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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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兼并六国，大一统的秦王朝宣告成立，从此，“始皇帝”的时代正式开启。

秦的统一，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奠定了总基调。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此后的历朝历代，无论分裂多久，哪怕战乱百年，都必将归于统一。

统一的文字，为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扫清交流上的障碍，从而培育共同体意识。统一的度量衡降低了社会运行成本，促进了经济交流和发展。

在被后人歌颂丰功伟业的同时，秦始皇犯下的种种罪行也时时被后人审视。追求享受，大兴土木，阿房宫、长城、骊山陵墓道等都是秦始皇下令修建的。甚至建立庞大的军队，影响了农业的正常生产。

当然，最令人唾弃的莫过于“焚书坑儒”。后世议论秦朝兴亡与始皇功过，焚书坑儒都是必被提起的重大事件。

一、淳于越之谏与诸生之妖言

焚书坑儒是指秦始皇分别在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2年下令焚毁书籍，坑杀术士。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两者联系起来，合称为“焚书坑儒”。但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它们发生的时间虽然一前一后，但背景各异，性质有别，打击的对象也不尽相同。

秦始皇统一天下、巩固政权的过程困难重重，其中各种势力暗流涌动，相互博弈。秦朝建立后独尊法家，然而依旧有不少标榜私学的人固执己见，互相勾结，反对国家的法律教令。

直到公元前213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这场矛盾被公开呈现在皇帝与朝臣之中。一次宴会上，淳于越，这个复古派的代表人物，要求废除郡县制，恢复分封制，并提出政治上的一切都要“师古”，否则国家无法长久。

秦始皇把他的意见交由群臣讨论，丞相李斯当即表示反对，表示历史是发展的, 上古三代已经过去了，又有什么值得效仿的呢？时代在前进，治理国家的方法也应该有所创新，儒生所谓的“不师今而学古”意见，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

由此，李斯向秦始皇提出“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等建议。具体来说，就是倘若有人交谈《尚书》、《诗经》相关的话题，发现后就要被斩首；倘若有人以古事、古书为例子，非议政事，则全家要被杀；法令颁布超过三十日后，倘若有人执意不烧，则要被脸上刺字，被发配去修长城。

为遏制住儒生及诸子在政治思想上制造的混乱局面，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 付诸实践。大力禁止与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制度唱反调的异端邪说。

这便是后来著名的“焚书”事件。

此令一出，引起了复古派儒生们的强烈不满。

在焚书令发出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卢生、侯生等方士和一些复古的儒生议论朝政，随意诽谤、污蔑君主。

卢生、侯生两人本是奉命给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方士，但由于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长生不老药却毫无音讯，引起了秦始皇的猜忌与怀疑。

卢生、侯生怕被治罪，便以攻为守，主动诋毁秦始皇“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秦始皇听后十分愤怒，下令将他们逮捕，严加拷问，牵扯了四百多人。

这四百多人被秦始皇下令杀害， “坑儒”的惨剧，也就此酿成。

东汉王充亦指出， “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

二、从为帝王师到为君之臣

秦始皇焚书坑儒，作为历史上少有的暴政措施，背负上了千古骂名。但随着历史研究的进步，更为客观、更为多样化的观点也逐渐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焚书一事的发生，有着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早在秦孝公时期，商鞅便对儒家的诗书礼乐等深恶痛绝，更有传闻说他曾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而秦始皇焚书不过是守其传统，“古已有之, 于今为烈”而已。

而其合理性体现在，纵观中国数千年封建王朝的历史，通过思想控制来加强中央政权是封建统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懂得舆论控制的重要性，秦始皇也不例外。

而焚书，可以看作是秦国政权建立之初，为控制舆论巩固统治而做出的一种不成熟尝试。

简而言之，“焚书”的发生是秦维护统治的措施之一，是秦实行法治思想的结果，是秦历史发展的必然。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焚书对典籍造成的破坏也绝非毁灭性的。在执行命令的过程中，许多读书人将典籍藏起来，使其成功避免被烧掉的命运。

时至汉朝，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使这些蒙尘的史书典籍重现于世。

“伏生藏书”的典故便是佐证，秦始皇下令焚书时，伏生不忍心看先贤的智慧结晶灰飞烟灭，于是灵机一动，将书籍藏在屋壁中，经过战乱，到了汉朝建立的时候，伏生找到藏书，献于世。

且当时的所有书籍，政府中都有着完整的备份，即使是明令烧毁的，也不例外。若非公元前 206 年项羽焚毁咸阳秦的宫殿，三个月的大火将书籍付之一炬，这些经典或许能够流传下来。

而在坑儒一事上，诸多学者也对其做了考究与推测。

“坑儒”，在清以前是肯定的，但到了清代，有学者对“坑儒”提出种种质疑。

有观点认为，“坑儒”并不是真正的坑杀，而是坑陷，秦始皇坑儒，只是设了陷阱来杀人，并不是真的挖土坑来杀人。当然，另外有一说，今陕西省临潼西南部五里处，有一狭长山谷，名曰“坑儒谷”，秦始皇曾召儒士书生来此，命人推下土石，将儒士书生压死。

在“坑儒”的对象上，主要围绕着是不是儒生进行的，大部分学者从“坑儒”的原因和“坑儒”后儒生的情况分析，得出秦坑杀的不是儒生的结论，准确是说坑杀的应当是术士方士，亦或二者兼有。

秦始皇重视儒生，让他们职博士、掌典籍、制礼乐, 还能参加朝议, 实行“尊赐之甚厚”的优待政策。后世为何会称秦始皇坑“儒生”，因为扶苏劝始皇不要坑杀诸生，说诸生都是学习孔子的，以至于让后人误以为始皇坑杀的是儒生。

对于“坑儒”的人数，更是“其数不一,可弗深考而”，被坑杀儒生的数量有四百六十余人和二百四十余人、七百余人等多种说法。

总之，对于焚书一事，史学界达成的共识较多，而在坑儒一事上，则众说纷纭。由于时间久远，存世的史料不多，故而无法得出统一结论。

但两者的共同之处，就是揭示了士人与政权的关系开始转变，从相互认可、以礼相待到用权力强迫其顺从。士人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为帝王师”，渐渐转变为专制帝制内的“为君之臣”。

三、中国之弱，罪在赢秦焚书坑儒

秦始皇本想借焚书坑儒愚天下黎民，保万世江山，却不料“坑灰未冷山东乱”，距秦始皇坑 儒仅四年，秦始皇梦想要“传至万世”的基业便烟消云散了。

从短期来看，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在当时特有的背景下，严重打击了妄想篡权复辟的反动势力，使得秦王朝内部再没有一个儒生敢公开 “以古非今”，反对国家政令，反对郡县制，藐视中央集权制度，的确是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封建统治。

但从长期来看，它却加速了秦的灭亡，与最开始” 保万世江山”的初衷相背离。

究其原因，正是焚书坑儒引起了士人群体与统治者的离心离德。典籍被破坏、读书人被剥夺生命，这是文人群体心中难言的痛。于是便有了这样一群士人群体，他们把推翻秦的暴政作为自身的使命。

太平之时，迫于君主的权威，只敢以沉默反抗，但一旦局势动荡，他们内心被压抑的仇恨便被激发出来，为复仇拼死一搏。

秦朝后期，陈胜吴广起义，大量儒生积极投入其中，使得陈胜吴广等平民出身的人，迅速建立自己的政权。如孔子后裔孔鲋就是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率一批儒家人士携带孔门礼器投靠陈胜，积极参加反秦斗争，最后战死在反秦战场上。

可以说，焚书坑儒造成士人群体的集体不满和反抗，是秦王朝灭亡的重要诱因之一。

而将焚书坑儒放置于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它贻害无穷。

焚书造成了后世文化传承上的断裂和混乱。大量古代典籍被破坏，乃至到汉代出现了大量的伪书，一种书籍又往往有多种版本，人们不知所从，造成了学术思想上的混乱局面。

焚书坑儒亦成为中国思想专制的源头。焚书坑儒中所体现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对后世影响巨大。

之后的部分朝代也出现过与焚书坑儒相类似的行为，无论是销毁的书籍还是被杀害的读书人，其数量规模相比秦始皇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清代大兴文字狱，在编撰《四库全书》时，倘若见到诋毁清朝的书籍，一律销毁，甚至许多无关政治的书籍，也被列在其中，难逃厄运。

此外，但凡文人的诗文作品稍微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便会被按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受牢狱之灾，动不动就株连几十上百人。从如此种种野蛮专制、不尊重文化的行为中，可以窥见千年前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影子。

有学者提出“中国之弱，罪在赢秦焚书坑儒，变先王之道，以愚黔首……笼络英俊千余年,无敢或改” ，认为秦“焚书坑儒”开了后世统治者在思想上对人们进行专制的先河，是中国贫弱的根本源头。

结语：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秦王朝仅仅经历了短短的两代就宣告灭亡，引起了后世学者们的大量关注。而在对秦朝“短命而亡”的分析中，最典型的例证则莫过于“焚书坑儒”。

两千多年来，对于这一事件的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这是中华文明经历的首次浩劫，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千古悲剧。

这一劫难给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历代哲人墨客，亦将反思这一人类历史悲剧，作为上下求索的哲学命题。

参考文献

《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李斯列传》

《史记·儒林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