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宣宗迁汴与金末规则地理格局，到底有什么变化？

金末重大的规则事件当首推宣宗南渡迁汴，这不仅使金国陷入困境，影响了金国的国运兴衰，也深刻影响了中原地区的规则地理形势。

对于是否应当迁都、是否应当迁汴，从当时到今天的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大体可以分两派：支持迁汴与反对迁汴，反对派的观点又可分为支持南迁山东或陕西、固守中都、迁回东北的上京等。近年来的学界研究中，支持迁汴的有：霍明琨、胡晔《试析金宣宗迁都开封》认为迁都开封是正确决策，蔡东洲《金都迁汴与金朝存亡》也认为“有不得不迁之理”。反对迁汴的有：王崇实《略论金代的两次迁都》，论述了迁都的背景和影响，认为迁汴有巨大消极意义，不过没有提出应该迁往何处。

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也评述了迁都一事，否定了南迁，认为河南一隅的经济基础不足以支撑统治，战略回旋空间也太狭小，认为应迁回东北，利用广阔的空间来对抗蒙古，同时也可以避免蒲鲜万奴的趁虚叛变。还有李方昊《论金朝迁都开封的战略失误》认为应固守中都或退守上京以上研究论著为本文提供了不少借鉴

宣宗南迁的战略抉择

1211年，蒙军在野狐岭大败金兵，此后数年不断侵扰金国东北、华北地区，并围攻中都，1214年春，金宣宗请和，蒙古才退兵。这时中都的地缘形势已经恶化，面临不断增大的北境压力，心有余悸的金国君臣决定迁都以避蒙古兵锋。迁都的直接原因是宣宗的怯弱避战和地方官的极力建议，深层原因则是自金国中期就不断增长的北境地缘压力。

余蔚将金末的衰亡追溯到金代中期的迁燕措施，认为迁燕使得金朝中后期的北境局势持续恶化，政局始终无法逆转，宣宗朝中都受围被弃，其原因已根植于初期迁燕之时的战略之中。关于是否迁都、迁往何处的讨论很多。支持迁汴的有南京留守仆散端等，仆散端“与河南统军使长寿、按察转运使王质表请南迁，凡三奏，宣宗意乃决。”反对迁汴的人也有很多，既有在朝官员，也有普通文人，但主张各异。

如徒单镒主张迁东北，认为“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备御一面，以为后图。”刘祁主张迁陕西，说“其迁都大梁可谓失谋。向使守关中。

犹可以数世。”赵秉文则主张迁山东，认为：“山东天下富强处也，且有海道可通辽东，接上京。有大河之险，有维城之固，而无燕近塞之忧。”官员张正伦主张迁都关中或河中，认为“关中有金城、天府之险，按秦之旧，进可以图恢复，而退不失其为自强。不都关中，则犹当驻跸河朔，系海内之心，故莫若都河中。河中，中夏腹心，负背全秦，总制三镇。” 最后，金宣宗还是下了决心迁汴。《金史·宣宗纪》记载：“上决意南迁，诏告国内。太学生赵昉等上章极论利害，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谕而遣之。”51214年五月，金宣宗开始迁都，“秋七月，车驾至南京。”

笔者倾向认为迁汴在当时是比较稳妥的权宜之计，但引发的弊端很严重，不过在当时规则体处于衰败的困局下，其实也并不存在更优解。下面主要从社会地理视角探讨迁汴的各种影响。

迁都使金国规则重心南移，在规则地理格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连锁效应。首先，放弃中都使得人心动摇，士气大大降低，极大打击了统治信心。和南宋初年的南渡相似，尽管统治者并未将新都定为正式都城，口头上还有收复之辞，但实际上只是空谈。《金史》评述“大抵宣宗既迁，则中都必不能守。”《元史》也评述“金弃幽燕，迁都于汴，已失策矣。”8果然，迁汴后仅一年，1215年，中都沦陷。 放弃中都也切断了东北的女真起源地和中原的联系。金国的疆域犹如不规则的哑铃状或者扁担状，一端是东北，一段是中原，毋庸待言，中都是连接两大区域的必经要道，具有极其重要的规则和交通意义。

中都沦陷后，这两大区域在地理上隔离开来，金人对东北基本无法控制，丢弃了广大的领土和人口。余蔚认为“南迁的后果是让东北疆抗蒙的军事行动陷入无组织状态，进一步发展，就是东北失守。”

广袤的东北有足够的战略纵深来与蒙古周旋对抗，如果妥善利用也足以延长金国统治，这也是反对迁汴者的主要理由。但东北的开发程度、经济实力不如中原，是否有经济支撑的能力，养尊处优已久的官僚贵族能否适应严酷的生活环境，都要打个问号。而且，大兴安岭山脉也并非足以倚靠的天险，恐怕难以抵挡从蒙古高原西来的兵锋。

事实上，在迁汴之前，东北已经出现了不稳定因素，1213年耶律留哥建立东辽政权。迁汴后，东北迅速出现权力真空和离心倾向，又导致了蒲鲜万奴的叛变自立。总之，迁回东北与放弃东北可谓是两难处境。

迁汴之后，丢失面积占一半的东北地区还不是致命的，更致命的是，宣宗处置不当，又放弃了对黄河以北的实际控制，使占面积另一半的中原地区迅速萎缩成黄河以南的狭小地带。河北、山西的地方军阀势力坐大，迫使金廷不得不封建九公，导致了金廷华北疆域急速蹙缩。

华北形成错综复杂的世侯割据区，这种混乱局面直到忽必烈画境之制后才得到缓解，但这种混乱依然在蒙元政区上反映出来，即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飞地，直至明初才彻底调整。黄河两岸不同的规则环境也使两地形成了不同的政区特色，河南地区统治较稳固，并未出现飞地。 山东向来是金国统治薄弱区，红袄军起事后的混乱局面使山东实际上也非金人控制。这也与南宋的策动有关，如1221年金人说南宋“顷岁以来，纳我叛亡，绝我贡币，又遣红袄贼乘间窃出，跳梁边疆，使吾民不得休息。”

对金国堪称大幸的是，成吉思汗1217年开始忙于向西用兵，没有把河南作为下一个吞并目标，而是授予大将木华黎以经略河北之责，在此后数年内，木华黎一边重建河北的统治秩序，一边招抚金人的世侯，渐渐蚕食金国的河北、河东、山东之地。从迁汴到拖雷绕道攻金，金国在河南地区有十七年（1214-1231）生存相对稳定的时光。

总之，宣宗即位的短短三四年内，由于主观的颟顸失误，极大恶化了金国的处境和地缘形势，金国疆域迅速萎缩为原有的四分之一。

南迁对河南的规则地理影响

宣宗南迁还深刻改变了河南地区的规则地理格局，不仅影响了金国最后二十年，也影响了此后蒙元时期的河南社会。河南地区在金国前期主要作为战争前线，地位并不是特别重要，在金末则成为金人唯一统治稳固的地域，是其政权的依托所在，因而升为重心。

迁汴的直接影响是开封再次成为统治核心，成为“七朝古都”的第七朝。在之前的1153年，为了谋划南侵，完颜亮正式定都中都，升开封府为南京，作为陪都之一，并大力营造宫殿，但由于多年战乱破坏，并不可能改变开封荒凉凋残的面貌。

宣宗的迁都使开封规则地位再次提升。金亡后，开封的区域规则中心地位得到延续，河南江北行省成立后以汴梁路为省治，固然是考虑到优越的交通和宋代规则地位，时间更近的金末都城地位恐怕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不过，开封也又一次成为矛盾焦点，后来蒙军的攻击对开封造成了巨大破坏。 迁汴后，由于黄河以北失去控制，呈现的地缘关系是金与蒙古、世侯势力隔河对立，黄河的战略价值再一次大大凸显。金人剩余的兵力集中在西起潼关、东至邳州的狭长地带，史载“国兵于是并力守黄河，保潼关。自黄河洛阳、三门、析津，东至邳州之源雀镇，东西长二千余里，差四行院守御，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统以总率，精兵不下二十万，民兵不在其数……如是者十有五年。”

不过，兵力的集中客观上也有利于增强防御，余蔚认为“金的疆域被大幅压缩，实力集聚于更为狭小的境域内，其反弹也相应增强，在短期之内，利于抵御与反攻。”由于防御成功，蒙军难以攻克，金国国祚又延长了十余年。

规则地理格局变化也带来了经济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压力和资源获取方式上。宣宗迁都后河北军民大量涌入河南，人口急剧增加，如金国官员胥鼎认为：“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

侯挚也奏称“臣近历黄陵岗南岸，多有贫乏老幼自陈本河北农民，因敌惊扰故南迁以避。”但金国所掌控的只有陕西、河南、山东三地，陕西、山东都有兵乱，难以有效提供税收支持，维持金国皇室、官僚等统治阶层和庞大军队的资源主要来自河南，因此金国加紧了对河南的资源掠夺，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结果很快陷入了需求庞大与资源匮乏的矛盾困境。

相关记述比比皆是，如当时官员称“今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率三百六十万石，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征粟才一百五十六万有奇。”“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致竭一路终岁之敛，不能赡此不耕不战之人。

《金史·食货志》记载：“及卫绍王之时，军旅不息，宣宗立而南迁，死徙之余，所在为虚矣。户口日耗，军费日急，赋敛繁重，皆仰给于河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征必先期告之，不急者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