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动国际化的人民币，房地产对消费挤出效应，金融成就一切乌托邦

经济发展离不开货币和融资。一个国家可以在信贷融资和政府印钞之间做出选择。信贷持续扩张的结果必然是债务积累。

如何在银行发放信贷和开动印钞机这两种融资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例如，中国在推行四万亿刺激计划时，选择的就是信贷融资，而伯南克主张的“直升机撒钱”则是货币融资，或中国俗称的“印票子”。

信贷增长过快造成债务积压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危害，在有严格限制的情况下，有必要利用货币融资（赤字融资）以支持经济增长、克服金融危机后遗症。

1、被动国际化的人民币

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

随着外部环境的剧烈波动，中国自然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经济的不景气，巨大的债务压力，将倒逼欧元解体。也正因此，整个世界将进入最后的疯狂，欧洲各国将与美国比赛谁的钞票印刷得更多更快。

整个地球将被这些滥发出来的货币的流动性所冲击——大量廉价的货币所形成的巨浪横冲直撞。部分国家为分散美元和欧元的风险，他们不得不寻求构建更为多元的外汇储备投资组合。

人民币的国际缩写CNY（全称China Yuan），已经与美元（USD）、欧元（Euro）、英镑（ GBP）等成为国际8大储备货币之一。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各国对中国这种变化的认识加深，相对于欧元、美元的波动和日元的低迷，人民币无疑将是未来各国所追逐的标的。全球70多个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包括英国、卡塔尔、俄罗斯、加拿大、新加坡、韩国、新西兰、以色列等等。

欧美债务恶化，通货再度膨胀，只会驱使更多的国家持有人民币外汇储备，人民币国际化是从2009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怀疑。

货币国际化的三个功能：支付、计价和投资的功能，最根本的还是投资的功能，原因在于非居民有信心、有能力、有可能持有人民币资产、货币，这样的人民币国际化才是可持续的。

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其外汇储备投资组合，无形中也将必然地导致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伴随而来的将是中国商品出口的放缓，中国经济形势也将恶化。随着欧美各国的通货的再度膨胀，人民币将大幅升值。受通货的再度膨胀刺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也将再次步入一个相对的、暂时的、人为的复苏阶段，与之对应的中国经济，则出现一轮不太严重的、与日本1986~1987年类似的萧条。

但这一萧条，却是最考验中国财经特别是货币当局能力的。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汲取日本在1987年受“日元升值萧条”影响错误做出放开货币政策的教训，那么中国40多年的发展成果，很可能就在这次萧条的错误应对中，像日本那样，被一场巨大的泡沫吞噬得一干二净。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是一个擅长学习，并一再强调充分利用好后发优势的国家，对于日本的前车之鉴，中国政府手中可动用的牌远比当年的日本要多得多。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然而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人并没感觉到收入有明显增长。2022年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约为55%，而美国高达75%。事实上，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速已经连续多年低于GDP增速。

在收入增速低迷的同时，社保体系更是严重滞后。中华民族本身就有“未雨绸缪”的传统意识，在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的前提下，人民更趋向于为未来做储备，这解释了我国储蓄率高企的原因，也决定了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国人的消费、投资结构及行为。

国内居民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支持下，不敢消费，政府与企业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国外。这样一来，产业结构就进一步畸形化——中国的发展不得不集中在投资和出口领域。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暴以后，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迅速地下降，消费占GDP之比逐渐由60％回落到40％左右，远远低于国外水平。同时，消费结构正呈现出家庭消费比重偏低而公共消费比重过高，物质型的消费较多而服务型的消费较少等特点。而反观美国、日本，其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分别在70%和60%，其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则分别为81%和76%。

欧美国家在社保体系和福利主义上的前车之鉴，自然会引起中国足够思考和借鉴，中国事实上也正这样做。中国已经充分汲取了欧美国家在福利制度上所制造太多债务的教训。在这一政策上，中国无疑将节省一笔庞大的纠错成本。

2、房地产业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随着房地产业支柱化的负面效应越积越大，特别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就业和未来越来越失去信心时，政府不得不对住房政策进行调整，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经济增长中的支柱作用将减弱。

中国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房地产业。从理论上讲，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可以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但这一理论在中国却失效，中国对房地产的需求，有相当一部分是低利率和其他投资工具缺乏而催生的储蓄需求与投资需求。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而工资增长缓慢，造成房价收入比严重畸形。

畸高的房价收入比，导致了许多家庭不得不抑制其他消费，而去积攒一套房子的首付款和其后的月供款。但过高的首付款和月供支出，明显地挤出了工薪阶层的消费需求，绝大多数购房者为了一套房子，而不得不削减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这也算得上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随着房租、地租水涨船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增加，最终又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在工资增速慢于通货膨胀率的时代，这无疑又将打击消费。

房地产业不仅对消费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对创业也同样有着明显的挤出效应。

事实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都拥有不受束缚的想象力和解决问题的新奇思路。

也正是因此，2005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把年轻人定为当年的主角，其用意就是推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发现自己的创造力，推动社会发展。事实上中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也一直把创新活动放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上来认识。但问题是，中国的思路和行动往往是不一致的。最典型的就是房地产业了。

一套房子的首付款动辄就是几十万，而这笔资金完全可以支持几个年轻人，带上他们的激情走上创业的道路。如果条件再差些，再不济几万块至少也可以租间铺面，开设商铺。可惜的是，他们的资金被房子的首付和以后没完没了的月供冻结了。从大学毕业到能够凑足创业所需的启动资金的时候，他们也大多到了需要解决婚姻问题的时候了。

也正是因为房子，他们当前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到首付款和月供的积攒上来了，根本没有许多的精神和精力去关注创业计划、去关注创新。

高房价带动的房地产繁荣，似乎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购买了住房的人们，从中就可获利。畸形的房地产制度所导致的房价畸高，不仅正在制造巨大的经济泡沫，也在摧毁社会的活力，因为，它在年轻人的身上施加了空前的重压，让他们变得萎靡不振，失去了自信。

国家要发展，就需要创新。一个国家的创新，还是要靠年轻人的。一个真正创新的社会、一个真正鼓励年轻人创业的社会，它的竞争力将是无可限量的。

对于中国而言，要将房地产从国家和地方政府扶持的支柱产业的范畴里予以清除。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为年轻人推翻这座大山；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年轻人，从房价的高压下予以解放；只有这样，这些年轻人的激情才能再次被激活。

但是未来5至10年，政府还将依赖房地产 ，房地产业仍将构成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虽然国家在着手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保体系，并且力争促进居民收入的增长，没有收入何来购买力。虽然我们预期消费占GDP的比重将随之上升，但想要它在短期内就恢复到以前的60%，甚至达到美国人的消费水平，显然是不现实的。

从外部要素来看，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出口无疑将再次受到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房地产显然将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的救命稻草。

而内部情况同样不妙。中国房价之所以高企，主要原因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及为支持这一模式而采取的结售汇体制，导致我们外汇增长越快，货币超发越严重。

要想真正解决造成中国房价乃至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就得从控制货币总供应量着手。

但随着欧美国家为应对债务问题，而不断制造通货膨胀，欧美各国的货币的币值将越来越不稳定，其他国家为分散美元和欧洲国家货币的风险，不得不寻求构建更为多元的外汇储备投资组合。如此一来的结果是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被强化，这又将引来大量的热钱。在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只能是房地产等资本市场。

其次，中央和地方不合理的财税分配体系，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自1994年开始，在财政分权激励下，地方政府间竞争构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但这种竞争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力，另一方面也是既有发展方式弊端的根本成因。

财权中心不断上移，而事权中心却又不断下移。全国财政收入在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也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在财政比例中上升，而县乡的财政困难却凸显出来，欠发达地区尤为强烈。

到2009年，中央政府的预算内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提升到了52%。在2007年更是高达54.1%，而地方政府则由1993年的78%下降到2009年的48%，但财政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例在2009年已高达80%。

基层政府“丧失”了财力基础之后，但却又必须承担责任。财权的上移和事权的下移，导致了“小马要拉大车”的问题出现。

中央政府不可能包揽地方财政的所有资金缺口，在缺乏财权的支持下，地方又需要发展，需要承担事权，开源就成为其另一个必然选择。

北京2009年由于土地市场的火爆，卖地收入5倍于财政赤字。而更让人震惊的是，同年，杭州土地收入更是高达1，200亿元，已超过上海、北京而居中国城市之首。这样的结果是，过去10年间杭州房价已经上涨了近10倍，而杭州城建资金支出几乎全部来自土地出让金。

在城市建设拉动当地GDP的同时，由于对政府官员的考核以GDP为主，这种政府经营城市的模式已经被广为复制。地方财政事实上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被这种模式所“绑架”。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也就注定将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了。

房地产，多年来占据着北京市投资的半壁江山，相关税收占地方财政20%左右，但为了落实国家调控政策、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北京市采取了国内最严格的调控措施。北京市搬走了首钢，限制了汽车购买，精心计划了GDP增长8%的全国倒数第一结果，主动舍弃了一些曾经的经济增长支柱。

房地产去支柱化就会引起GDP增速减慢，北京一城一时显然是可以的，但如果全国都是如此，那么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显然是接受不了的。

根据人保部研究的结果来看，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体带动80万~100万人的就业。而房地产产业能够带动的相关产业链很长，这对于促进经济短期增长有立竿见影的功效。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见的是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事实上都需要房地产业、都依赖于房地产。

3、未来大趋势

变革只能产生于价值观念发生改变和经济上有必要之时，而不能在这之前。

未来还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方法未必一样，但整体趋势无疑将是一致的。

奥地利学派一贯认为，经济危机的最大诱因往往来源于错误的利率及货币供给政策。银行人为地压低利率造成信贷的扩张，使投资和消费达到空前的繁荣。可惜这种信贷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一旦信贷收缩，那些本来不应投资、消费的项目就会无以为继，结果就是衰退、失业，经济的全面危机。

当然在新的理论工具——凯恩斯的“疯狂之念”的作用下，在掌权者的推动下，崩溃之前也许会平添一段“滞涨”的小闹剧，但崩溃是一定的。

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危机，将会是伯南克们为我们留下的一笔遗产，就如同2001年格林斯潘为我们酝酿了2008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一样。

2022年，投资在中国“稳经济”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投资对去年整个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0.1%。

中国未来面临的第二大问题在于银行体系出现的庞大坏账，坏账率在1%-2.5%，加上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早在1934年就明确指出：“信用扩张确实能导致一时的繁荣，但这种繁荣迟早会归于破灭，导致新一轮的萧条。”

目前在国际一体化趋势愈发明显的大时代，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大时代，经济政策也愈发趋同的大时代，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予以刺激的把戏，将会使整个世界陷入更深重的灾难之中。

克鲁格曼就曾毫不讳言地主张，理论上依靠印刷钞票就能刺激需求，因此日本央行通过增加货币供应就能对经济产生有效作用。对于当前执政的凯恩斯份子们而言，在他们眼里，只有就业率和经济增长这个概念，至于通货膨胀他们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为了抑制通货紧缩、促进就业，克鲁格曼力主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推动通货膨胀的发生为目标。

在2002~2003年间，由于当时互联网泡沫破灭，经济复苏仍然缺乏动力，整个美国都处于通货紧缩的担忧之中。本·伯南克刚刚进入美联储还不到一个季度的时间里，极力鼓吹降息。他当时暗示，美联储可能采用包括印发更多货币等非常规措施，来制止通货紧缩的出现。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金融市场的高度关注。

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金评价说：“伯南克关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讲话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在向市场保证，美联储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防止通货紧缩。”结果，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降到1%，这是美国45年来的最低点，“如有需要，可以通过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来增加流动性”，这一主张一直是伯南克的立身之本。

近来美元连续加息，导致美国银行频频暴雷，拜登政府将债务上限从31.4万亿美元调到51万亿美元，对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给予补贴，美元潮汐继续收割全球财富。

对美国而言，随着二战后“婴儿潮”一代的退休，人口老龄化同样在欧洲、日本、中国身上发生。世界“老”去，地球也将成为一个遍布皱纹的星球。这也就预示着，创造财富的人将越来越少，而需要赡养的人口却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二者间的巨大差异——也就是我们常讨论的债务问题该如何解决？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说过的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这是因为只有越过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

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和信贷证券交易的扩张能够“无限细分”风险并将风险分配至最适合承担风险的人手中。

但是，强烈的偏见依然存在，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相信更多的金融活动总体而言是好的，理性地追求私人利润最大化的公司会充分有效地管理风险，从而使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更加稳定。

因此，监管者应集中精力去识别和纠正那些影响市场效率提高的特定的不完美行为。我们正在走向“金融成就一切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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