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1932年12月14日的法令是苏联民族政策逆转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

“斯克雷普尼克事件”

但在当时，这一点并不清楚，法令并没有全面否定乌克兰化政策，而是谴责其“机械”的实施和未能“谨慎选择布尔什维克乌克兰干部”。

建议的解决方案不是俄罗斯化，而是“正确实施乌克兰化政策”和“布尔什维克乌克兰干部的谨慎选择和教育”。

法令颁布后，在苏维埃乌克兰发生了长达一年的针对“民族沙文主义者”和“阶级敌人”的大清洗运动，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对积极支持乌克兰化政策的斯克雷普尼克的清洗，这次大清洗运动使乌克兰化运动陷入停滞。

斯克雷普尼克是苏联民族共产主义者的代表，他相信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兼容，是乌克兰化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

1928年卡冈诺维奇离开乌克兰后，斯克雷普尼克成为乌克兰最主要的民族政策专家，长期担任乌克兰的教育人民委员，在他的领导下，乌克兰教育领域的乌克兰化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1933年1月，斯大林对乌克兰党政机关的人事安排进行了调整，帕维尔·波斯特舍夫担任乌共（布）中央的领导。

波斯特舍夫一上任，就取消了斯克雷普尼克在乌克兰所有大学设置的必修的民族政策的课程。

2月初，乌共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柯秀儿在会议上强调“集体农场工作的任何错误和缺点都会被阶级敌人利用，应当特别注意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的意识形态的正确性”，波斯特舍夫也指出“由于乌克兰化的机械实施”，阶级敌人渗透到党和苏维埃中的可能性。

会议召开后，乌共（布）中央进行了对党、国家机构、科学和文化机构中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清洗活动。

2月19日，斯克雷普尼克的私人秘书以“乌克兰军事组织成员”的罪名被国家保安总局逮捕。

2月23日，斯克雷普尼克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长达40分钟的会面，但他的努力失败了。

2月28日，他的私人秘书向国家保安总局供认，斯克雷普尼克“通过他的民族主义活动鼓励我和我们的其他成员进行活动。”

1933年3月至5月，乌克兰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权威文章，对斯克雷普尼克在包括俄罗斯儿童的乌克兰化、1928年乌克兰语言改革、对乌克兰改革的理论解释等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攻击。

斯克林普尼克最后一次试图用一篇题为“两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民族政策”的文章为他过去的行动和著作辩护，但国家局再次予以拒绝。

在6月8日至9日的乌共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前夕，乌克兰决定对斯克雷普尼克进行公开的批判。

在全会上，波斯特舍夫在讲话中点名批评了斯克雷普尼克，并认为斯克雷普尼克在教育人民委员会为民族偏端分子提供庇护。

全会后，乌克兰媒体充斥着直接攻击斯克雷普尼克的文章。

在7月7日的会议上，斯克雷普尼克提前离开会场，回到办公室后开枪自杀。

斯克雷普尼克自杀后，由于他的资历和地位，他仍然是一个杰出的布尔什维克，遗憾的是，他“削弱了的改革警惕性，并允许组织有联系的破坏者在我们的意识形态战线上担任重要职务”，媒体将他称为“堕落的民族主义者”。

对于斯克雷普尼克的攻击

对于斯克雷普尼克的攻击一直持续到1933年秋天，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

第一，斯克雷普尼克提出了一种将民族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危险的理论。

斯克雷普尼克曾用“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来描述前“斗争派”成员和西乌克兰前领导成员，意思是因为问题成为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者后来又转向原来的民族主义立场。

他使用的这一术语现在被恶意解释为在试图证明民族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融合是错误的。

批判斯克雷普尼克的人认为，这种意识形态迷惑了乌克兰青年，为民族主义思想渗透进乌克兰提供了途径，导致彼得留拉分子渗透到关键位置，最终导致粮食收购危机的出现。

第二，斯克雷普尼克被批评严重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乌共委员会帕纳斯·卢布琴科指责斯克雷普尼克要求大学投入110个小时教授民族政策，却只投入60个小时教授列宁主义。

第三，斯克雷普尼克被批评过分强调和宣传乌克兰化政策的外交作用。

1933年11月，波斯特舍夫就曾在演讲中提到，斯克林普尼克的错误可能导致“乌克兰与苏联的分离，这将是整个苏联结束的开始，无产阶级和农民权利结束的开始”。

第四，斯克雷普尼克还被指控试图强制把俄罗斯儿童同化为乌克兰人。

如前所述，在斯克里普尼克在担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的时候，为实现中小学教育的全面乌克兰化，曾提出这样的理论：“俄罗斯化的乌克兰人说一种‘混合方言’，其语法基础是乌克兰语。

因此，他们应该在乌克兰语言学校学习，即使他们的父母认为他们的母语是俄语。

”斯克雷普克被免职后，新任教育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扎通斯基立即谴责斯克林普克的理论是“强制乌克兰化”和“去俄罗斯化”，并在1933—1934学年对乌克兰的教育体系进行了修正，使乌克兰境内俄语学校学生的人数、俄语剧院数量以及俄语报纸的比例到得到了小幅提升。

斯克雷普尼克自杀后，乌克兰当局继续对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和民族干部进行清洗，党的决议和官方报纸不断对“民族主义偏差”进行批判，乌克兰国家保卫局逮捕了近千名支持乌克兰化政策的民族知识分子和民族干部。

整个1933年，将近10万名党员被开除党籍，前教育人民委员舒姆斯基以“乌克兰军事组织成员”的罪名被逮捕。

对斯克雷普尼克等民族知识分子和民族干部的清洗意味着乌克兰化政策的收缩。

民族共产主义开始被视为威胁苏联统一的力量，民族的问题被明确地降级为次要的问题，苏维埃政府开始不对民族的问题进行过多讨论。

曾经被用来实现外交目的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和跨境民族关系现在反而成为一种威胁。

俄语在乌克兰的地位得到有限的加强。全面的乌克兰化计划虽然被放弃，但并没有彻底转向大俄罗斯化政策，而是进行了收缩，重点也从语言的乌克兰化变为了乌克兰族干部的提拔和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