在士大夫们移孝作忠的过程中势必会出现矛盾，“夺情起复”是唐代统治者对官僚士大夫阶层在移孝作忠的过程中，出现矛盾时的强制性解决措施。

既是统治者出于“欲求忠臣，必于孝子”的角度而为“忠”夺子之“孝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唐代士大夫们移孝行忠的方式。

夺情起复首先由官员将父母去世的消息，立刻上报朝廷解官服丧，“凡斩衰三年、齐衰三年者，并解官”。

而后会由皇帝下达诏令宣布某些官员起复，“诏夺情礼”、“恩制夺情”。

但官员被起复后并非完全脱离居丧状态，在此期间仍然有许多限制，如不能参加朝贺、宴会等吉事。

“虽有夺情，并终丧不吊、不贺、不预宴”，在朝堂中处理公事时，不可着丧服“遭丧被起，在朝参处各依品色”。

但归家后要“衣缞绖”。同时唐代统治者为起复的官员制定了也有专门的丧假，让其可以排遣丧亲之痛，“以服内忌日给假三日，大小祥各七日，禫五日，每月朔望各一日，祥禫给程。”

唐前期夺情起复的人数较少，高祖太宗时期被起复的高官如褚遂良（服丧三个月）、长孙无忌（服丧两个月）、于志宁（寻起复）等很多都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成员，还有一些属于山东豪族如房玄龄（服丧三个月）和李勣（寻起复）等。

除此以外，起复本为金革之事，武官也多为起复。他们的起复有着唐初政治上的特殊要求。

而唐前期许多文官终丧制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士族如陈叔达，贞观年间丁母忧，“服阙，授遂州都督”、颜师古太宗贞观年间擢为中书侍郎，“以母忧去职。服阕，复为中书侍郎”。

博陵崔沔，开元七年（719）丁母忧，时任太子左庶子，三年服丧终制后任中书侍郎。

安史之乱以后，无论文武官员，因为国家情急处于危难之中，起复的官员远远高于唐前期。

乾元二年（759）吕諲，时任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丁母忧，仅服丧三个月便起复旧职。

凤州御史严震，大中末年丁母忧，不久后就被起复本官。

山南西道节度府从事郑余庆，建中末年丁父忧，不久后起复为左司员外郎。检校礼部尚书杜佑，母亲去世时任检校礼部尚书，贞元六年（790）起复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

左赞善大夫、殿中侍御史、伊西北庭行军司马来瑱“丁母忧，有孝闻”，安史之乱中被起复为颍川太守。

段秀实，“性至孝”，六岁的时候，母亲生病，七日口中不沾浆水。肃宗于灵武即位后，安西节度使粱宰有异心。

段秀实劝说李嗣业发兵赴朔方“岂有天子告急，臣下宴然”。不久后段秀实父亲去世，李嗣业“表请起复，为义王友，充节度判官”。

在夺情起复的过程中，一方面国家要求士大夫移孝作忠，另一方面，士大夫为了扬名显亲，也得移孝作忠。甚至出现为了自身地位与功业，谋求起复的现象。

广德二年（764），唐代宗刚平定完战乱后便下令“三年之丧，谓之达礼。自非金革，不可从权，其文官自今以后，并许终制。一切不得辄有奏请。”

说明当时有许多文官奏请谋求起复。长达三年的服丧期会对官员的仕途造成影响。

文宗时期王叔文的母亲去世需要服丧去职，但是为了他的改革事业，“日夜谋求起复”。

他说自己亲人重病将要去世，但自己身上背负着政治重任，要以国之事为重，要报答统治者的知遇之恩，“亲疾病，以身任国大事，今当请急，宜听。然向之悉心戮力，难易亡避，报天子之异知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