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事变-宦官擅权，唐王朝帝王权力的寄生虫，败亡颓势难挽

唐代宦官势力的抬头，始于唐玄宗时的高力士，唐肃宗时的李辅国，唐代宗时的程元振、鱼朝恩。及至唐德宗从兴元返京，“颇忌宿将，凡握兵多者，悉罢之”。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以宦官窦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十万至十五万之众的神策军，都掌握在宦官的手里。史称：“时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旧唐书·宦者窦文场、霍仙鸣传》）。

宪宗据说为内常侍陈弘志所杀，穆宗是由宦官梁守谦、王守澄等拥立的。敬宗被杀，宦官刘克明又参与其事。所谓“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资治通鉴》唐文宗太和二年）。

刘蕡，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人。敬宗宝历二年（公元826年），进士擢第。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他在对策中，极言宦官为祸之烈。他说：“臣以为陛下宜先忧者，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

又说：陛下“将杜篡弑之渐，则居正位而近正人。远刀锯之贱，亲骨鲠之直，辅相得以专其任，庶职得以守其官。奈何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外专陛下之命，内窃陛下之权，威慑朝廷，势倾海内”。

“祸稔萧墙，奸生帷幄，巨恐曹节、侯览（东汉末宦官）复生于今日。”

又说：“今忠贤无腹心之称，阍寺持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指宦官条敬宗而立文宗）。”

又说：“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达人臣之节，首乱者以安君为名；不究《春秋》之微，称兵者以逐恶为义。则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于诸侯。”

又说：陛下何不“塞阴邪之路，屏亵狎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能治于前，当治于后；既不能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克承不构矣”。

又说：陛下“诚能揭国权以归其相，持兵柄以归其将，去贪臣聚敛之政，除奸吏因缘之害。惟忠贤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宠便僻，无所听焉”。

又说：“法宜画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员，立南司、北司之局”，“法出多门，人无所措”。

又说：今“夏官（兵部尚书）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请；六军不主兵事，止于养勋阶。军容合中官之政，戒律附内臣之职（指观军容使及诸监军使）。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雠，足一蹈军门，视农夫如草芥”。

最后他说：“今臣非不知言发而祸应，计行而身戮，盖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岂忍姑息时忌，窃陛下一命之宠哉。”（《旧唐书·文苑·刘蕡传》）

当时和在此以前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举子，大都毛举不关朝廷利害的事例来对策，有的还提到恢复唐初的租庸调制，有的主张恢复府兵制，充实十六卫，这些建议，作为史料来看还有用，作为改革的依据就不切实际了。和刘赉同时应制举的杜牧，可算得一代才人，作《战论》、《守论》，这是针对藩镇跋扈，唐对河朔用兵而言的，言辞切直。

可是跋扈的藩镇，当时还远在河朔，对策的举子身处长安，尽管用严厉的字眼攻击藩镇，藩镇也无奈何他。攻击宦官，就不得了。当时神策军十五万人，直接由宦官统率；朝廷的实权也掌握在宦官手里，连皇帝的废、立、生、杀，也是宦官在操纵。如果得罪了藩镇，还有京师可躲，还有别的藩镇可去；得罪了宦官，那就无处容身了。

唐朝之亡，亡于宦官，正是因为宦官干政，政治腐败，引起农民起义；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造成藩镇势力再一度膨胀，最后权臣篡弑，唐的统治终于结束了。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不在于亡羊补牢，而贵于事前就预见到存在的政治危机，并能及时提出挽救的方案，这种不世之才，世不多出，汉初的贾谊，唐中叶的刘蕡，都是值得称道的。

刘蕡是杨嗣复的门生，“以直言忤中官，〔中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谓杨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汉耶？＇嗣复惧，答曰：“嗣复昔与刘蕡及第时，犹未风耳。＇”（《太平广记》卷一八一引《玉泉子》）可见宦官对刘箦对策，反应极其强烈。

这一科及第的举子中，如裴休、崔慎由、马植都做到宰相，王式成为名将，杜牧官至中书舍人，惟独刘蒉，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录取。榜出，“物论嚣然称屈”。同科及第的李郃对人说：“刘贲下第，我辈登科，实厚颜矣！”

当时文人，读了刘蕡的对策，“至有相对垂泣者”（《旧唐书·文苑·刘赉传》）。刘蕡因为这次对策，得罪了宦官，由此不能在朝任职。令狐楚在兴元（开成元年、二年，楚任山南西道节度使），牛僧孺在襄阳（开成四年、五年，会昌元年，僧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都延请他为幕僚，“待如师友”。在他死后，李商隐做了不少挽诗，“平生风义兼师友”，把他当作师友来对待，非常尊敬。宦官后来还诬陷刘蒉，把他贬为柳州司户参军，箦在贬所病卒。

刘蕡对策后的七年，发生了甘露事变。

甘露之变 唐文宗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深知穆宗、敬宗两朝的藩镇跋扈、宦官专权的情况，想有所改革。即位以后，“励精求治，去奢从俭，诏宫女非有职掌者皆出之，出三千余人。五坊鹰犬，准元和故事，量留校猎外，悉放之”。“省教坊、翰林、总监冗食千二百余员，停〔内〕诸司新加衣粮。御马坊场及近岁别贮钱谷所占陂田，悉归之有司。

先宣索组绣、雕镂之物，悉罢之。”敬宗时“每月视朝不过一二”次，文宗“始复旧制，每奇日（逢单的日子）未尝不视朝，对宰相群臣延访政事，久之方罢”。“其辍朝、放朝皆用偶日（逢双的日子）。中外翕然相贺，以为太平可冀”（《资治通鉴》唐宝历二年）。

当时朝廷上两个大派阀李德裕和李宗闵，文宗都不相信，相继贬逐。他见翰林学士宋申锡“沈厚忠谨”，太和四年（公元830年）将他升为宰相。同他秘密商量诛杀弑宪宗、敬宗的宦官。

宋申锡引荐吏部侍郎王璠做京兆尹，并将文宗密旨透露给王璠。王璠向宦官王守澄告密，王守澄就命人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凑（文宗弟）。文宗开延英殿召宰相商议，宰相牛僧孺以为“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欲何求！申锡殆不至此”（《资治通鉴》唐太和五年）。

于是贬漳王凑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治盛山，今重庆开县）马，宋申锡竟死于贬所。郑注，绛州翼城（今山西翼城）人。初以医道游长安权豪之门。李想为徐州节度使，注为节度衙推，想得其药力，对他非常信任，并把他介绍给监军王守澄。王守澄接谈数语，注“机辩纵横，尽中其意。遂延于内室，促膝投分，恨相见之晚”（《旧唐书·郑注传》）。

王守澄人为枢密使，郑注设谋诬陷宋申锡，为王守澄重用，充右神策军判官。累迁御史大夫、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

李训，李逢吉从子，进士擢第。敬宗宝历中，以事长流岭表，遇赦得还，由郑注介绍给王守澄，再由王守澄推荐给文宗，太和八年十月，累迁翰林侍讲学士。他们二人相结，共同排挤了李德裕、李宗闵。

文宗认为郑注、李训可以信任，于是把要诛灭宦官的事和二人商量。太和九年（公元835年）七月，李训改任兵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学士。九月，迁礼部侍郎、同平章事，为宰相。郑注于太和九年八月，也被任命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凤翔节度使。

十一月，大理卿郭行馀出任邠宁节度使，户部尚书判度支王璠为河东节度使。训、注二人密谋内外合势，翦除宦官，又想利用邠宁、河东两镇赴镇的士卒作为武装力量，依之成事。

李训为相以后，秉承文宗旨意，以宪宗被杀，王守澄预知其事，因此免去王守澄的右神策护军中尉职务，而任命他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尊以虚名而夺其实权。不久，又遣中使赍毒酒鸩杀王守澄，死后却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左神策护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也遭贬逐，先后被杀。宪宗之死，传说是内侍陈弘志下的毒手，时陈弘志为襄阳（山南东道）监军，文宗召弘志入京，中途杖杀。“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御紫宸殿视朝，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称左金吾厅后石榴树夜有甘露。宰相李训、鲁元奥劝文宗亲往观看。文宗乘软舆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前殿）。先命宰相及中书、门下两省官前去察看。

李训回来后奏称非真甘露，未可遽行宣布。文宗遂命左右神策护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前往查看。宦者既去，李训急召郭行馀、王璠部曲入宫。二人部曲数百，事先已执兵器立丹凤门外，这时独河东兵入内，邠宁兵观望不至。

仇士良、鱼志弘等至左金吾厅后看甘露，发现有伏兵，惊骇走出，奔还含元殿，劫夺文宗还宫。李训遽呼金吾兵（韩约所统）上殿，京兆少尹罗立言率京兆逻卒三百余自东来，御史中丞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二百余自西来，皆登殿纵击宦官，杀伤十余人。文宗所乘软與迤逦入宣政门，李训攀舆急呼，宦官郗志荣奋拳击训，训仆地。“乘舆既入，门随阖，宦者皆呼万岁，百官骇愕散出。”（《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

唐文宗原是预知李训的密谋的，但在伏兵暴露后，不能配合默契，反而落入宦官手里，这场政变就失败了。

李训改著从吏绿衫，走马而出，在逃奔凤翔途中被擒，械送长安，至昆明池为押送者斩首。甘露事变中，宰相王涯、贾悚事先没有参与李训、郑注密谋，事情发生以后，他们退回到政事堂，静候消息。

仇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刘泰伦、魏仲卿等各率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阁门，逢人辄杀。王涯等狼狈逃走，两省及金吾吏卒千余人填门争出，其不得出者六百余人都被禁兵杀死。仇士良等分兵掩闭宫门，搜索诸司，诸司吏卒及酤贩小民饮刃而死者又千余人。

横尸流血，狼藉满地。仇士良等又遣骑兵出城追捕逃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王涯、贾悚、舒元舆、王璠、郭行馀、罗立言、李孝本皆被擒送入左神策军。

王涯年已七十余岁，不胜拷掠，诬服，称与李训谋行大逆，尊立郑注”。坊市恶少年乘机报私仇，杀人，剽掠百货，互相攻劫，烟尘蔽天。

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左神策军出兵三百人，全副武装，以李训的头颅为前导，随后跟着被捆缚的宰相王涯、太原节度使王璠、京兆少尹罗立言、邠宁节度使郭行馀；右神策军也出兵三百人，也是全副武装，簇拥着被绑的宰相贾悚、舒元舆、御史中丞李孝本，徇行（即今之游街）东西两市，文武百官奉命到场观看。于是腰斩王涯、舒元舆等于独柳之下，枭首于兴化门外。他们的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女不死者没为官婢。

甘露事变发生之际，郑注从凤翔带了五百名亲兵奔赴长安，进至扶风，知道政变失败，折回凤翔。十一月二十五日，为其监军张仲清所杀。郑注的幕僚及亲兵，被杀的在一千人以上。左金吾大将军韩约在长安城内被神策军捕杀。

甘露事变，是由唐文宗与李训、郑注、郭行馀、王璠、罗立言、韩约、李孝本、舒元舆等人密谋策划的，事变失败了，为什么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要把王涯、贾悚等都杀掉呢？当时南衙（唐代三省所属各官署设在宫城之南，通称南衙）北司（唐代内侍省设在皇宫之北，故称北司）矛盾已如水火，如果宦官集团只杀李训、郑注，并不能把南衙行使的政治权力夺过来，把王涯、贾悚等宰相全杀了，至少在较短一个时期内，南衙就不得不听命于北司了。王涯、贾悚等全家被杀，他们不过是南衙北司之争中间的牺牲品而已。

甘露事变大约死了上万人。“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

仇士良等知道文宗参与甘露事变，出言不逊，文宗惭惧不复言。只因文宗统临国家历九年之久，仇士良等如果擅行废黜，势必招致四方方镇的责难，所以隐忍下来了。

唐文宗从此形同幽禁，“意忽忽不乐，两军（左右神策军）球鞠之会，什减六七，虽宴享音伎，杂遝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资治通鉴》唐开成元年）。“左右莫敢进问。因题诗曰：“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无限意，无复侍臣知。＇一日看牡丹，或吟曰：“拆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吟罢，［文宗〕方省〔舒〕元舆词，不觉叹息，泣下沾衣。”（《唐诗纪事》）

一天，文宗“坐思政殿，召当直学士周墀，赐之酒，因问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对曰:“陛下，尧、舜之主也。＇上曰：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墀惊曰：“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上曰：“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资治通鉴》唐开成四年）。

甘露事变之后，宦官恣横，北司嫉忌南衙，宰相无法执行政务。政事堂经洗劫之后，“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阙”（《资治通鉴》唐太和九年）。而且王涯等宰相无辜被杀，群情愤慨。开成元年（公元836年）

二月，昭义节度使（即泽潞节度使，镇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刘从谏上表朝廷，“请王涯等罪名，且言：“王涯等书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内臣，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设若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刑典，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搜罗（兜捕）枝蔓，中外恫（痛）疑。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谨当修饬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指宦官集团）难制，誓以死清君侧！”

仇士良感到压力，请文宗加刘从谏“检校司徒”衔，安抚刘从谏。同年三月，刘从谏又上表让检校司徒官，“称：臣之所陈，系国大体。可听则涯等宜蒙湔洗，不可听则赏典（指检校司徒）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禄！＇因暴扬仇士良等罪恶”。“时士良等恣横”，“及从谏表至，士良等惮之”。由是宰相“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资治通鉴》唐开成元年）。

唐文宗于太和六年，立子永为皇太子。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十月，太子暴卒。杨贤妃请立皇弟安王溶为太弟，宰相表示反对。文宗乃于开成四年十月，立敬宗少子陈王成美为太子。翌年正月初一日，文宗病危，命枢密使刘弘逸、薛季逸、薛季稜及宰相杨嗣复、李珏奉太子成美监国。左军中尉仇士良、右军中尉鱼弘志借口太子年幼，且有疾病，拥立颍王瀍（穆宗第五子）为皇太弟。

初三日，文宗病死，年三十三。仇士良杀杨贤妃、安王溶、太子成美。又追怨文宗，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诛贬相继。日本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也记载着：“又闻开成天子今年正月三日崩。闻新天子上位。城中杀却四千余人，先帝（文宗）时承恩者也。”颍王瀍即位，是为武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