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1890~1969），字文白，安徽巢县（今安徽巢湖）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被称为“和平将军”。《张治中回忆录》

家世

我的父亲名桂徵，从小念过书，能写信、记账，粗通文理。他是一个篾工，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竹制农具店，即篾器店，当然是非常辛苦的。父亲为人老实忠厚，是一个柔和的人，与祖父的刚直的特性两样。我的叔父名桂荣，也是篾工，也在丰乐河镇上开了一间篾器店。

我的母亲，娘家姓洪，从小操作辛苦，得了气喘病，终于因此而早死。她生了我们弟兄四人(中间还有一个妹妹，早夭)，带着病照理家务。这是一个贫寒家的家务，她要自己烧菜，煮饭，洗衣，还要督促篾器店里的伙计学徒们工作。她是一位慈爱、和平、厚重的伟大的母性。我自小一切得到母亲的培养，她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譬如我今天有一点成就，最初的一步是由当年不安于丰乐河学徒生活而毅然出走，到安庆考陆军小学。

按当时的环境没有母亲的支持，我要迈开这第一步也是不可能的。首先我的父亲就不赞同，只有我的母亲，仁慈的母亲，她独立地赞助我，密切地注意儿子的前途。她费尽心力，七拼八凑给我筹了二十四元的旅费，鼓励我求学，远行。

她常看着儿子的大处远处，教戒我，提掖我。她把一句我们家乡的格言——咬口生姜喝口醋——给我作座右铭。这句格言，就是叫青年要尝尽酸辛，历尽艰苦，才能成人立业。以后我把这句话——慈母的遗教，请于右任先生写了一块横匾，挂在坟庄里，作永久的纪念。我之有今天，是由于这一句话的赐予。慈亲的遗训，不但我永远不能忘，我的儿女也应该永远不忘他们的伟大的祖母，我愿我的子子孙孙，都永远记住这一句格言和遗教。

这就是我的家世简单的叙述。我出身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兼手工业者的家庭，不是世代书香，只有代代相传的劳动者的血液。

我对这个平凡的家世，从心里感到有一种自信和自豪，它遗传给我一些美德，特别是给了我长期的磨练。

读书入私塾

丰乐河镇上有个由李先生主持的私塾，他是我的启蒙老师。读了一年后转入一个较长的打根基的阶段，前后七年，业师是我的叔舅父洪子远先生。中间曾从丰乐河唐先生读了一年，最后又从“长冈张”张来轩先生读了一年。我在私塾一共读了十年。

我从洪先生读书的程序，与一般不同，是先从难的书读起，先从《诗经》、《书经》、《易经》读起，回过来再读“四书”。背书的方式，也与一般不同，五经、四书整本整部地背，硬是那样蛮干。如上下《论语》、《大学》、《中庸》，连“朱注”都要一齐背。我的那位叔舅父业师教学认真，督责极严，我虽有很强的悟性和记忆，我的业师是怎样的严法，只须看他拿的那块厚厚的无情的板子。我现在的右额上还隐隐约约保留着一条创痕，这就是被先生打的“古迹”。背书时，偶然脱一脱，那块无情的厚厚的板子刷地一响就落到头上，往往头破血流。至于罚跪，打手心，罚一顿不吃饭，几成为当时私塾的一般风气，毫不足怪。

永远不会忘记的两个回忆：夜静更深，我还没有放学，我的母亲不放心，体念着一个还未满十岁的儿子，一个清瘦的小孩子。她常常深夜一人悄悄地站在书房门外，从壁缝里，门缝里，看到我读书的疲倦情形，等我放学出门时，她就不禁拉着我的手流下泪来了。慈母之泪，真是人间最伟大的爱的表现啊！

有一次我被罚不吃饭，我的可敬可怜的母亲，知道她的儿子受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处分，心里更发难过，她买了两个“粑粑”偷偷地送给我吃。我到底是一个小孩子，回家时，我哭了，母亲又以慈爱的心情来安慰我。

现在想起来，这种对待学生的方式，未免过于旧式，以我的聪明，似乎不需要运用这种笨拙的方法，然而正因我的叔舅父洪先生期待我最真最切，所以也格外从严。以后从丰乐河回到洪家疃，还是从洪先生读书，这一个时期便轻松得多了，他的教学方法也改变了，而我已是十一二岁的少年，从“小学生”进到“大学生”的阶段，也就没有受打受罚的事了。

我应该说说私塾生活的情形。论家庭，我是读不起书的，而我竟能在私塾读了十年，实在是勉强万分，听以我个人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记得在洪家疃前面冈上梨园读书的时候，一共二十多个学生，只有我和两个同学住在私塾里面，共同“起爨”即三个人共同出米煮饭，但是各人吃各人的菜。一个同学是本村富户，餐餐吃肉；一个同学是外村一个寡妇的弱子，也由他家里常常送好菜来；只有穷孩子的我，每顿总是吃的小菜饭，望着人家垂涎。

父母远在丰乐河，只有祖父和我二姑父母住在家里，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要厨子回家去要点肉来吃。可怜的祖父，感慨地对厨子说：“肉吗，除非从我身上割下来！”我听了祖父的话，心里实在难过已极；深悔自己的孟浪。以后见了祖父，祖父也对我说：“那一次你要肉，哪里来的肉？”同样的一个惨淡的回忆：在丰乐河的时候，我生了满身疥疮，有人说：“吃猪油蒸红枣，可以健脾，疮可以好。”我告诉母亲，母亲黯然地说：“饭都吃不周全，哪能有什么猪油蒸红枣！”

我睡的床，只是一块木板上垫着一铺稻草，上面复着一床烂棉絮。热天只有一顶稀烂的帐子，四周八方都是孔，大孔小孔，补了又补的。然而由于一天读书疲劳，仍然得钻进去睡。当我睡熟的时候，也正是蚊子大肆活动的时候。曾记有一次，我的业师拿着扇子替我赶蚊子，我才为之惊醒，心中感谢不已。

我那两个同住在一起的同学，虽然家道小康，生活一切比我好，但念书总赶不上我，以后也没有什么成就。可见在私塾里，在幼年时，吃点苦头，不但没有害处，还大有益处——我常常是这么想着。

我另外还从了一位唐先生读书，是在丰乐河。这是一位“老好人”，学问很平常。他那个私塾的房子很湫隘，学生并不多，他又常常管外事，给学生的负担也很轻，用不着怎样出力。这一年没有多大进益。

我读私塾的最后一年，是在长冈张村西峰庵从张来轩先生。他是秀才，很器重我。他感慨似地说：“教了几十年书，才遇着这一个聪明学生！”这时读《左传》是一门正课。我通常只读一二遍就烂熟，张先生非常惊奇，逢人称赞：“这孩子将来大有希望。”他有一次与一个老年人谈到我，说：“张家孩子是一个小才子，将来了不得！”现在张先生已作古了。回想他的为人，品貌好，做人好，国学根基深，虽在他的门下只读了一年书，而所受国学的启迪益处很大。

他欢喜喝杯酒，有一个小小的瓦盆，通常放一点咸菜，午饭前他总是吃点酒，就拿那一点咸菜下酒。有时没有酒了，他脱下马褂叫火夫去当四毛六毛钱，买酒吃。我对他的印象很深。他是一个很严正很慈祥的老人，具有安贫乐道的精神。西峰庵在山冲里，前面一排松树，风景很好。这时因为我已经有了底子，读书生活比较轻松，不论开讲、做文章都不太吃力，因此我和一些同学居然有散步的闲情逸兴，可以说是我少年读书时期最快乐的一年。

我认为最受磨难而同时最有进益的时代，是从我的叔舅洪先生读书的时代。他考过多次，虽没有进学，但许多进过学的人不及他，他一生没有旁的嗜好，自小苦学。在教书时，对自己的约束很严，讲到学问，一点不放松，除教学生以外，自己一天到晚不断地诵读写作。他做人是很厚道的；以后他在地方管事的时候，有些人嫌他软弱，坏人不怕他，他没法对付坏人，这也可以看出他的厚道。我对他为人的不苟且，存心忠厚。态度端正，是很敬佩的，所以我们永远保持很好的感情。

我在私塾读书时受的是旧式的教育，至于学问是怎样，怎样应用到实际的人生，怎样与国家民族有关系，可以说根本谈不到。现在十岁左右的孩子常识就很丰富了，对国家民族就有相当的认识了。而当时的私塾学生，不过是装满一肚子线装书的字句罢了。

考秀才

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去考秀才。我为什么忽然考秀才？原因是这样：那时科举制度在将废未废之际，不过八股已改作策论了。我在私塾读书，以我的作文的优异，先生认为我可去试试，考一下秀才。我记得：我的父母都以为“念长书”的目的，是要猎取一点“功名”，而猎取“功名”的正当途径，自然是考科举。其实，我自己是糊糊涂涂的。这一个“功名”的猎取，对于我究竟有什么益处？益处在哪里？我当时莫名其妙。

考试分三个阶段：县考、府考、院考。我没有参加县考，是直接参加府考的。但必须完成县考补考手续。府考、院考都在合肥，是由我的父亲亲自护送去的，住在合肥城内一家旅店里。考试的日子，三更天就携起考篮和干粮进场。点名进场后，就封考场门，出题，做文章，缴卷，出场，第一个程序，要一天两夜做完。考场里最难受的是大家不能出去解手，每人桌下有一个瓦罐子装尿屎，臭的熏人，闷气得厉害，真难过。

我的府考考得很高。那时发榜的方式，不象现在的一般学校，而是用一种圈形排列名次的先后，越是圆圈的里层，地位越高，大概圆圈中心点的一名是“府首”。我的名字离那中心点很近，好象是最里面的第二圈的前排。

当我再到合肥考院考的时候，有些人是知道或听说我聪明过人的，看见我生得清秀，都说：“小秀才来了！”但是我必竟辜负了大家的希望，院考没有取上。父母的热望，亲友的期待，被泼了一瓢冷水。我为什么取不上？我想字写得坏，或者是一个不能取上的原因。别人一个格子端端正正写一个字，我是三个格子拉拉扯扯写两个字，这也许有点关系吧。

科举是清王朝用来桎梏人才的方法。我虽没有考中，对我毫无损害，反而打断“功名”的一线希望，唤起了奋斗前进另找出路的决心。

在吕德盛号当学徒

吕德盛号是一家商店，在丰乐河镇上。丰乐河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它离我的家乡有九十里远，隔着巢湖，是安徽合肥县的一个市镇。这一个市镇，以“毛行”为交易的重心，是鸡鸭鹅毛的出产地，通常是有人坐庄采购，经过三河（三河是一个市镇，是一个较大的米市场，离丰乐河十五里)，出巢湖，下芜湖，运销出去。

吕德盛号是一家卖布匹、糕饼、油盐、桐油、纸张、香烛、碗盏及其他杂货的百货商店。丰乐河镇只有临河堤上的一条直街。吕德盛号是丰乐河镇上数一数二的大铺子。吕老板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很勤谨，很守本分；弟兄三人，他是老大，名叫吕为才。

有一年，吕德盛号新收了一个学徒。这学徒便是我。我为什么忽然又去当学徒呢？经过的实情是这样的：在考不取秀才以后，就想进学堂，但是家境太困难，决不能供给我的学费，既然进不起学堂，又想继续去考科举。我自己当时还相信：以我的聪明，迟早总会取得功名的。不料科举又停了，于是这一个希望宣告断绝。

我的念头又转过来，既然无力进文学堂。如果有武学堂，何妨去考考。那时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扬州十二圩当哨官，听说那里要办一个随营学堂，我就到十二圩去投奔那亲戚。等了好久，随营学堂并没有开办，冤枉跑一趟，只得又挑着一个“失望”的担子回家。

进吕德盛号当学徒，就是在这次郁郁回家之后。这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我的母亲的干女儿，是吕老板的老婆。父亲与吕老板也熟识，便把我介绍进去了。

吕老板知道我是读书人，仪表、态度、举止，与一般学徒截然不同，所以不把我当做普通学徒看待。大约服务了三个多月，我学会了打算盘，他就叫我写账，算账。但是普通学徒应做的工作，我还是去做，象早起洒扫，收拾铺房，抹布架子，清理糕饼，洗茶杯，泡茶，客来敬茶，照应顾客，等等，还有老板盖新房子，

我有时去做小工，也掏过阴沟。凡是我可以做的事，不待老板的督率，常常自动地去做，一点不躲懒，虽不知道什么叫做服务精神，工作却是相当勤快的。只有一件事我未做过，就是没有替老板、管事的铺床、倒便壶，这是他们特别给的面子。

店里的生活方式，现在想起来极有趣味。第一是吃饭。平常吃饭，只是一两碗青菜，每逢初一、十五才有肉吃，我们叫做“吃荤”。盛一碗满满的饭，夹些菜，端着碗，就站在柜台上吃，吃得很香。遇着买东西的人来了，马上放下碗和筷子去招呼生意，生意第一，吃饭第二。

第二是睡觉。吕德盛号是两层楼的房子，我们都睡在楼上一间宽大的房子里面，排列着许多床铺，又堆积着许多货物。也有一个时期睡在楼下柜台里，地板上。夜晚把被褥打开，铺在地板上，清早又把铺盖卷起，搬出来。睡得迟，起得早，不过并没有睡眠不足的感觉。

我在这一个“宝号”中，除做日常工作外，唯一的安慰就是看书。最喜欢看《纲鉴》，其他书籍，只要能到手就看，我有手不释卷的精神。我不甘心就这样做一个生意买卖人。初入店的时候，在一个新环境的刺激下还不觉什么，不久以后，我的内心渐渐感觉苦痛起来了，好象自己受了委屈：难道这个样子就是出路吗?难道做一辈子生意不成吗?

一面工作，一面考虑自己的前途。对于求学的事，梦寐也不能忘。当时丰乐河镇上是没有报纸看的，每逢得着从外埠包货来的旧报纸，不管一张半张，不管怎样破烂，不管何年何月，我总是把它留下，里里面面看过。

有一次，忽然看到从芜湖包货来的一张报纸，是上海的《申报》，上面登着“安徽陆军小学招生”的消息，我的心，雀跃般地喜欢极了。我想，可以去投考了，这一个机会再不能放弃了。同时，我知道有一个瓜葛亲在安庆省城测绘学堂当学生区队长，并且知道他放暑假回来了，我就找到了他，他答应在快要招考的时候通知我，并且在省里帮忙。我下了最大的决心来找自己的出路。

一个很好的做生意的生活，凭空地忽然放弃，这在一般人的眼里是有点奇怪，我的父亲也不赞成我这一着。

同情我的、了解我的、赞助我的，只有我的母亲。她关心她儿子的生活，更关心她儿子的前途。学生意，是无办法中的一个办法，但这却不是她儿子的出路；如今既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儿子见到了，怎好轻易放过。她不知费了多少心力，东拼西凑，替她的儿子凑了二十四元做盘费，到安庆省城去投考。

这是毕生难忘的二十四元，这不是钱，是母爱，伟大的光辉的慈母之爱。

流浪十二圩

扬州十二圩，我先后去了两次，度着流浪生活。在我考不取秀才又无力进文学堂之后，听说十二圩那里要办一个随营学堂，我带着一点希望去投奔一个远房亲戚。这亲戚姓洪是我祖母家的远房，我应喊他做表叔。他带着舢板船，当一名哨官，是保护盐务的武力。

我初到他那里，因为是来投考随营学堂的，他对我态度还好，愿意帮忙，使我有成就。那里知道，一等再等，这个学堂一直没有开办的消息。

我越等越着急，越住越着急，而我的那位表叔呢，他看见随营学堂不开办了，我没有希望了，就渐渐地对我冷淡起来。我吃的是“冷眼饭”，就是“冷眼饭”也常吃不饱。

船泊在小河叉里，有时，我一个人坐在船头，芦苇上的一粒清露，辉映着我眼眶里的一滴泪珠。船主人有点不耐烦了，而我仍想再等一等，吞着眼泪再等一个最后的消息。

随营学堂终于没有开办，我终于听了亲戚的劝告回家了。这一个短短的时期所受的心灵上的痛苦使我至今不忍回想，依人的无聊，寄食的苦况，实在难以形容。

记得临走的时候，那位表叔给我开了一笔帐，把原来给我的零钱和伙食费一起算足，另外凑上给我的回家旅费，总共是十三元，并且叫我写一张“借条”以为凭据。这一张“凭据”，在我回到丰乐河的第二年，他就派人拿来向我父亲把欠账讨还了。

我第二次到十二圩，是在我“气走安庆”之后。我为什么“气走安庆”呢？跟着后面我就要说的。安庆是不可一朝居了，然而我离开了安庆，又到哪里去呢?又去干什么呢？我实在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事情可干，想来想去。还是到扬州十二圩去找那位远房亲戚，也许随营学堂会开办，看有没有机会进去。

好容易奔到十二圩，也没有事可做，随营学堂始终没有开。我看十二圩的情形，盐的气氛弥漫了一切。盐商是头等的巨富，而搞盐的工人却是劳苦而赤贫，他们有气力，还可以惨淡地生活着。我是一个瘦弱的青年，被人看不起的穷小子，我向何处去求？我没有路可走了，但我仍要奋斗。我想：索性当兵吧！

我投到当地的盐防营，而这一个营里没有正额可以补，只谋得了一名“备补兵”，待遇是极可怜的。首先是“住”的问题。名义上是住在营内。而实际上没有一定的铺位，遇着那一个铺位有空，就补上去睡；如果没有空铺，就叫你睡不成，我记得：我每天晚上，总是抱着一床被，到处找地方睡，清早又抱起这床被离开这地方。

睡觉的问题虽艰苦，还不要自己贴钱。备补兵根本没有饷，不象正额兵每月有四两二钱银子。比睡觉更严重的一件事就是吃饭。吃饭是要自己出钱的，叫做打“火食圈子”。我那里去找钱呢？唯一的办法只有进当铺。十五里路外的仪征县城的“当铺”是我这个穷备补兵的“银行”。为着维持“食”的需要，最初是当衣服，当其他零碎东西，后来当光了，没有东西可当，就当汗褂子。有一次，来回跑了二三十里，才当了四毛钱，维持那无情的“火食圈子”。

备补兵也有工作。就是：当正额兵有其他勤务离开了，就代替站岗或者是跟随正额兵上操。唯一的希望是正额兵出了缺，出了缺就有补上的机会，偏偏那些正额兵不大容易出缺。这样在盐防营里当一名备补兵，苦干了三个月，岁月蹉跎，始终补不到一名正额兵。我觉得这样下去，太不是办法了，我不能不离开十二圩了，想不到我的遭遇这样苦！

还有一个原因刺激我下决心离开盐防营，就是在备补兵期间，碰见一个班长，他是一个“头目”，一个流氓。不知怎样的，也不知什么时候开罪了他，他对我的态度特别的坏。有一天，他对我摆出一副可怕的狰狞的面孔，很凶恶的神气，威吓我，骂我(我不懂他说的一些什么话，但知道他是辱骂我），幸而没有殴打我。

这是一个谜。我至今仍想不起那一个班长为什么这样对我。我当时怀着很大的忧郁与恐怖。我想：那班长是流氓，流氓是不好惹的，动不动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何必冒犯这

危险？被人歧视、欺负、侮辱，难道一个备补兵就是这样的奴隶地位吗？

我第二次离开了十二圩。“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瓜洲离十二圩不远，都在江北岸，瓜洲的诗景，变成当日的心情。我象一颗星影，一盏渔灯影，随着夜静静的江流，又飘荡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两次安庆之行

到安庆前后共两次。第一次安庆之行，是去考安徽陆军小学。我的母亲辛辛苦苦东挪西凑给我二十四元做盘费，我便由丰乐河到安庆，一共三百六十里，走了六七天。

我们一行五人，都是丰乐河过去私塾的同学。抵省城后，住在一家小旅馆。一经调查，才知道“陆小”虽招考而名额有限，并且各县名额都有规定，大县两名，小县一名。如合肥县两名，巢县是小县，只分配一名。这一名，争的人很多；同时争这一名的，有一个最有势力与巡抚衙门有关系的，势在必取。我不管这些，我总是要考。

第一次考体格，检查身体，那时我拖着一条小辫子进考场。我的体格算是通过了。第二场考国文，题目我还记得，是《战阵无勇非孝也》。这一篇文章，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楚。出场时，我把这篇文章的底稿给大家看，都说：“一定取！”而结果榜上无名。

我们巢县的这一个名额，给了同巡抚衙门有关系的人了。这人姓贾，年纪也轻，很漂亮，又进过学堂，我当然争不过他。这个我自信有把握。旁人也相信我有把握的机会，又失掉了。

记得我一到安庆，紧忙先去瞻仰“陆小”。我看到它的堂皇的屋宇，穿着整齐的制服的学生，我是何等地羡慕。假如考取了，进了这一个好学堂，应该如何快乐。正因希望迫切，讵料榜上无名，自然更加懊丧。

云天辽阔，四海茫茫，我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怎么办呢？想起来真是烦闷极了，痛苦极了！那些没有考取的人都纷纷回家，他们也劝我回家，说：“还是做生意好。”但是我觉得不能如此。我情愿流浪，我一定要从流浪中找出一条出路来，不管怎样的艰难困苦。

我到安庆不久，从旅馆里搬到唐启尧先生的公馆。清朝末年，创办新军，每省成立一个督练公所，唐先生是督练公所的总办，大家都称他做“唐军门”。我为什么能住进“军门”的家里呢？因为我们几个同伴从丰乐河上省，其中有两个是唐先生的本家，我就同这两人住在唐公馆。唐家请一位先生，姓庞，河北故城人，专教他的二儿子。庞先生很器重我，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有前途的青年，所以他对我态度很好。我寄住唐公馆，一面陪着“唐二少爷”读书，一面抱着第二年再考安徽测绘学堂的希望。

“唐二大人”是唐军门的二哥，是一名秀才。他不住在唐军门的公馆，不过常到这里来。忽然有一天，他跑来当着唐二少爷的面厉色地向我说：“你是什么人？他是少爷，你这穷小子配和他在一起住在这个公馆里吗？”当时我以一个入世未深、阅历尚浅的青年，听了他的话，像晴天霹雳般地打到头上。我受了这样一个难堪的刺激和打击，又伤感，又气愤，实在受不了，我宁可流浪死、漂泊死、冻死、饿死，不能被人家欺负，受人家侮辱，我决心要走。

就在那挨骂的一天晚上，睡不着，想来想去，非走不可，半夜，悄悄地走到庞先生室内告辞。庞先生已睡了，我将他轻轻唤醒，他突然坐起来，看见我哭着，大惊，问我：“你做什么？”我眼泪直淌，说：“我要走了！”庞先生问：“为什么要走？”我说：“我非走不可！”庞先生说：“我看还是等一等机会吧。”我说：“不能再等了！唐二大人今天对我太难堪了，我本来不配住在这公馆里。”说着，又哭了，哭得非常伤心！庞先生极力安慰我，晓得不能挽回我的决心，又知道我没有盘费，记得那时是一个深秋，旧历的九月间，我穿的还是一件夏天的生丝蓝大褂。这件大褂，是我母亲特别替我制成的。庞先生问我：“你无衣无钱，怎样走啊？”我答：“讨饭都要走！”庞先生于是送我一串钱，一件旧布大褂再三叮嘱保重，洒泪而别。

我带着悲愤，带着坚决的奋斗情绪离开了安庆。后来，听说庞先生在我离开安庆的不久之后回河北去了。我在扬州当警察的时候，还通过一次信，他劝慰我，有“不犹愈于蓬飘无定乎”的话。现在，此翁是不是健康如昔，我常系念着。

第二次安庆之行，是因为在十二圩再住不下去，又听说安庆测绘学堂招考。但到安庆后，这个学堂并没有招考，我住在一家很小的旅馆里，实在维持不下去了。那时安徽已创办新军，成立一混成协，打听到这混成协征兵，听说秀才也有从军的，我愿意当兵，从戎。

征兵有一定的章程，系由地方保送，要经过种种手续、程序，我没有方法可以办到。

兵既当不成，想找一点小事做也找不到。最后不得已补上测绘学堂一名传达，仍然想，这样先解决吃饭问题，等待测绘学堂招考的机会。

传达就是号房，我就住在门房里。干什么事呢？引导来宾会官长或学生，登记收发分转公文信件。做这些工作的，不止我一人，好象有三个人。

这种传达工作，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我搬进门房去不久，就感到苦痛，觉得这一个工作，只是一个“听差”的地位，我不能干。我想：新兵虽然当不到，与其当一个类似听差的传达，不如当一个警察吧。

按当时的警察制，要想当一名正式警察，先要经过备补警察的阶段，由备补然后入正额，否则补不上，纵有正额，也没有办法。什么叫做“备补警察”？就是人家请假不站岗的时候，你去替他站岗。每站一次是三小时，每一次四十文，我就靠这份钱吃饭，打伙食圈子。安庆人家普通都烧芦柴，我住进警察分局去的时候，连睡的地方都没有，巡警局的厨房也是烧芦柴，堆在厨房的一角，我在晚间就倒在芦柴堆上睡觉。

最怕的是夜间站岗，而正额警察请假，偏偏常在夜间十二时到三时，乃至三时到六时。那时正是冬季的寒夜，夜间起来很冷，衣服不完全，感到直打战颤，但也只有咬紧牙关，从芦柴堆里爬起来，穿着一套半新半旧的别人的制服，挟着一根不长不短的木棒，孤悄悄站立街头，冷对着一片凄凉暗淡的夜景，

真有万感交集，不知不觉地想到茫茫人生，我总不能就这样下去吧？

这样又过了两三个月。测绘学堂的招考消息渺然，而我又连一名正式警察也补不上，老是穿人家的制服，替人家站岗，受尽辛酸之苦，我实在支持不住了，还是要另找自己奋斗的道路。刚在这时，接到从前丰乐河私塾的一个同学方若木(合肥人，当时在扬州做警察巡长)一封信，说：扬州有一个巡警教练所招考，我可以进去；而且说，受训三个月当正式警察，慢慢可升巡长。我接到信后，以为这个巡警教练所一定是一个学堂性质，只要是这样，不管它几个月毕业，不管毕业后的出路是什么，能借这个机会离开安庆，是我很愿意的一件事。

我两去安庆，又再别安庆。临江的塔影是那样尖瘦，晓雾迷蒙，江波浩淼，我带着痛苦和希望的心情，随着东流水又飘向扬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