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覆灭，粉碎了士绅的权威。但是，《顺德龙江乡志》指出，当明庄烈帝在崇祯十七年（1644）阴历三月在北京皇宫外的煤山上吊时，顺德龙江乡的人们正在看大戏，大戏一般是在节庆期间才做的。

珠江三角洲距离北京约2，400公里，崇祯皇帝自尽的消息如何传到当地？对当地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历史学家知道得很少。但是，顺德县令周齐曾的传记，能够让我们大概了解当地人是如何面对这消息的。

一、士绅与基层管理

顺德县沙田的地主，与香山县的豪族长期打官司，争夺沙田的拥有权和收租权。

当时，周齐曾新授顺德县令，他在前往顺德县上任途中，听到崇祯皇帝自尽的消息，强忍悲痛，上任之后，站在顺德县沙田地主一边，派遣衙差，捉拿顺德县沙田地主指称的恶霸，把他们扔到海中，让他们溺毙。

香山县地主一方，向上级衙门投诉周齐曾这种非常的司法手段，结果，周齐曾被免官。顺德县百姓为表达抗议，连续几天关闭城门和罢市。

但是，周齐曾还是服从了免官的命令，剃头出家，入山做和尚去了，此后，再没有人知道他的行踪。

对于周齐曾这段非比寻常的经历，我们没有什么异议可言。但是，周齐曾到顺德县上任时，明知崇祯皇帝已经自尽，朝廷已经垮掉，却仍然卷入当地的官司，这很能够显示，即使在明王朝的末日，县官的权威仍然屹立不倒。

北京虽然沦陷，但明朝并没有随之崩溃。在几天之内，南京的明朝高官们就宣布继续效忠明朝，到了阴历五月，他们已经拥立出崇祯皇帝的堂兄弟福王。

不到一年，南京也落入满清手中，残余的明朝官员就撤退到福建去，团结在唐王身边，将之拥立为隆武帝。

被历史学家称为南明的明朝残余政权，为了提高声望，向地方精英派发各种功名。也因此之故，在顺治二年（1645）才16岁、正在读书准备考科举的屈大均，就成了县学的生员。

顺治十四年（1657）刊行的《南海九江乡志》，对于明末清初南海县的情形，记录得相当坦率，根据其记载，南海县在顺治二年（1645）、三年（1646）、五年（1648）都颁发科举功名。

明末清初珠江三角洲动乱之惨烈，是元末以来所未有的。但是，在整个明末清初期间，珠江三角洲的士绅，正如全国许多地区的士绅一样。

一直效忠明朝。士绅对于朝廷忠诚不二，因为士绅对于朝廷的效忠，与士绅对于地方社会的领导的性质本身是结合在一起的。

到了清朝，士绅对于地方社会的领导，已经成为王朝意识形态的重要元素，以至于变成了历史学家对于“传统中国”的概括的根据。

但是，士绅作为一个阶层要站得住脚，则社会本身必须被士绅化。从乡村到宗族的演变，必须被普通的乡民内在化，这样，乡民才能够成为一个大社会的成员。

这样一个由士绅领导的社会，是先创造于意识形态之中，而后变成现实的。在珠江三角洲，这个过程开始于16世纪，但是，即使在那里，也是到了明朝的最后几十年间，士绅才开始自视为地方社会的领导阶层。

二、乡居显宦

在珠江三角洲，高级官员住在家乡，利用自己的关系和特权来维护本地社区，这个现象，不早于16世纪而出现。

直至村庄向官府效忠之前，则面对武装劫掠时、央求官府保护是没多大用处的；直至力役折银之前，以歉收为由、央求官府减税也是没多大用处的。

在佛山，乡居高官为当地事务出力的首个例子，出现于嘉靖二十二年（1553），这年正值饥荒，出身于佛山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家族之一的、拥有高等科举功名的冼桂奇，揭出粮食，煮粥赈济灾民。

看到冼桂奇的做法之后，"二十四铺之有恒产者，亦各煮粥以周其邻近”。也是在佛山，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出现了另一次建立某种防卫联盟的尝试，带头的是拥有高等科举功名的李待问，李氏也是自明初以来就定居佛山的家族。

李待问组建了佛山忠义营，这个捍卫佛山全镇的本地防卫组织，断断续续运作至19 世纪中叶。

此外，地方志还称赞李待问为佛山立的功劳，包括采取行动，豁除了极不受佛山人欢迎的“定弓”税；为佛山编制赋税记录；

以及多年来为佛山的公益事务出力，例如在天启三年（1623）重修广福桥，在崇祯七年（1634）修整佛山通往广州的主要道路，在崇祯十四年（1641）修葺北帝庙的风水墙，翌年（1642）修治文昌书院，等等。

李待问死后不久，顺治二年（1645），他的画像就被安放于文昌书院内。当然，在饥荒时期捐粮赈灾，并不是16世纪才出现的新颖现象。

新颖之处在于，在粮食危机期间，参与管治、并且直接处理危机根源的，是一名退休乡居的高官。嘉靖三十三年（1554），连续几年旱灾造成了粮食暴动，所以才有冼桂奇捐粮之举。

一篇描述新会县当年暴动的牛动的文章，谓新会县令张贴示谕，大书"饿死事小，枭首事大"，据说这示谕使部分暴动者安静下来。

但是，水上居民继续暴动，他们也许是暨民，新会县令须提供食物和金钱来赈灾，并动员乡村父老向村民痛陈造反的严重性，还集结起一支为数1，600人的武装，才终于平定乱事。

当冼桂奇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捐粮赈灾时，他也面对着类似的社会动乱。根据描述当时的一篇文章，在此之前，官府调来一小批粮食，打算用作赈灾，但却被几百人包围抢劫。

因此，先桂奇组织赈济时，"遣人分护谷船、米市，以通交易"。早于农民感受到粮价上涨的影响之前，粮食危机已经严重打击了佛山这类贸易市镇。

最初反对与葡萄牙人贸易的意见消失后，时人笔记对于葡萄牙人贸易所带来的利润，是不吝笔墨的。

嘉靖四十四年（1565）访问广州的叶权写道：广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价平，不但土产如铜锡俱去自外江，制为器，若吴中非倍利不需者，广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

以故商贾骤集，兼有夷市，货物堆积，行人肩相击，虽小巷亦喧填，固不减吴阊门、杭清河坊一带也。

两广总兵林富于嘉靖八年（1529）疏请朝廷允许葡萄牙人在广州贸易时，当然很明白外贸会创造财富。

他说：贸易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之，其次资民买卖。故小民持一钱之货，即得握椒，展转交易，可以自肥。广东旧称富庶，良以此耳。

霍韬的儿子霍与瑕，大概在16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指出，葡萄牙人之所以把贸易基地搬到广州，是因为受到倭寇在浙江、福建沿岸的侵扰：

广东隔海不五里，而近乡名游鱼洲，其民专驾多橹船只，接济番货。每番船一到，则通同濠畔街外富商，搬磁器、丝绵、私钱、火药、违禁等物，满载而还，追星趁月，习以为常。

霍与瑕是不赞成葡萄牙人贸易的，他父亲也站在要求驱赶葡萄牙人出广州城的一方。但是，毫无疑问，珠江三角洲的世家们，多少沾到一点沿海贸易带来的新财富。

任何关于16世纪珠江三角洲的描述，都要明白海外贸易为该地区带来财富这一背景，但是，复杂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市面日趋繁荣，不仅意味着城镇规模扩大，也意味着人们有更多的钱来买他们想吃的食物：米。

王士性这位旅行家，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刊行其《广志绎》，他注意到广东当时已经从广西进口稻米。

天启四年（1624），发生饥荒，广东布政使汪起凤下令向广西米商颁发路引，好让他们运米到广东时，毋须交过路费。此举立即把米价降了下来。

佛山发展成为稻米贸易中心，部分原因，是拜广西稻米增加进口广东所赐，而米价上涨，也促进了16世纪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开发。

沿海贸易导致米价上涨的首宗记载，见于龙山乡于万历十九年（1591）建立社仓的行动，有关文章称：“年来，闽商涌价，米粒如珠。"

两年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广州西关的米市发生暴动，以禁止稻米出境为名义的暴动四处蔓延，广东巡按御史巡抚王有功于是下令禁止福建运米船停靠广州。

天启四年（1624），由于谣传广东巡按御史陈宝泰以本身是福建人之故，默许福建商船从广州买米，广州百姓再度示威，他们占据陈宝泰的衙门，从早到晚，直至番禺县令出手干预，始行散去。

不过两年之后，天启六年（1626），“远商”到东莞县买米，156 居然被“民拥众焚其舟”，这年也是荒年，东莞县县城内的富家都报称他们围积的米粮被抢劫。

这些粮食暴动不仅反映出粮食短缺，也反映出：随着贸易增长，城镇人口越来越敢于采取政治行动来维护其利益。

简而言之，周期性的粮食危机，是气候的结果，也同样是商业化及市场的货币化的结果，也是县级政府行政制度演变过程中要面对的问题之一。

但是，粮食危机的影响并非就此而止，粮食危机还影响到广东全省的军饷问题。

而一旦说到广东省的军饷问题，则广东省以外的势力也被牵引进来了，因为北方边防军镇的粮饷事务，一向是皇帝的私人官僚集团————室官——的职务之一。

住在珠江三角洲家乡的明朝高官，很少能够真正专注于地方事务，要处理像给养军队这样复杂的问题，他们就必须选择：要么维护地方利益，要么奉行朝廷堂而皇之设定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