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涅槃，怀念烈士杜恒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往事

作者：垦牛

1972年大事记之一：

1972年5月5日，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五师四十三团四连所在地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宝日格斯台苏木哈日卜日东山西北沟发生了一场草原大火。为了保护国家财产，69名年轻的兵团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43团4连副指导员杜恒昌烈士

杜恒昌烈士墓

在一片菁菁芳草中，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杜恒昌烈士之墓”的墓碑上。我不能想象墓碑后面的水泥坟茔里，48年来静静地沉睡着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我的战友、我的同学、我的兄长！

我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师5团的军垦战士，和杜恒昌是战友；我毕业于66届北京六中高三（1）班，和杜恒昌是同学；他长我近一岁半，是我的兄长。

岁月悠悠，近五十载的往事涌上心头，面对墓碑，我不由得泪水涟涟。

1963年10月中旬，我转校回北京六中继续读高中。那时已经开学一个多月，同学们从北太平庄公社参加秋收劳动回来，转入紧张的学习生活。

班主任梁老师拉过一个穿着旧绿军上衣、蓝裤子的青年对我说：“这是杜恒昌，担任咱们班临时团支部的书记。”我注意地看看他：一米七几的个子，削瘦，戴一顶绿军帽，脚蹬解放鞋，除了没有领章、帽徽，简直是一个空军干部（上衣四个兜）装束。他温和的望着我，亲热地拉拉手，我们就算认识了。在来自许多学校同学组成的新集体里，他是我最先认识的同学之一。

后来我发现，恒昌看人总是笑眯眯的，他的眼睛会笑！

那时我们同学大部分16岁。恒昌比我们稍大些，看上去就显得憨厚、成熟，有大哥气度。

小学时期他是在河北农村老家度过的，以后来到北京从军的父亲身边。初中他在北京31读书并加入了共青团。1963年8月，恒昌考入北京六中读高中。

顺便说一下，六中和三十一中都是北京当时著名的男校，尤其六中，更是跻身“四、六、八（中）”北京名校之列。就这样，加上“文革”时期，恒昌在一群秃小子中间生活了七年多。

在不久的班级团支部委员选举时，他获全票通过。经共青团校团委批准，他担任了支部书记。那时我们班有8名团员，到高三毕业时，发展到23名，占了全班人数的一半，成为学校较大的团支部。

那一年，我担任学校团委会宣传委员。杜恒昌作为团支书，也经常参加校团委的工作会议，工作上我们接触较多。

由于他家人多住房紧张，经过批准恒昌住进学校。在六中西北角的两间平房里，他和不同年级的十几个同学一起同吃同住同学习，读完高中、经过文革，直到上山下乡。

在住校的日子里，平时他从食堂打饭回宿舍吃。那时供应条件差，恒昌没少吃苦。

他的仪表一直很整洁，铺位干净利索，从不邋遢。他还自己动手洗衣服、补袜子。

提到补袜子，记得我还送给恒昌一个木制的袜板呢。一次在他宿舍床上我看到一双没有补完的绿袜子，由于没有上袜板（注：补袜子的专用工具）袜底补得歪七扭八。回到家里，我把同学的事讲给母亲，善良的老人立即找出一个木袜板让我送去。

宿舍里冬天取暖、平日保洁的事情他没少做，大家相信他，他和宿舍里的大小同学都能和睦相处。

四年多的住校经历进一步锻炼了他的独立生活能力！

杜恒昌不善言辞。课间，年轻气盛的同学们好争论个什么，他总是站在外面，笑眯眯的听着、看着，很少插言。

他的生母去世时留给他一块手表，黑皮带，牌子我不大清楚。那时同学们家境普遍不好，极少数的几个同学才有手表。而戴表的人往往喜欢显摆，经常挽着袖子露出手表。但是恒昌不然，他不张扬。

受到批评，甚至受到委屈他也默默接受，从不辨言。记得1964年4月全校到南口农场参加植树劳动，回京时遇雨道路泥泞，上火车秩序有些混乱。当时我和恒昌正在两节列车的接头处聊天看风景，班主任梁老师看到后，埋怨我们不去清点全班人数。恒昌二话不说，马上执行。我却心里不畅，我觉得这应该是班长的工作。

恒昌的父亲是一位空军军官，受家庭与时代的影响，恒昌非常热爱解放军，向往火热的部队生活。

1964年，高一第二学期，恒昌在“北京市业余航海学校”参加舰炮操炮训练。在我们班几个同学组成的炮班里，恒昌担任班长。我不是成员，但是我对军训感兴趣。他们从南长街南口的学校到后海北沿的“海校”参加训练，我去观看。来回近20里地。

这一年暑假，恒昌主动自费参加北京团市委组织的军事野营活动，我们班只有他一个人这样做。野营营地设在西山鹫峰脚下的北京47中。营员要自行到颐和园东宫门集合，然后由担任教官的解放军战士带领，背着打成三横两竖的背包，轮流扛着几只苏式步（骑）枪，一路上坡，步行20余里到达野营营地。

我作为野营指挥部的勤工俭学联络人员，和蜿蜒几百米的大队人马一道行军，经历燥热、干渴、疲惫。由于工作性质不同，我不带背包，但是我可以想见那时的恒昌要比我经受更多的劳累。他肯定又在帮助四周的同学了，尽管大家来自不同学校，大家并不认识。

这一年全国都在传达“大庆”油田鼓舞人心的事迹，开展学大庆活动。班主任梁老师也效法大庆，开展“评功摆好”活动，发扬每个同学的“闪光点”，调动大家积极性。恒昌受到大家一致好评，进一步确立了他在班里的威望！

尽管恒昌喜欢军旅生活，但是他很早就有“上山下乡”的志向。

1964年暑假，比我们高两届的校团委委员侯荣彬（已经去世）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到京郊农村插队落户。他和恒昌同一宿舍，与我也很熟悉。侯荣彬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乐呵呵地问我俩：怎么样？毕业后找我去？杜恒昌当即表示：去！一定去！而我却没有这样的决心。

在对待上山下乡这个时代的课题上，杜恒昌始终是主动的、积极的，自觉的！他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同。

终于，在1967年冬天，恒昌如愿以偿，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他从北京天安门出发，奔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草原插队落户。几年后，他们划归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43团4连，恒昌担任了副指导员。1972年5月在宝日格斯台苏木草原的熊熊烈火中，他和68个弟弟、妹妹象涅磐的凤凰，冲天而去！

草原上从此永远留下我们兵团战友伟岸的身躯！

恒昌，我的兄长，他再一次地成为这支永恒队伍的排头兵！

杜恒昌亲手缝制具有兵团特点的蒙古袍

杜恒昌生前骑马照片

杜恒昌与父母、弟弟、妹妹在一起

恒昌和我相识四年多，由于时间久远，很遗憾，许多事情回忆不起来了。但是这不重要。我以为，回顾恒昌如何从一名中学生成长为优秀的基层知青干部的道路更为重要。

杜恒昌成长在一个火热、激情的年代！

在那个时代，英雄层出不穷！学雷锋、学王杰、学铁人，学英雄模范社会蔚然成风。

恒昌幼时在河北农村度过，那里勤劳、朴实的民风熏陶了他、哺育了他。中学，他又在两个校风优良、健康的男中（学）度过。

那时的北京六中很注重德育教育。

学校经常组织老红军讲光荣传统，请优秀青年到学校作上山下乡报告，我记得当时全国知青优秀代表董加耕就是其中一员。

学校还组织师生到著名的崇文区清洁队参加掏粪劳动，听老工人时传祥同志讲忆苦思甜报告，培养我们不拍脏、不怕累、热爱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

在1965年，要说跟劳动模范时传祥一起掏大粪那可是社会时尚的事情。就连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后来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同志都亲自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用班费买来理发推子、小毛刷，从家里找来白布，大家互相理发。我们以勤俭节约为荣，以奢侈浪费为耻！

高中时，每年我们要参加两次下乡劳动，每次历时半个月，就是高三准备升学考试时期也不例外。

1967年夏天全校到通县宋庄人民公社参加麦收，师生们背着背包以及生活用具，晚上9点出发，从位于天安门西面的学校步行四十余里到达潮白河畔，大家几乎摸黑走了一夜。有些同学掉队天亮了才蹒跚进村。恒昌那时挺瘦，但是他不顾自己的疲劳帮助身边体弱的同学。他是我们班最先进村的那一批人之一。

也就是在那次下乡劳动后的几个月，恒昌与一批有志热血青年，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奔赴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完成了壮丽、永恒的人生！

恒昌于1966年3月入党，是我们年级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4个学生党员之一。当时那可是光荣的大事！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班主任陈惠娥老师。

恒昌入党，众人皆服。记得在入党发展大会上，同学们踊跃发言，纷纷表示向他学习。同学们普遍认为：追求进步，努力学习，团结同学，生活朴素，自觉锻炼是恒昌的优秀品质。

恒昌也很激动，表示继续严格要求自己的决心。他那不善言辞局促不安的神态，至今仍然给我留下清晰的印象。

社会的大环境造就人，杜恒昌更是一个主动响应时代要求的有志进步青年。

杜恒昌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作家马波（老鬼）与兵团战友看望恒昌母亲

马波与杜恒昌的班主任、同学座谈，征集烈士生前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