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战争之后的两种人生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民兵，1936年。（Alec Wainman/图）

西班牙内战结束八十多年了，有关这场战争的著作，浩如烟海，特别是佛朗哥政权结束以后，众多沉入海底的史实渐渐浮出水面；2004年西班牙政府实施《历史记忆法案》后，一千八百多个原来的无名公墓被标记在西班牙地图上，让许多死难者的姓名得以公布、遗骸迁回到亲人的墓地，他们的人生也随之昭示天下；加之西班牙内战历史档案（包括相关国家的历史档案）的解密；新的海量信息让各路研究者应接不暇，关于西班牙内战历史著作的出版呈喷涌之势，也越来越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一些重要史著的中译本也陆续出版，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能跟上追寻历史真相的脚步。

在阅读了大量西班牙历史和各种回忆录之后，我觉得自己对西班牙内战至少是大致清楚了，但还是有两本新的出版物大大地震撼了我。

英国历史学家弗雷泽和他的著作《藏着》（有熊依旆中译本，格致出版社，2020）

先说说两本书的梗概，再仔细琢磨。

《藏着》的主人公曼努埃尔·科特斯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社会党的基层党员，曾在自己家乡的村子里担任共和国派的最后一任村长。战争的胜利者是对立的一方，内战结束后执政的佛朗哥政权滥杀政敌和无辜，如果被捕，曼努埃尔不是会遭处决就是会被长年监禁。妻子把他藏在了家里。本想藏几年就能出来，没想到一藏就藏了三十年，直到西班牙政府1969年特赦。藏了三十年，不是深山孤岛，而是很多人生活的村庄，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想想看，整整三十年，是怎样的痛苦和熬煎。

《骗子》记录的是21世纪初发生在西班牙并引起巨大反响的一桩丑闻。事件的主人公恩里克·马尔科的前半生没什么特别之处，内战中他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组织（共和国执政联盟中的一派）民兵，二战中在德国当过劳工并进过监狱，也就是普通西班牙人的经历。离奇的是几十年后！1975年佛朗哥死了，西班牙向民主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掀起反思西班牙内战和揭露佛朗哥黑暗统治的潮流，马尔科顺势虚构了自己的历史，冒充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反对佛朗哥的斗争者……一个精神层面的大骗子，他不是骗一个两个人，是骗西班牙和世界。骗子终被揭穿，于是有了这本书。

西班牙著名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和他的非虚构小说《骗子》（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译本，2016）。资料图。

《藏着》是怎样一本书呢？得知曼努埃尔·科特斯从躲藏中走出来的消息，英国学者罗纳德·弗雷泽来到西班牙，来到曼努埃尔生活的地方，倾听他的口述。弗雷泽多年从事口述史工作，有多种著作问世，并非常关注西班牙内战。在多次听取曼努埃尔和家人口述后，他写成了《藏着》（In Hiding），英文版1972年出版，副标题是“曼努埃尔·科特斯的人生”，中文版2020年面世，为了更能概括书的内容，译者将副标题译为“一个西班牙人的33年内战人生”——内战三年（1936-1939），“藏着”三十年。

《藏着》一书的主人公曼努埃尔·科特斯在收听广播。（资料图/图）

弗雷泽说：“在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中，对于动荡时期村里的生活和政治，没有谁能记得像曼努埃尔这样清楚。在被迫与世隔绝的泛黄的三十年里，他的记忆一直保持得非常好，内战前的生活和政治几乎没有什么遗漏。毫不夸张地说，在许多方面，他的记忆比眼前的生活对他而言更为真实。倾听这些回忆仿佛倾听一个来自过去的声音……”

为了让读者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和历史背景，弗雷泽用两章回首往事，一章是曼努埃尔和妻子朱莉安娜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另一章讲述西班牙内战和内战中的曼努埃尔。

米哈斯是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一个小村庄，在马拉加西边约三十公里的地方，面向地中海。曼努埃尔1905年出生在这里，不到两岁时父母先后去世，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很早就远走他乡。他在养父家中长大，养父母先后生了十二个孩子，全都夭折，于是收养了曼努埃尔和表妹。养父是理发师，曼努埃尔也继承了这一职业。因家境贫穷，他基本靠自学而有一定的文化。在他成长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使许多对现存制度失望的青年人选择了社会主义，曼努埃尔也是其中的一位。他热衷于政治，相信农民只有先接受教育并学会合作，才能从事社会革命，把农村从地主手中解脱出来。朱莉安娜在同一个村子长大，只上过两三年学，但学会了算账，她信教，从不关心政治。他们在村里相识、相爱、结婚。成年的他们经历了疾风暴雨般的政治——君主制瓦解、共和国到来、人民革命、武装叛乱、三年内战。

发动西班牙内战的佛朗哥。（资料图/图）

1931年西班牙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左右翼政党反复博弈，1936年左翼联盟人民阵线上台执政，曼努埃尔所在的社会党也是执政联盟的政党之一。同年6月，军队在佛朗哥率领下发动叛乱，与共和国作战，内战爆发。双方的战斗时而激烈，时而僵持。而双方的暗杀和处决行动却一直极为残酷，据战后不完全统计，三年战争期间，双方总共处决了十二万人，约占当时西班牙总人口的0.5%，数量大得令人震惊。

内战中曼努埃尔曾担任共和国军队的卫生员，“我离前线很近，子弹在我身边呼啸而过，炮火不断袭来”。在共和国执政时，他在家乡担任了米哈斯村最后一任共和国派村长。理发师是农村中人际交往较多的职业，比一般人更有人缘。曼努埃尔在村子里有一定的影响。曼努埃尔极力反对暴力，阻止了多起对敌方人员的处决，在危机四伏的年月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

宣布停战时，离开村子两年多的曼努埃尔正随部队转移到瓦伦西亚。他逃回家乡，悄悄进村溜进了养父家。养母已经去世，家里只有养父和情同亲兄妹的表妹。妻子抱着女儿来了。怎么办？像一些人那样自首或是逃往国外？关上门窗后几个人商议。“革命委员会的四位主席有三位被处决，都是社会党和工会的人。”养父说。“你不能去自首，我们得想别的办法。”妻子说。逃往国外，没有通行证也没有钱，一时也找不到途径。

几个人讨论了几小时，除了藏起来别无他法。

养父房子里有一个嵌入墙内的碗橱，因为没用，前面也用砖砌上了。墙内是空心的，狭窄的空间刚好可以容身。几个人砸了一个洞，让曼努埃尔钻进去，再用一幅画遮住洞口。里面仅放得下一个儿童椅，让藏着的人可以坐着。

1937年，佛朗哥轰炸马德里期间，躲在下水道里避难的孩子。（资料图/图）

内战结束后，米哈斯村恢复了原样。村里的一些重要人物还是掌控村民命运的统治集团。这些人中有镇书记、两三个地主、一名医生、一名校长、一名牧师、一两个商店老板。比战前增加了国民警卫队指挥官（军衔也只是中士或下士）。这个指挥官别看官儿小，却可以随意抓人审问、枪毙。一个人告发，两个人作证就可以处死一个人。

不断传来坏消息，为共和国工作过的人，甚至只沾点边儿的人一个接一个被枪杀。四周村子的共和国派村长大多数被处死，还有一位在监狱里割腕自杀。当年共和国方面的无政府主义巡逻队有一次抓到十几名敌方人员，要在米哈斯村边枪毙，曼努埃尔尽最大努力挽救了十四个人的生命，只有一个地主被枪杀。死里逃生的十四个人中，有一个却与曼努埃尔有个人恩怨，想方设法要抓捕他。“我救了这个人的命，他对我的报答却是想要了我的命。”

如果被他们抓住后受刑，然后遭到处决，“你要承受的不仅是死亡，还有死前肉体上的折磨”，曼努埃尔一想到这些就心里发紧。

朱莉安娜想，如果把曼努埃尔藏在他乡，迟早要被发现，那些逃到山里的人，也都被抓住后枪毙了。藏在自己的村子里，虽然很危险，但好在有亲人在身边，我可以照顾他。

刚藏着的头几年是最难熬的。

先是在养父家藏着。“逼仄的空间让我只能面朝一侧坐，两个肩膀挨着墙。我能站起来，但无法走动。从清晨直至午夜过后，我都被关在那里。”妻子或表妹来送饭，从洞口递进去。深夜他才能出来活动筋骨。妻子回忆说：“最初几个月对他来说糟透了……他变得非常憔悴和消瘦……他必须小心地不弄出任何声响。咳嗽的时候他就把脸埋在枕头里。他在里面点了一根蜡烛，用来看些书，还有借光吃饭，这是仅有的活动了。”

几个月后，世界大战爆发，曼努埃尔明白，就算侥幸设法离开了西班牙，逃到国外也是九死一生。绝望，加上日复一日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很多人都会被逼疯。好在曼努埃尔内心强大，没有失去理智。他对弗雷泽说：“一个人被关在漆黑的房间里无所事事，但我不允许把自己囚禁在头脑中丧失所有现实感，绝不……我总在寻找让自己重新振作的事情，一些能让我依附的希望。”

《纽约时报书评》1972年刊登了《藏着》一书的书评，题图是曼努埃尔和他的妻子。（资料图/图）

妻子相信自己的丈夫“他必须忍耐并坚持，我从不怀疑他能够坚持下来，毕竟生命是美好的”。

养父的房子是一家旅馆兼理发店，因为临街，有人进进出出，反而不容易被人怀疑藏了人。

当时警卫队的中士是个冷酷的恶棍，他对所有可能曾是左翼的人进行了追查，他把曼努埃尔当作头号敌人，还是唯一逃掉的那一个。

倘若没有妻子的支持和帮助，他也不可能幸存下来。正如弗雷泽所说：“从多个意义上而言，她是这场磨难的另一位主角。”要使故事得以完整，弗雷泽也记录了妻子和女儿的述说，“她们讲的是自己的故事，唤起亲历过的艰难考验，死里逃生的危险，以及似乎失去一切的绝望。”

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大量共和国人士被枪杀。朱莉安娜必须应对严峻的外部世界，国民警卫队一次又一次的搜查和盘问，还有冤家对头的猜测，街坊邻居的打听。弗雷泽写道：“躲在一个人们爱多管闲事的村子里——正如世界上所有的村子一样——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就。除此之外，还要面对搜查和审问、经济困难和对生病的极度恐惧。”

朱莉安娜责任更重，除了保护丈夫，她成了担负养家任务的一家之主。凭着聪明和勤劳，她卖鸡蛋、收茅草，靠小本生意维持生活，养育孩子。她收集村里的鸡蛋，连夜走三十公里到马拉加，卖完后还要回来。一天一夜步行六十公里。二战时期的西班牙相当贫困，活下就不易，还担惊受怕地藏着一个人。

曼努埃尔起初以为藏上几年，情况就可能会有变，政府会特赦。谁知道刚开始的世界大战会让西班牙发生什么？所以他关心战争进程，一开始当局的报纸全是德军胜利的消息，曼努埃尔想，要是希特勒赢得战争，法西斯将统治欧洲，那就全完了。后来报纸不说德军的进攻了，但也从不说轴心国的溃败，妻子偶尔能找来英美大使馆的简报，让他知道一些真相。

几年以后，妻子在同一条街上租了另一所房子，曼努埃尔在夜色中扮成老太太转移。新居有一个原来放圣像的洞，伪装好进口，有危险就藏进去，平时可以在阁楼上活动。一家三口终于团聚。后来怕别人因圣像想起这个“洞”，又在楼梯下砌了一个更安全的藏身处。

躲藏到第七个年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很多人以为曾跟德、意法西斯沆瀣一气的佛朗哥会随之倒台。但事与愿违，因为工于心计的佛朗哥并没有正式加入轴心国，随之而来的冷战中，西方又需要他这样的反共政权。曼努埃尔虽然估计到这一点，眼前的现实还是令人绝望。“现在什么希望也没有了。”他回忆说，“过去三十年中，我最绝望的日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好在有妻子和女儿的陪伴，有家庭的温暖围绕，“帮助我度过了那段无比艰难的时期”。

朱莉安娜是个能干的女人，不光扩大了卖鸡蛋的规模，还买卖布料，收购茅草。丈夫也能在楼上帮着编茅草，有时一上午就要捆二三十捆茅草辫。生活艰难，有一点点好吃的先给女儿，朱莉安娜自己的一顿饭经常是煮卷心菜加几颗蚕豆，很多时候全家也只有吃卷心菜和玉米面包度日。“我们再也没有想过要吃肉、面包和油”。

原有的书籍因害怕搜查都烧了，曼努埃尔的精神生活是悄悄收听广播，妻子给他买了最好的收音机，BBC、巴黎和莫斯科的广播，甚至还有北京电台的西语节目。

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压力已不同于早期，警卫队也比以前松懈，村里的人也相信曼努埃尔多半逃到了国外，但他还是不能出来，掌权的还是佛朗哥，也没有什么大赦特赦。

随着国际局势逐渐平缓和欧洲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佛朗哥迫于国际压力，国内政策趋向温和，曼努埃尔终于等来了那一天！1969年春天，西班牙政府决定特赦内战时期的“罪犯或者假定罪犯”。4月12日，曼努埃尔走出藏身之处，他回忆说：“从我躲起来的第一天算起，再过四天就三十年了。”他在警察局办理了三十年来的第一张身份证。

消息传开，村里的广场上挤满了人，“女人们亲吻我，男人们和我握手、拍我的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和摄影师。

“那年我三十四岁，风华正茂。我从未想过自己未来三十年将在躲藏中度过，从来没有。”人生最好的年华被压缩在几立方米的空间，残酷，也非常了不起。如果不是“藏着”，如果不是他如此机智，如果不是家人如此坚韧，曼努埃尔的遗体恐怕早就躺在一个无名之墓里。

朱莉安娜感叹：“三十年——说起来容易，但你要亲身经历才能知道个中滋味。”弗雷泽认为，对他们一家的经历的总结“大概也没有更合适的话了”。

曼努埃尔为信仰而坚持，“凭我的良知来说，我并不需要赦免，因为我没有做错什么”。同时他也十分克制，不把自己的信仰强加于人。

《骗子》《藏着》中文版书影。（资料图/图）

再说《骗子》。这是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2014年出版的作品，中译本2016年出版。虽然全部根据真人真事写成，但作家写书的时候，主人公马尔科还健在，为了写作方便，作家将这部作品定义为“非虚构小说”。

故事要从20世纪20年代初马尔科在巴塞罗那精神病院出生说起，直到21世纪他的晚年，先是一个小人物的平淡经历，后来是一个大骗子虚构的传奇人生。

塞尔卡斯说：“优秀的骗子不仅贩卖谎言，也要贩卖实情，而大谎言则是由小实情构成的。”马尔科就是这样的人。他对自己一生的讲述未必都能当真，又不能完全不信，塞尔卡斯通过各种方式调查和采访，采访真正的集中营幸存者，找马尔科的朋友和敌人，同知情的记者、警察、律师，还有精神病专家交谈，其中也包括与当事人面对面的谈话和交锋，大致勾勒出了马尔科的人生轨迹。

第一部就叫“洋葱皮”，看塞尔卡斯一层一层地剥皮。

马尔科的母亲是一名受虐待、被遗弃和患精神分裂症的女人。怀孕七个月时被送进女子疯人院，被诊断为“迫害妄想症”。

以母亲的档案和婴儿出生证为据，马尔科1921年4月12日出生，而不是他所说的4月14日。整整十年后的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马尔科把生日故意推迟两天，是要预示重要人物恰好出生在历史的重要节点，如同戏剧里的主角总是在恰到好处的时刻上场。

与母亲分居的父亲要走了婴儿，而与父亲同居的女人虐待马尔科，于是他走街串户般地生活在姑姑和姨妈家。后来加西亚舅舅成了生活中最像他父亲的人，“也许更是一个偶像和楷模”。舅舅和舅妈没有孩子，他们喜欢孩子，长时间让马尔科在自己家，免遭别人欺负。

舅舅早就与工会有联系，相信无政府主义。佛朗哥叛乱后，巴塞罗那爆发了对抗叛乱的无政府主义革命，舅舅带着马尔科参加了这场革命，两人一起卷入内战。那时马尔科刚满十五岁。

马尔科说他当过武装民兵和志愿兵，内战没结束就回到巴塞罗那，在工厂修汽车。他说他依然是工会成员，还有个职务。但塞尔卡斯找不到他的从军履历，“没有在任何与内战有关的档案里找到他的名字”。当然档案也可能缺失或不完整。

希特勒曾为内战的佛朗哥提供军援，西班牙欠了四亿八千万马克债务，二战期间，数百万德国青年上了前线，劳动力严重不足，据双边协议，西班牙派出志愿劳工赴德国，以工还债。马尔科为逃避兵役而加入第一批劳工大军，1941年11月来到德国北部港口城市基尔的造船厂工作。其间他说纳粹不好、苏联人好的话被工友告发，被德国警察抓去关了五天（不是他后来说的与外界隔绝八个月）；蹲的平常的监狱（不是他说的集中营）；结果他被免于所有指控（不是他说的被判处十年强制劳动）。1943年12月基尔城被美国轰炸机漫天的炸弹摧毁。马尔科在德国像要打赢时来到德国，又在德国即将战败时离开德国。

二战后，马尔科当推销员、合办汽修厂。20世纪50年代，他因小偷小摸进了监狱、被剃了光头，所以改了名字、换了城市，同时也抛弃了第一个妻子，1970年代他又与第二任妻子分手，最后找了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多岁的美丽姑娘。

在整个佛朗哥统治时期，马尔科和绝大多数西班牙人一样，情愿或被迫地顺从地接受了独裁政府，怯懦、沉默、压抑。

贫穷年代艰难困苦的童年，战争时期颠沛流离的青年，和平年代平淡谋生的中年，这和与马尔科同时代的西班牙男子没多少不同。不同的是马尔科“辉煌灿烂”的晚年。最后当然是黯然收场……

1975年11月22日，佛朗哥将军去世两天后，胡安·卡洛斯在马德里加冕为国王。（资料图/图）

1975 年佛朗哥死了，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之后是实行君主立宪制、举行全国大选，西班牙由此走向民主政体。

民主的闸门一旦打开，西班牙人便急于过上欧洲富人和文明人所过的那种干净崭新的现代化生活，极力淡化和忘却昔日的噩梦。佛朗哥时代的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与共和国相关的客观史实不准提及，民主改革后，右翼势力是佛朗哥思想的继承者，左翼人士忙于眼前政治，两方都不愿意或顾不上反思和清算过去。战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的教科书上没有西班牙20世纪真实的历史。

马尔科认为他的机会来了。被佛朗哥禁止的组织开始重建，为弥补四十年的空缺而招兵买马，五十五岁马尔科参加了劳工联合会，他比年轻人有经验、比老人有精力，内战时的经历让他熟悉工会的运作，两年后就当选全国劳工联合会秘书长。1984年工会分裂，马尔科被舍弃。他又专心于集中营幸存者的塑造。

2003年5月，恩里克·马尔科在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旧址，展示西班牙共和党的旗帜。马尔科在2005年5月承认，他在弗洛森堡集中营幸存的故事是一个谎言。（资料图/图）

其实马尔科真正的造假行为只有一次，那就是他在德国弗洛森堡集中营被囚人员名单上做了手脚。多年前他从书中得知这个集中营关的西班牙人最少，记载的仅有十四人。到了20世纪90年代，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越来越少，活着的也年事已高，很少人能说出当年的详情，是时候了！2000年他专程到弗洛森堡集中营参观，硬说自己是当年的6448号囚徒，说集中营档案上的6448号恩里克·莫内是他在地下斗争时用的假名字并要求修改档案。因很多情况不符被拒绝了。于是他要一份复印件，自己把6448号姓“莫内”修改为“马尔科”。在加入毛特豪森之友协会时将此件作为自己履历的证明材料上交，从此他摇身一变成了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因纳粹囚禁的西班牙人大多数关在奥地利的毛特豪森集中营，所以各集中营的西班牙幸存者协会叫“毛特豪森之友”。

马尔科聪明，非常注意搜寻有用的资料，他常去参观各地的纳粹集中营，每到一处都要索取材料，他研究资料、道听途说，不断丰富自己“幸存者”的“亲身经历”。

马尔科本来就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和见风使舵的人物，加上口若悬河的演讲天赋，充沛旺盛的行动能力。几年中，马尔科做了数百场演讲，接受了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几十次采访，并且获得了多种重大的荣誉和奖项。2005年1月27日在西班牙议会首次举行的缅怀纳粹受害者的大会上，马尔科代表全体流放者的发言轰动全场，一度让在座的国会议员们感动得流下泪水。他是被抬在肩上退场的。

21世纪初马尔科成了一位平民英雄，一个所谓历史记忆的真正的摇滚明星。

2005年5月被历史学家贝托尼·贝尔梅霍揭穿时，马尔科已是毛特豪森之友协会的主席，他领导下的协会聚集了近九千名纳粹集中营西班牙幸存者和其家属中的大部分人。马尔科正要在即将举办的毛特豪森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西班牙首相这样的大人物将第一次出席这类活动。新闻媒体的揭露使马尔科被迫放弃。马尔科欺骗了世界，也侮辱了纳粹集中营的死难者和幸存者。新闻标题贴切又具有毁灭性：《纳粹集中营的西班牙流放者协会主席从未进过纳粹集中营》。

写出马尔科的真实经历非常不易，史料要相互印证，马尔科的谈话充满自我吹嘘、辩解和抱怨，常常真假难辨。有时还恳求放他一马。友人劝塞尔卡斯不要写马尔科，“对马尔科，该做的事就是忘记他。这是对这个虚荣的恶棍最严厉的惩罚。”

几次停笔，几年间隔，塞尔卡斯还是写出来了。

虽然以马尔科事件为主线，但作家没有就事论事，对马尔科也不是一味指责，而是分析产生马尔科现象的土壤和社会环境。马尔科何以成为马尔科，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的诊断是一致的：马尔科是个典型的自恋狂，心理异常、人格扭曲，“特点是盲目自信，以及出于被崇拜的强迫需要和感情缺失而产生的没有理由的妄自尊大”。说他的前半生普通，其实也不普通，他是一个缺少关爱的儿童，一个被战争打败的青年，一个人生的失败者，出于“为了赢得他从没得到过的爱戴和钦佩”的异常心理，他决定编造过去，重塑自己。当时西班牙社会一些特定的带普遍性的缺陷促使了马尔科闹剧的成功。在从独裁向民主的过渡时期，很多西班牙人都在为自己构建一个过去，将自己真实的经历或改头换面，或修饰美化，以便与现实匹配，为将来做准备，尤其是第一线、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政治家。形形色色的人都在这样做，只是马尔科做得比较独特。

为什么如此拙劣的谎言在那么长时间里蒙骗了那么多人？塞尔卡斯总结了七个答案:马尔科是一个超群的无赖，越是耸人听闻越有人信，西班牙缺少对过去的消化，他欺骗的是那些易被骗的人，识破者不敢揭发，社会神化见证人，最后一个是“在那个记忆时期的西班牙，比记忆更能畅行无阻的是制造记忆”。

同时塞尔卡斯也认为：“实际上，他的真正经历远比他虚构的要更加动人心弦，因为那才是西班牙20世纪可怕历史的真实写照。”当然他不是自己国家特殊风采和荣誉的代表，而是那种普通的卑贱和屈辱的代表。

评论家说：“揭露作品主人公的弥天大谎只是小说的表面题目，作者着意谈论的是其他事情：刚刚翻过的历史的一页、被炒作的历史回忆以及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最见不得人的东西。”

现在的米哈斯已经成了地中海边的旅游胜地，酒店、餐厅、别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阳光海岸上。“每个人都有工作，而且很少有人再依靠土地生活。但在这张旅游面具之后，米哈斯的今天藏着它的过去。”弗雷泽写道。

今天的西班牙是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马尔科在成书的时候还活着，活在西班牙人中间。塞尔卡斯写道：“我们所有人都扮演着一个角色，正如舞台上的演员一样，我们都是，也都不是我们本来的那个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都是恩里克·马尔科。”

生活在同一个国家，经历了同一场战争，曼努埃尔留下了真实的一生，马尔科虚构了前半生，行骗了后半生（马尔科已于2022年5月21日去世）。虽然两人经历不同，但都非常罕见，非常离奇。

对于黑暗时代的芸芸众生，是随波逐流地混着，然后再虚构人生；还是隐忍沉默地藏着，等待重见光明的一天？

后者更艰难，但恐怕是正确的选择。

袁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