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代中期乾隆帝平定新疆后，面临着恢复天山以北地区生产和巩固边防的任务，从南疆抽调棉布、棉花等资源补给伊犁就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随着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张格尔之乱的蔓延，新疆传统植棉区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的棉花种植规模相对缩减，而东部的吐鲁番、喀喇沙尔等地的棉花种植则成为新兴的主产区。

棉花主要运往关内地区进行销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清代中期以来新疆经济与内地经济联系的增强。

清代后期新疆地方的财政压力增大，棉花税成为可能的财政来源，清代地方大员多次讨论棉花税设立的必要性与征收方法。

道光、咸丰年间是清廷边疆治理政策从守成到变通的调整时期。终因阿古柏入侵引发的战乱，使得最终并未取得预设效果。

一、清代中后期的南疆社会

清代乾隆时期平定天山南北后，开通驿站道路，筹备边疆屯垦、戍防，伊犁成为边陲重镇但需要来自南疆的物资进行补充。南疆地区在历史时期有着种植棉花的丰富经验与传统，成为了同伊犁哈萨克人进行布马贸易的物资供给基地。

棉花的主要产区位于南疆西部的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一带，具有较为丰富的植棉经验。清朝平定准部后亟需重建北疆的经济，并为巩固边防需求同哈萨克人易换马匹，棉花和棉布就成了清朝和哈萨克交换贸易的重要商品。

清代新疆北重南轻的军事、政治部署格局时不应忽视南疆地区重要的经济价值，这一经济价值在汉唐、元代、准噶尔蒙古控制时期都发挥了调剂北疆游牧部族或州府的重要功能。

二、清代中后期的棉布征收制度

清代新疆地区的棉布征收制度开始于乾隆二十七年，发端于与哈萨克人在伊犁进行的“布马贸易”。

具体来说，回布征收的主要地区在喀什噶尔、叶尔羌和和阗地区，是南疆棉作与纺织业的主产区，具有悠久的种植经验和技术。

回布征收的确给伊犁的哈萨克商人、清军士兵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贸易的活跃，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

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繁重的运输任务、征收任务带给当地民众生计的压力，这些压力在特定事件的刺激下影响了回布征收制度的继续运行。

但总的来说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民众的生活水平十分关心，注重澄清吏治，这些经验都是值得引以为戒的。

道路畅通是跨地区资源配置的基础，正是在清朝平定天山南北，版图达到有史以来的巅峰的基础上，塑造的台站体系有效地保障了伊犁同南疆地区的人员、物资往来。

阿克苏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中转枢纽，对其在南疆经济、政治、军事事务的重要性还有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必要。

三、清代中后期棉花税的争议和初步设立

清代中后期吐鲁番试办棉花税经历了一个复杂的从讨论、试办到确立定额，正式化的历程。嘉庆时期松筠、刘芬或以军台苦累，或以增加税课为由，请求开征新税。

经历道光时期的动荡，新疆协饷面临危机，清廷不得不以变通为新的应对策略，让地方官员自筹军饷，以备开支。

在嘉庆时期的讨论中，地方大员和中枢的判断具有较大的分歧。而道光时期的一大变化就是棉花种植区域的转移，体现出自西向东迁移的趋势，吐鲁番、喀喇沙尔地区的地位日益突出。

乌鲁木齐都统乐斌在棉花税课的试办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动机也是伊拉里克地丁银不敷用度。

咸丰时期新疆各地增开新税的实践展现了商业税逐渐取代田赋成为新疆的重要财源。

哈密与吐鲁番、陕甘总督和乌鲁木齐都统、吐鲁番厅同知之间因为彼此经济利益的不同，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关系，彼此不一致的征收会极大地损伤来到当地商人的利益，造成实际收税的减少。

棉花税的试征到开征的过程十分曲折，其在交通要地多次设税局抽收、百分抽三等特点都与内地的厘金十分类似，可以看成是厘金的一个原生形态。

开征棉花税实际也标志着新疆地方大员治理政策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即由原先的“守成”，恪守不苦累当地回子的策略转为积极开拓利源，乃至多地争利局面的出现。

这种变化间接反映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棉花税试办的过程因为内外的多种原因并不顺利，抽收的税金也曾一度逐年下跌，甚至使地方官吏不得不请求暂缓确立定额，等待征收情况好转。

吐鲁番开征棉花税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吐鲁番棉花种植规模的扩大和商品化程度的增强，其与内地的联系也是较早议论开征新税的重要原因。

四、棉花与清代新疆治理的特点

清代在边疆地区实施“因俗而治”的统治方略，在新疆地区则是多种制度并行。边疆治理需要丰富的物质作为基础，棉花作为边疆地区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也得到了清廷的高度重视。

乾隆平定天山南北的过程是一波数折的，在大臣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其中很大的问题就是军费和维持当地驻军的支出过于庞大。

为了减少新疆财政对内地的依赖，从乾隆朝起当地官员就在开拓各种自立的方法。如屯田移民、以棉布换取哈萨克牲畜、兴办官铺。

就地取材是符合清朝国家利益的现实方略，具体来说就是最大限度的利用国有资源去盘活地方经济，补充边防开支。

以清朝与哈萨克人进行的布马贸易来说，其交易地点是严格限定的，即伊犁、塔尔巴哈台，一段时间内都禁止维吾尔族私自与哈萨人贸易。

乾隆帝治理边疆的主要方略是以“宽柔绥靖”为主，但对官吏群体中滋生的腐败事件，一经发现也绝不姑息，对自己的亲戚高朴即是如此一体处理的，但中央层面的体恤回子苦累的方针政策在地方层面执行的过程中就难免会发生许多变异和走样。

“就地取材”与“因俗而治”的治理方针在乾隆、嘉庆初期尚运行平稳，但在道光时期就逐渐下滑、打破了。

棉花、棉布作为重要的贸易商品，其交易权主要把持在清朝官府手里，民间的私人贸易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的，其动机也是军事导向的，这就使得这种经济模式十分脆弱，缺乏长期的规划。

一旦伊犁等地官方牧场的牲畜数量充足、官兵衣食无忧则贸易的驱动力就会削弱。“布马贸易”的利润最终也流入到上层官吏手中，民众获得的收益相对较小，这也反映了此种经济模式的不平衡性的特点。

对于皇帝来说，新疆南北两路都是其臣民，需要恩养、以仁处之，最终国家观念的转变还是边疆财政压力的现实问题所造成的，是逐步从天下主义转向实用主义指向的。

清代对边疆地区的治理，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实行不同的制度。从辽东地区入关之后的女真人，由原来明朝边陲的一支部族成为一个大的王朝的治理者，这使得清朝需要协调内地和边疆地区的关系。

在乾隆帝到道光时期，清廷在新疆等区域基本都实施的是较为稳妥的管理制度，因俗而治，以不同边疆地区的官员轮流调任以稳固边事，对于矿产资源开发、民间商业贸易活动等持谨慎态度，以“勿令滋事”为核心。

同时在不同的边疆地区之间存在着物质、信息的调动、传输，在边疆区域的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间也进行着积极的信息、人员、物资的流动。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这一时期的商业贸易活动的核心并不在于开拓利源，最初是以满足军事需要和边防需求为核心的。

清代新疆的回布征收体现着清廷以当地资源自给的统治策略，以南济北的形式发挥着重要的功能。

清朝在南疆本着“因俗而治”的策略，在回布征收、棉花税开征的讨论中都试图“不要苦累回子”，即体恤当地民众的生活疾苦。

但政策实际在地方运行的时候会发生变形，无论是台站回户的生计艰难，差务繁重，还是八旗士兵生活的不易都折射出新疆财政自给的复杂、困难程度。

开征棉花税是在边疆财政危机背景下发生的，开拓新利源的举措在这一时期成为新的趋势，显示了社会结构的转型。

清朝皇帝对边疆民间的商业财富的态度逐渐变得开明，从仁施之于边饭的形象转化为更加务实的角色。

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三代中央、地方之间的多次博弈，反映了就边疆民族关系和边疆经济自主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

总结

清代新疆地区的回布征收是建立在以南济北的战略基础上，重点是为了调剂物资和巩固边陲。

清代南疆地区的棉花种植与棉布贸易的研究启示我们要注意发挥民间主体的能动性，克服垄断带来的一些弊端。

在保障当地平稳的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国家可以更好地为当地人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服务，这是有助于边疆地区的长期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事业。

如何协调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如何安置好国家官办商业和民间私人商业之间的关系，也是边疆地区治理的一个重要议题。

消除民族之隔膜，整合并重塑南北疆为一个有序、和谐的经济区，当是历史对于我们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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