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对太祖朝管军除授方式的继承和发展

赵光义于“烛影斧声”之中登极为帝，是为宋太宗。

宋太祖开创的以亲兵卫士充任管军的模式仍为后代君王所沿用，特别是太宗继位时，高度概括了太祖朝的政治原则，同时表述了新朝所着意努力的方向。

太宗仍保留和提升了一些太祖朝时期的将领为管军，继位之后，沿用了太祖时期的管军，还优给赏赐，给殿前都指挥使杨信白银600斤、殿前都虞候李重勋赏银300斤。

二人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先后病逝，随后，继任的管军大多是太宗任殿前都虞候时期的“亲信部下”，如崔翰、刘廷翰、范廷召、孔守正等先后任殿前司管军。

此后的管军除授趋于僵化，大都“循资格”、“循次稍进”。

这种僵化的制度也成为北宋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殿前都虞候葛怀敏，其人“猾懦不知兵”。

西夏入寇，宋廷任命葛怀敏为泾原路兼招讨、经略、安抚副使，主持对夏作战，其并非领兵出战的最佳人选，“天下皆知其不可”，但出于“循资格”的选将标准，“舍怀敏，别未有人，难为换易”。

最终，在定川寨一战中，葛怀敏等十六位将帅兵败被杀，宋军全军覆没。

除按资升迁外，三朝同样超擢亲卫、外戚等近幸群体。

宋太宗高粱河一役失败后，将目光再次转回朝堂，“时时刻刻以预防奸邪制造的内患作为他的创制立法的根本所在”。

进一步防范武将，更加倾向于拔擢能力低下但熟悉可靠的亲卫掌握兵权，也不愿承担启用他人造成的兵权旁落的风险。

太宗的“防弊”思想，在淳化二年（991年）对近臣的一次谈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与宋太祖一样，太宗也更信任潜邸时期的亲兵卫士，并多以这个群体典领亲军。

和“亲信部下”相比，这些亲兵卫士晋升更为迅速，“凡东宫僚吏，一概超迁”。

太宗即位之后，这些人甫由亲卫而升为殿前诸班直，进而一步登天为管军。

如傅潜，“太宗在藩邸，召置左右”，雍熙四年（987年）擢升为殿前都虞候，端拱元年（988年）再升为殿前副都指挥使。

端拱二年迁殿前副都指挥使，淳化二年升任殿前都指挥使。

王昭远，“事太宗于晋邸，特被亲遇”，端拱元年迁殿前都虞候。

淳化二年超迁殿前都虞候，再升殿前都指挥使。

真宗朝政治保守，处处严守太祖、太宗朝故事，对殿前司管军的除授继续偏向潜邸亲兵，并成为惯例，“祖宗以来，多命近臣统领军旅”，渐渐形成了宋代的“祖宗之法”。

咸平四年（1001年），被超擢为殿前都虞候。

景德二年（1005年）升殿前副都指挥使，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再升殿前都指挥使。

天禧三年（1019年）迁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再升殿前都虞候。

宋仁宗赵祯登极时年仅十三岁，由皇太后刘氏“权处分军国事”，对殿前司管军除授上仍沿用原真宗襄邸亲卫。

如杨崇勋，“事真宗于东宫”，在仁宗继位后被授殿前都虞候、殿前都指挥使等职。

仁宗朝时升为殿前副都指挥使。

此外还有郑守忠，“皆奴才小人”，仁宗朝时也升任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殿前副都指挥使。

仁宗潜规模邸狭小，仅十数人，整体上仍处于无人可用的境地。

明道二年（1033年）仁宗亲政后，仅有张孜（茂实），升任殿前都虞候，为了继续控制禁军，不得已大量起用外戚姻亲典掌禁军，“以兵权付之近戚”。

仁宗虽然十分尊重文官政府，对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也多听从劝谏。如对宠妃张氏伯父为三司使的任命也可在包拯、唐介等文官的劝谏下收回，一些内降指挥也多被大臣封还。

但在除授外戚管军这一问题上，即使有大臣搬出“祖宗典故”，“臣伏闻祖宗典故，宗室姻戚，未尝委之典禁兵及任要官，”仍不能动摇仁宗的决心，仍然“刻意擢用外戚为三衙管军”。

先后有李用和、李昭亮、郭承祐、李璋等人先后位居殿前军管军高位。

特别是李用和，李用和是仁宗生母宸妃之弟，明道二年仁宗亲政后，在一年的时间内就由考城县兵马都监超擢为殿前都虞候的高位，庆历二年（1041年）再升殿前副都指挥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