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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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的海岸线有3.2万余公里，环绕着大陆边缘，一座座港口城市繁星点点，在东海、南海的边沿，组成了一长串美丽的珠链。这些港口城市被分为五大集群：环渤海港口群、长三角港口群、东南沿海港口群、珠三角港口群，以及西南沿海港口群。

历史教科书上面，许多事关华夏存亡的大小事件，都发生在这些港口城市。

每个港口群包含的城市数目不等，都是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基础雄厚的中等以上城市。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同意开放沿海14座港口城市，并给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放开了一部分城市自主权，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后来进逼中国二线、三线规模，可以说，全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港口城市，几乎全部名列其中。

国家给了这些城市更好的发展机遇，改革40年来，这些城市发展迅速，大部分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在全国知名，在全球闻名。

抚今追昔，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一个机构名称：市舶司。

市舶司始创于唐代，兴盛于宋元，主要职能是管理海上贸易，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历史上，广州市舶司、泉州市舶司等，都是历史书上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汇。

市舶司的发展史，就是中国的外贸发展史。

一、有耳闻但不清晰的“海上丝绸之路”

说起丝绸之路，人们首先想到的，一般是那条从西安向西出发，在新疆境内兜兜转转，通往中亚的陆路商路。这条“丝绸之路”的logo是曲线优美的妓乐天，背景伴奏音是沉郁荒凉的驼铃声。

雄关漫道，大风漫卷黄沙，商旗随风飞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丝绸之路的开拓、贯通、兴盛、湮灭，背后是无数人的辛酸血泪，是数不清的戍边将士埋骨他乡。

唐朝诗人王翰在《凉州词》写道：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何其苍凉质朴，既绝望又坚守自己的职责，无怨无悔。

其实，还有另外的两条“丝绸之路”——加上从河北蔚县到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商路，以及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又称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整体扭结成的茶马古道，才是民国以前中国对外沟通、商贸的全部主要商道。

这另外两条“丝绸之路”，都是海路。

第一条，是在中国北方：由胶东半岛出发，沿着顺时针方向，沿着海岸线走向近地航行，一直到达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太平洋上大小岛屿（如琉球群岛等），抵达爪哇、吕宋。这条航线在春秋时期由齐国打造，被称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到唐代时，山东半岛、江浙沿海一带、环渤海湾等地的中韩日海上贸易已经日趋兴盛。宋代时，宁波成为太平洋西岸中韩日海上贸易的中心城市。

第二条是南海航线。据考证，先秦时代，岭南的先民已在南海、南太平洋沿岸及航船途经过的一些岛屿，开辟了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圈；唐代把这些先民创造的商圈称为“广州通海夷道”，这是对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初叫法。

明成祖朱棣时期，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标志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达到极盛。

南海航线，主要从广州和泉州出发，经过中南半岛、南海诸国，横穿印度洋入红海，最远“抵达东非和欧洲，途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当时世界上中国与外国进行商贸往来、文化交流（也是文明间交流）的独一无二的海上通道。

二、唐宋元明时期的市舶司制度

学术界的通行看法是，“海上丝绸之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它是已知的历史最为悠久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料之路”。

市舶司是站在朝廷派出的管理、组织海上丝绸之路的官方管理机构。市舶司制度对于巩固中国海疆，拓展各国间的海洋贸易，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唐代

显庆六年（661年），唐高宗李治设市舶使于广州，由专人总管海上来华、陆上周边的跨国贸易。开元二年（714年），唐玄宗李隆基在广州又设置了市舶使职位。

据史料记载，安史之乱后，唐在安南（今越南）、广州两地设置市舶使，安南市舶使是由宦官充任的。至于扬州、宁波、泉州等地，虽然有大大小小的商贸、外贸活动，但均未设市舶使。

当时，市舶司的职责是：

①对进入中国的外邦船只征收关税；

②代表远在长安的宫廷采购外来的“洋货”（宫中对女士常用的珠宝、化妆品，需求量很大）；

③同时，代管洋商向中国皇帝进贡的物品——这时的市舶使的职责比较宽泛，倾向于为宫廷提供更好服务，同时承担一定程度的礼宾司工作，表现为参与外交范畴的国家间的沟通。

唐为市舶司制度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后的王朝打造了可供借鉴的范本。

市舶司的日常工作是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管、抽分。

唐代设置市舶使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搜罗海外珍品，满足皇宫贵胄对珠宝、香料等奢侈品的巨大需求。一直到唐德宗初年，王虔修对市舶制度进行改革后，市舶使才真正具备了征税以及进奉等各种功能。

对航船征税，等同于统治者的目光已经从黄土文明，转向海洋文明。这是文明史上的划时代转变。

（二）宋代

（1）北宋的外贸成绩

北宋最大的心病是幽云十六州被石敬瑭献给了契丹。南宋的皇帝们，几乎无时无刻惦记着恢复失地，同时也因为这个念头，承受着北方金国与金国扶植的傀儡们的骚扰与威胁。因为两宋富庶安定，物产极为丰富，是繁华富丽之地，引得游牧民族垂涎三尺。这份心情可见于金海（金的第四位皇帝，谥号圣文神武皇帝）陵王剑指苏杭的多篇诗文。

北宋朝廷急需民间税收填补战争带来的巨大亏空。然后，皇帝和大臣把目光投向了几千里外的海洋。海洋贸易蕴含着巨大利润，展示着巨大潜力，于是，北宋开始实施“开洋裕国”国策。

南宋更不用说了，与金国且战且和，没有外患的有限几年还要搞内部整肃（如罢黜、杀害抗金名将岳飞）。当然，也要与时俱进地发展经济，因为无论战与和，都需要巨量的金银作为支撑。

宋代的造船业突飞猛进，据资料记载，出海的“神舟”（中等或中等以上规模海船，载重量最大可达360吨，排水量达1000吨）。更大的是“木兰舟”，有两种，一种与“神舟”大小、级别相似的，另一种是用以远航到非洲西部穆拉比克王国（木兰国）的巨型海船。据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南代答》记载，这种更大的木兰舟“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谓木兰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

整条船可容纳1000人，船舱内可以养猪，还可以酿酒，并且装备了“机杼”，开设了“市井”。感觉就像是今天的海上航母，只是军事化意图寡淡，更加平民化、生活化。

北宋后期，指南针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航海业，航海理论取得了一定进展，出现了研究、记载航海技术的专著《针经》（探讨指南针引路技术的专门书，不同于中医研究经络、穴位、针灸的同名书籍。这些引路技术是在日积月累的航海生涯中辛苦积累，也被后人称为《针谱》、《针策》等名字）。

当时，与宋有海上贸易关系的国家达50余个，进出口货物品种达400种以上。进口货物主要为香料、珠宝、药材及纺织品等，出口货物主要为纺织品、农产品、陶瓷、金属制品等。

2）北宋的市舶司布局

开国初年，北宋就十分重视海洋经济。宋太祖赵匡胤的策略是先打南（后蜀、南唐等）后打北（北汉等），这样做或许与南方港口多有关。开宝四年（971年），新攻下广州城不久，北宋就在广州设立了市舶司。

北宋一共在9个地方设立过市舶机构，9个市舶机构隶属于4个市舶司，这四个市舶司是：密州市舶司（在今山东青岛）、两浙路市舶司（两浙路包括今浙江全境，加上今天江苏南部的苏、锡、常、镇四市及今天的上海市）、福建路市舶司（福建路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福建省）和广南路市舶司（北宋调整区划后，分为广南东路，领14州，治所在今广州市；广南西路，领6州，治所在今广西桂林市；广南东西两路以梧州－贺州－云开大山为分界。今天的广东广西称谓即来源于广南东路和广南西路）。

四个市舶司中，尤以泉州市舶司、广州市舶司和两浙路市舶司最负盛名，此三者被合称为“三路市舶司”。此外，宋神宗元丰年间，朝廷推出了《元丰市舶司条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市舶贸易的合法地位（在农耕文明一直占据领导地位的宋朝，这是很重要的创举）。通过这些努力，北宋的海洋贸易取得了长足进步，市舶收入逐年递增。

市舶收入是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北宋中期，市舶收入达42万缗左右。南宋前期，因为兵戈连年，市舶收入在财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南宋初年，岁入1000万缗，市舶收入占150万缗。宋政府还通过出卖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初置香药榷易署，当年获利30万缗。

宋朝南北两朝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对于能招徕商舶（类似于今天的招商引资）的有功人员，给予可谓丰厚的奖励，对于营私舞弊的行为也曾三令五申加以禁止。

3）南宋市舶官员的职责

宋代没有关于市舶制度的统一且完整的规定。从零零散散的史料片段中，可以知道市舶司官员的职责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①根据商人申报的货物数目、船员等的数量，以及船只准备去的地点，发给公凭（又称公据、公验），即今天的出海许可证；

②派人上船“点检”，主要防止船上夹带兵器、铜钱、女口、逃亡军人等；

③“阅实”（审查核实）回港的船舶；

④对进出口的货物实行抽分——将货物分成粗细两色（一般货物为粗色，贵重货物为细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实际上是实物形式的市舶税的一种）；所抽货物要解赴都城（这也被称为“抽解”：市舶司对港口的进出口货物征收实物税），然后按规定价格收买船舶运来的某些货物（被称为“博买”）；经过抽分、抽解、博买后，所剩的货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标准，发给公凭，才允许运销他处；

⑤ 主持祈风祭海。

（三）元代

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世祖忽必烈年号)，元朝在攻占浙闽两地后，立即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澈浦（今属浙江海盐）四处港口设立了市舶司。后来又陆续添设广州、温州、杭州三处市舶司。经过裁并，到13世纪末，只在庆元、泉州、广州三地港口留置市舶司。

市舶司由行省直接管辖。每司设提举二人，官阶从五品。元政府曾经在首都设立泉府司（院），管理替国家做经营买卖的商人（官商），同时也负责市舶事务的诸项经营管理，但这一举措持续的时间不长即被废止。

（1）元代市舶司的职责

元代的市舶司的主要职责，基本沿袭了宋的做法，包括：

①根据舶商申请，发给放出海贸易的证明（公验、公凭）；

②对准许出海的船舶进行检查，查看有无挟带金、银、铜钱、军器、马匹、人口等违禁之物；

③船舶回港途中，派人前去封堵（封存货物），押送回港；

④抵岸后，差官将全部货物监搬入库，并对全体船员进行搜检，以防私自夹带舶货；

⑤将舶货抽分，细色（贵重商品）十取一，粗色（一般商品）十五取一。后改为贵重商品十取二，一般商品十五取二。

⑥征收舶税，依照货值三十取一。然后，将货物发还舶商自行出售。

⑦对于漂洋过海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市舶司也与⑥相类似的管理办法，在这一点上，可谓是一视同仁。

市舶司的每年的收入都很可观，仅至元二十六年，就向朝廷上交珍珠400斤，黄金3400两。人们称市舶收入为“军国之所资”，可见它在元政府财政开支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2）元代市舶司制度的整肃

市舶司初建时，一般沿用南宋制度，但日久弊生，势必严重影响市舶收入，所以政府对其必须整肃、清理。至元三十年，朝廷订立了《整治市舶司勾当》总计22条；延佑元年（1314年)，又修订颁布了新的市舶法则22条。

这两个法则，对市舶司的职责范围作了更明确的规定，但其目的无非是进一步加强政府对涉外贸易的控制，以期增加收入。元代的市舶法则比宋朝更为加严密，说明中央政府在管理海外贸易方面已经拥有更为丰富的经验。

但是贵族官僚常常带头破坏国家法规，使制度法条流于空文。

（3）元代市舶制度的成绩单

见于记载的，与元朝建立海道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达100个以上，涉及到东起日本、高丽（今南北朝鲜），西至东北非和西南亚的若干国家。进口的外国货，种类繁多。

据庆元市舶司资料，细色130余种，粗色约90种，共220余种，主要是香料、药材、布匹、宝物等。经市舶司允许出口的货物有纺织品、陶瓷器、日常生活用品等。

海外贸易的开展，有助于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市舶司的设立，使海外贸易趋向于制度化，在明朝初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市舶司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是真实出现的问题，与朝廷核心意识，也是不可能发生抵触的，比如如何解决海患，就不能做到实事求是。

（四）、明代

从盈利角度来讲，市舶制度在明朝中期达到顶峰，但到明朝末年，因为海禁制度的持续封禁，逐渐走向滑坡，以至于没落。这与当时全国的政局有关：明末清军无数次意图入关，“辽饷”居高不下；国内则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多支农民军的长期扰乱政治经济秩序，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文武官员勉励支撑，疲于奔命。相比之下，频繁发生的旱灾、水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就属于可以避免与可以救治与改善的次要因素，而李自成、张献忠的内患、流寇则始终难以清除，最终酿成巨祸，以至于内外夹击，最终葬送了大明王朝。

本文所关注的市舶司制度，看似是经贸领域的一项至关重要的经济举措，究其实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海洋权的认识。从文化意义上来讲，则是自认为属于黄土文明的国家领导者，对海洋文明的认识深度问题。今天的国家权益、外交纷争绝大多数是围绕海疆、海洋权益发生，因为不仅仅在大海上有很多我们目前尚不能完全知道、了解的各种资源，尤其是海上航道的区位资源意义，尤其引起重视，这一点值得所有现代人深思。

所以，研究市舶司制度的来龙去脉，对于巩固中国海疆，意义尤其重大，甚至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抛开千疮百孔的清代海洋管理不谈，距离我们稍远（相对于清朝）的明朝的许多做法，反而更具借鉴意义。

（1）明代市舶司机构的设置

明朝继承了唐代以来各朝的市舶制度，但从总体来看，随着海禁政策的紧绷与放松，以及远洋贸易的潮涨潮落，而几经变迁，体现为置罢无常，最终导致其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逐渐弱化，到后期竟然出现衰败迹象，这甚至引起臣民们对市舶是否应该存在的疑问，这等于是动摇了市舶制度的基础。

明期初年，明太祖朱元璋设置了太仓（今江苏南部县级市，由苏州市代管）黄渡（地处上海市嘉定区，是通沪铁路上一个小车站）市舶司，但到洪武三年(1370年)即废除，这是因为太仓与当时的首都南京距离过近，朝廷担心海盗与其他可疑人员利用经商便利，可以窥探京师虚实，恐怕不利于国家安全。但总不能因为首都安全，对朝贡贸易置之不理，于是在远离南京的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设立了三处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九月，由于倭寇侵扰日渐加重，明朝宣布停罢了此三处市舶司。

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与开国君主朱元璋的思路相反，推行积极的朝贡贸易政策。政局稍稳，登基上位之后，在永乐元年(1403年)就下令恢复了浙江、福建和广东的市舶司；在永乐三年(1405年)又分别修建了安远、来远和怀远三处驿馆（地理位置均临近上述三处市舶司，今天是下辖县或附近），用于接待远来的贡使及其随从。

永乐帝的梦想是“四夷宾服，万邦来朝”，这个思想很可能来自于他的父亲朱元璋。但朱元璋在朝贡贸易的道路上，脚步并不如朱棣坚定，措施也不是如朱棣一样果断。这或者是因为明朝初立，百废待兴，但朱棣这里，因为迁都北京，朝廷上下面目一新，因而少了很多顾虑。

征服安南之后，朱棣于永乐六年(1408年)在交趾和云屯（今越南广宁省下辖县，由主岛和下龙湾海上600多个小岛组成）设立了市舶司，但随着明朝军队在宣德（明宣宗年号）初年撤安南，该两处市舶司也随着撤军行动而取消。

事实上，自嘉靖朝以来，除广州市舶司处于常设状态外，福建和浙江的市舶司都处于时废时设状态。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发生“争贡之役”，明世宗（即嘉靖帝）下令革除福建、浙江二市舶司，仅有广东市舶司照旧运作。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朝廷恢复福建市舶司，但到万历八年(1580年)又予以撤销。直到20多年以后的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神宗“大榷天下关税”，闵浙两的市舶司再次恢复。真是曲折多变，屡次三番“死而复生”，让人不明所以。

（2）明朝市舶司的职能

明朝以来，特别是明朝后期，伴随着朝贡贸易在政策上向私人海上贸易方面变化，作为海外贸易的管理机构，市舶司的职能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市舶司的政治职能减弱，经济职能增强。

①明朝前期市舶司的职能

明太祖设立市舶司的初衷是“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可以理解成，是为了多了解外国的种种情况，同时禁止私人贸易，使海禁政策能够顺利推行。所以，明朝初年的市舶司，其实是推行海禁政策的工具。

如《明史·职官志》所言，明初市舶司的职能是“掌海外诸番朝贡、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伪。禁通番，征私货，平交易”。以是观之，市舶司主要职责在于管理与朝贡贸易相关的事务。

贡使来华后，市舶司会派遣专人专司其职，会同政府部门负责相关工作的地方官检验贡使的真伪（身份判别），查验贡使经行的贡道是否如约，贡期是否与约定相契合，以及船只大小以及载重人数是否符合标准。但事实是，市舶司对来使的身份真伪更为看重，对其他事项则要求得比较宽泛。然后，市舶司将贡使带来的货物登记造册，一边安排贡使食宿，一边奏报朝廷，随后再将贡使和贡物等解送至京。

其次，市舶司还负责抽分征税及管理互市，这是唐以来市舶司的基本职能。对于贡物，市舶司不能直接征税，但对于随贡而来的私货，但有责任检验其中是否有违禁之物，检验通过则对货物进行抽分征税。之后，由政府出钱购买，而收购价格通常远高于货物的正常价值。

翻看史书，可以看到高丽使团（日本使团也是出于同样的利益需求）尤其看中“给价”这个环节，因为可以从中谋利。每次贡使来华“朝贡”，相当于是由政府牵头组织的一个大型贸易代表团——但这或许是有皇帝和政府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利诱外邦的技巧之一。因为“利字当先”（外邦的注意力都放在盈利上），就不会离心离德，横生变故。至于皇帝让出的“利”——我中华上邦，地大物博，施舍给他们一点，就像广东话所说的，“毛毛雨啦”，是可以不计成本和无所谓的。

不过，后来这种情况也发生了改变：市舶司设立（或委托）牙行（相当于进出口承包商）对私货交易进行管理。牙行负责对货物价格的进行评估，既使“给价”和实际货值不会有过大的差别，也同时促成了中国商人与外商之间的交易活动。牙行作为可能的第三方势力而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民间色彩。

对于其他货物，互市贸易的指定地点，除了京师会同馆（随着朱棣篡位成功，地点已由南京经转移到北京），还有市舶司所在地，都成为交易场所，在指定场所，官方出面负责平准物价。

不难看出，当时的互市并不完全独立，只是在朝贡大旗下的私人行为和业务延伸，大明官方并不特别提倡——带有一定的给予贡使福利，才准许其互市交易；换言之，外来货物不可以随意交易，需在大明政府指导下才能有买卖行为。

（2）明朝后期市舶司的功能

隆庆（明穆宗年号，前后共6年）开海之后，明朝开放了部分私人对外贸易。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市舶司管理的外商来华贸易，另一方面是督饷馆（位于今福建漳州九龙江出海处，隆庆元年在此处设置督饷馆，有条件地准许对外洋的私人贸易）管理的国内私人对外贸易。

这一时期市舶司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对海船内的货物进行查验、征税，同时对外商返航时船上所载货物，也有权查验。此后数年，随着局势、形势的变动，抽分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时而允许抽分，时而不许抽分。

1554年，明政府在澳门设立市舶司，负责征收货物税和停泊税。货物税仍实行抽分制，同时按照船舶的体积大小征收停泊税（船税）。隆庆五年(1571年)，为防止外商少报货物，政府将抽分制改为丈抽制，即按照船只体积大小征收税额。

此时，税收也已经从抽分实物发展到了征收货币。

正德（明武宗年号）年间以后，随着市舶司和港口互市贸易的相对繁荣，牙人作为中介商人的作用日渐增强，牙行逐渐取代了市舶司的功能，承担起管理贸易职责。

明朝后期，随着民间贸易迅猛发展，牙行机制逐渐被三十六行这个纯粹意义上的类商业集团、机构所代替。与之相对应的是，市舶司只负责征税工作，逐渐将行政职能与经营实务剥离、区分开来，这其实是“分权”，但也是历史上外贸管理制度的一个重大进步。

结语：市舶制度何去何从

最后的问题是市舶制度意义何在，也就是市舶制度在国民经济、国计民生中，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位置和使命？可以这样说，以前的外贸就是市舶，那么，问题就变成：在海疆、海权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如何看待开展新阶段、新时期的外贸工作？

毋庸置疑，外贸肯定要服务于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就是首先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秦穆公时代，曾以孟明视为主帅入侵郑国，但进军途中被贩牛的商人弦高发现了。回国送信已经来不及，于是，弦高假托自己身负王命，受国君委派，前来犒劳秦军将士，并送上了12头肥牛和4张牛皮。秦军以为郑国早有防备，“闪电战”的算盘彻底落空，于是匆匆撤军——弦高帮助郑国避免了一场战争。

弦高的做法，抛开了商人的逐利思维，以国事、大局为重，让自己的国家、亲族避免战争，不出意外地受到了后人的称道。这也说明弦高的选择、行动是正确的。郑国站在国家管理者的角度，表彰了弦高，将其加封为军尉。战战兢兢求见孟明视的的弦高，完成了从商人到朝廷要职的华丽转身。

国家利益与商人自身利益，如果必须做选择的话，前者肯定是首选，而且应该不容置疑地、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但是落实到国家层面，比方说对于市舶存废（市舶制度健全完备，等于是海洋贸易蓬勃向上，也说明国家支持海洋贸易）这件事，可以封禁，也可以鼓励，但怎么做才不会对国家的长远利益产生伤害？

打个比方说，如果假借王命、欺瞒秦军是更大的罪、杀头之罪，弦高还会不会那样做？我们很难替弦高做出选择。

明朝前期推行的高价收买政策，其实是在缓慢地向追求“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朝贡贸易体系靠拢，并没有给大明朝廷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甚至因为做的是赔本生意，给财政造成了巨大亏空。因此，在正德年间(1506—1522年)，广东市舶司开始改变政策，对前来贸易的船只实行抽分征税。凡是未经勘合或尚未到达贡期，提前到达的船只，只要愿意交税就被允许在当地进行贸易，这个事实等于是打破了对朝贡贸易的严格限制。

获得朝廷发出勘合的藩属国，在泉州、广州、宁波等三个通商口岸营商，让中国人见到了从未见过的动物、植物和新奇物件，比方说芦荟，就是正德年以后，才进入中国的。

据学者估计，郑和下西洋取得的贸易收益，最少为黄金20万两，白银1000万两，是宋元两代市舶司收入的十几倍。这也是外贸通商有利无害的例证。

笔者的观点是，要尽量遵循市场规律，尽管有可能像撒谎者弦高“王命加身”，也尽量不要损害、伤害船主、商人的利益，不要违背市场规律和市场准则。

当然，正与反、左与右的尺度很难把握，尤其是金字塔的顶端还有朝廷（皇帝）这个最终决策者，这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做事不力，会让办事人员扣罚奖金甚至吃牢饭的。所以，一定要本着勤政爱民的思想准则，恪守儒家的“中庸之道”（《论语》讲的“过犹不及”和“欲速则不达”），求得一个个人自由与市场规则之间的最佳平衡点。道理是如此，但在国家大政方针和长期制度建设方面，没人能够未卜先知，就需要不断地调和、修正，“摸石过河”，引导事情向正确的方向运转，如此才能使这项工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2）》

《农业与经济历史纵横谈》

《自足经济》

《赫赫天朝》

《外交与各国历史纵横谈》

《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

《中外关系》

《中国对外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