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2023年3月31日是《澳门基本法》颁布30周年纪念日。《澳门基本法》的意义之重大是毋庸置疑的，而《澳门基本法》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立法背景、原意、目的为何？颁布、实施、推广的过程有何困难？对于这些问题，并非几句话就可言明。

澳门记忆文史网曾就此策划特辑“追本溯源——起草委员谈《澳门基本法》”，通过展出12位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口述历史访谈，结合大事回顾、逾百五笔影片和图片资料，以及30多本与基本法相关之电子图书资源，全面回顾《澳门基本法》的制定过程和立法原意。

在此，我们从与陈滋英委员的访谈纪要中选取了一部分发布于此，旨在向大家介绍，《澳门基本法》在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的过程中，所直面的“博彩业”“保护文物”“防务”“任免”“非政权性的市政机构”等问题。

陈滋英委员，曾任中国驻葡萄牙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和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亲历《中葡联合声明》谈判、《澳门基本法》起草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见证了澳门回归的整个过程。对“一国两制”和《澳门基本法》的理论与实践有较深的理解和体会。

图1：陈滋英委员。

以下内容节选自特辑追本溯源 - 澳門記憶之陳滋英委員訪談紀要 - 澳門記憶：

关于《澳门基本法》第118条博彩业问题

我想说一说第118条关于博彩业问题。澳门在回归之前，它的经济主要是靠博彩业，博彩业的收入占澳门经济的比重非常高。我们在制定基本法的时候，就面对如何对待博彩业的问题。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体是不允许开赌的，但是澳门要继续实行资本主义，所以博彩业还是要继续存在。那么怎么存在呢？这就要为今后澳门的长远发展来考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主体当然不能够容忍博彩业，而澳门作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的地区，是允许博彩业的，但是允许是允许，不能够对博彩业听之任之，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所以大家就认为这个博彩业应该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自己来掌握好，因此《澳门基本法》第118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定旅游娱乐业的政策。”这个“旅游娱乐业”，说白了就是讲博彩业的事情。

这里特别强调，澳门特别行政区要根据本地整体利益自行制定旅游娱乐业政策，其中“根据本地整体利益”，就需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特区自身的发展来制定相关的政策。刚才说到澳门特区在回归之前主要是靠博彩业，特区成立之后，我们开始实行“一国两制”，澳门特区政府就需要根据自身的长远发展来制定相关政策。澳门回归后的前几年，博彩业就有一定的发展，这几年，澳门特区政府和澳门同胞，都在考虑如何来发展特区的经济，试图使经济多元化。所以这方面政策由特区政府根据特区的整体利益来掌握。最近几年澳门特区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就明确了要使澳门成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定位，同时考虑到澳门过去被葡萄牙占领了400多年，与葡语国家接触比较多，就利用这一优势与葡语国家进行商贸，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平台，所以是这样变化出来的。

图2：博彩活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新闻局提供。

关于《澳门基本法》第125条保护文物问题

澳门这个地方建筑是很有特点的，不单是中式建筑，还有古老的西式建筑，中式的寺庙、西式的教堂、中西式的古老宅第和花园，无不反映出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色。既不同于隔壁的珠海也不同于海岸对面的香港，很有自身的独到之处。所以我记得《澳门基本法》第125条讲到澳门特区政府自行制定文化政策时，这一条里面的第三款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保护名胜、古迹和其他历史文物，并保护文物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这说明我们当时在制定基本法的时候，是根据澳门的实际，对澳门当地的名胜、古迹和其他历史文物，一定要明确必须予以保护，之所以要保护，是因为其有自身的特点，是历史形成的。而且也保护文物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因为有些历史文物是在私人手中，所以还要保护文物所有者的权益。刚才我讲基本法的制定，不但反映“一国两制”，而且还切合澳门的实际情况，这些都是考虑到澳门实际的具体内容。

图3：旧城墙、哪吒庙、大三巴牌坊相映成趣，反映澳门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色。卢嘉志摄，邓思平提供。

关于《澳门基本法》第14条防务问题

澳门回归之前，社会有一些混乱，连续发生一些恶性案件，当时澳门特区筹委会很关注这个问题，敦促葡方在回归之前要把社会秩序安排好、维护好，不给特区留下一些难题。1998年7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澳门社会治安问题的意见》，希望澳葡政府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加大力度打击澳门恶势力的犯罪活动，切实改善社会治安状况，使广大澳门居民安居乐业，确保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

在上述背景下，考虑到一方面驻军是履行国防的需要，另一方面驻军也有利于支持特区维护社会治安，所以1998年9月18日，中央宣布在澳门特区成立后驻军。驻军问题，我认为是我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象征，也是澳门回归后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实际上葡萄牙过去在澳门也有过驻军，只不过前几年撤走了，所以澳门驻军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正如《澳门基本法》所规定的：“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防务。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

图4:1999年12月20日，解放军驻澳门部队进驻澳门，沿途数万群众夹道欢迎。澳门日报提供。

驻澳部队不干预澳门特区的地方事务，澳门特区政府在必要时，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驻澳部队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驻军除须遵守全国性的法律外，还需遵守澳门特区的法律。驻军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担负。

最近“天鸽”台风给澳门造成极大灾害，根据特区政府的请求，中央批准驻澳部队在当地协助特区政府开展抢救工作，救助灾害，做得非常好、非常认真。驻军不管自己承受了多少痛苦，都能够忘记一切，全心全意把澳门建设好。当时我在报纸上看了这消息之后，深受感动。我们的驻军不仅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而且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这件事情使澳门同胞切身感受到国家对澳门的关怀和帮助。所以驻军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澳门基本法》第15条“任免”问题

《澳门基本法》第15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依照本法有关规定任免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政府主要官员和检察长。”

对于其中的“任免”，我是这样理解的，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产生之后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法任命，这里说的是一个法定程序，并不是说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产生之前，由中央政府来任命由某个人来做行政长官，而是根据《澳门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澳门特区产生行政长官人选之后，报中央政府来批准，因此就产生了任命问题，否则就无从任命。所以这一条我理解是讲法定程序，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要去主动任命某人去担任当地的行政长官。

行政长官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行政长官是特区的首长，是代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首长，也要根据《澳门基本法》来对中央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区负责。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在《澳门基本法》“政治体制”章节里面已经说得非常清楚。所以中央在任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时，就是根据《澳门基本法》中已经明确规定的条件做出任命或者不任命其担任行政长官。中央的任命条件，是非常明确的，是在《澳门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的，不是人为拟造的。所以说第15条中的“任免”是实质性的、公开的，而且是依法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

图5：陈滋英向澳门特区筹委会全体会议宣布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办法，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提供。

关于非政权性的市政机构问题

《澳门基本法》第95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可设立非政权性的市政机构。市政机构受政府委托为居民提供文化、康乐、环境卫生等方面的服务，并就有关上述事务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

这里讲到的非政权性的市政机构，我的理解是从字面看的，所谓非政权性，即凡是属于政权性的就和它不符合，因此非政权性的规定我认为是很明确的，不应该产生太多的争议。

对于非政权性市政机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我个人来理解，非政权就是非政权。政府与这种机构之间，联系当然是有的，没有联系怎么能进行协作呢。只不过性质上不属于政权，如果是政权性的那就不是受政府委托了。

图6：市政署大楼前身，澳门档案馆提供。

事实上，在与陈滋英委员的访谈中，除了上述通过法条解决的问题，他还提到，《中葡联合声明》生效后，在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工作中遇到的非常棘手的问题还包括“中文法律地位问题”、“公务员本地化问题”、“法律本地化问题”这“三大问题”，及葡萄牙后裔居民国籍问题等。这些都在中葡双方的共同努力中妥善解决了。这都为澳门的平稳过渡和特区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关于澳门回归日期的确定，陈滋英委员也讲述了其中不为人知的小波折：

“关于澳门回归日期的问题，我们主张在本世纪末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本来葡方在外交谈判中是答应了，但是新上任的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竟说是不是可以推到21世纪。我们说21世纪不行，一定要在本世纪末，因为这个是邓小平同志讲过的，而且开始的时候已同葡萄牙达成协议，是周南副部长同对方谈判的时候达成的协议，说是本世纪末完成。所以我在葡萄牙的时候，同葡萄牙总理席尔瓦就此问题有过接触，总理就答应向上报告，之后他们又开了一次国务会议，同意在本世纪末之前，把澳门交还给中国，我们提出了本世纪末是1999年12月20日，之后他们也接受了。所以我在葡萄牙期间，关于澳门问题同葡萄牙有些接触，多数是通过席尔瓦总理，以后关于澳门问题如何处理，也有一些交往。”

本文主要内容选自《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析——立法背景和立法原意的探究》，图片为澳门记忆编辑部新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