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妇女说话的正当性》玛格丽特·费尔1666年发表的《妇女说话的正当性》扩展了乔治·福克斯《有关妇女沉默的学问》的含义。

充分揭露了教会对“女人的讽刺隐喻解读”，以及教会对妇女权利的压制。

作为贵格会中第一部由女性单独撰写的呼吁承认男女精神平等的小册子，它代表了女性在贵格会中的新声音，费尔在小册子中阐明了贵格会主义的基本前提：精神上的平等。

在这本小册子中，费尔把她为女性发言权的辩护建立于精神平等上。

在她看来，上帝创造了所有的人类，因此女人与男人一样不仅有能力拥有内在的光，也有能力成为先知。

她写道：“在末日到来之时，上帝说，我要将我的圣灵倾注给所有人类；你们的儿女都能预言和传道，上帝不会区别对待男女。”

她捍卫了妇女在教堂里说话以及成为传教士和牧师的权利，“仅仅由于女性的性别，因为她是一名妇女，而反对她在教堂中讲话的人，实际上是在反对上帝的权威”。

圣经中的女性有时被用在贵格会小册子中，作为上帝宽恕妇女在公共场合讲道、教导和预言的例子。

朱迪斯在17世纪英国关于性别、神学和政治的辩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费尔就在小册子中引用朱迪斯来例证了贵格会信徒的信念，即所有女性都是可以在教会中发言布道。

通过把朱迪斯塑造成一个向犹太人布道的贤惠女性，使得她从普遍的厌女主义解读中解脱出来。

朱迪斯在费尔的书中，不仅向以色列的长老布道，也向厌恶女性的听众布道，她除了是圣经中女传教士的例子，也成为公开谴责那些禁止女性在公共场合布道的男人的工具。

正如朱迪斯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朱迪斯也成为了费尔的代言人，费尔用朱迪斯的例子有力地挑战了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对女性施加的家长制权威。

费尔使用《圣经》和虚构的女性作为代表上帝传道的贞洁女性的例子，是当时前卫的宗教女性用来赋予她们同男性精神平等权威的主要方法之一。

尽管女性距离一场更全面要求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运动还有几百年的时间，但贵格会作为一个女性拥有较多发言权和多产的精神平等团体。

继续在她们的传教工作中传播打破女性沉默禁令的精神。

一、反抗什一税的请愿活动

什一税是17世纪中叶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法律要求个人提供其每年土地产出或劳动力的十分之一，作为支持教会和牧师的费用。

10世纪之后，它在英国演变为一种法律要求强制履行的义务。强制意味着反抗，不仅普通民众反感什一税，宗教内部的异教徒也反抗什一税的征收。

对反对什一税的人来说，征收什一税侵犯了他们的财产权，而且什一税的支付给许多生活在贫困和饥荒边缘的人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历史学家E.P.汤普森称什一税为“反教权主义的源头之一”，贵格会女教徒格蕾丝·巴维克认为“它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压迫之一”。

内战爆发后，非国教激进独立教派出于对国教的反抗，都从不同层面反对什一税的征收。

贵格会信奉人人都可通过内心之光与上帝直接对话，因而在他们看来教士为了传播真理而征收什一税的行为是一种欺骗。

仅在1653至1659年间，就有大约1000名贵格会教徒公开拒交什一税，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贵格会正是因为反对什一税的立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贵格会反对什一税的方式首先是个人拒交，后演变为有组织的议会请愿。

二、向议会表达诉求的女性

1659年，非国教激进独立教派人士对废除广受憎恨的什一税制度寄予厚望，他们把废除什一税的愿望寄托在宗教派同情者亨利·瓦内的努力上。

在他的坚持下，议会允许激进分子正式发言。同年，当一些议会人士支持征收什一税时，贵格会教徒组织了一个反对什一税的联盟。

他们提交了两次反对什一税的请愿，其中一次请愿签署人的名字保留了下来。

6月14日，也就是贵格会提交请愿书的前两周，议会收到了一份来自西部郡县反对什一税的请愿书，议会没有重视。

6月27日，贵格会信徒向议会提交了反对什一税的请愿书，领导人物是著名的贵格会领袖玛格丽特·费尔和她的七个女儿。

不久之后，贵格会女性又向议会提交了一份补充性的请愿书，这次请愿书有7000名妇女的签名，也是英国内战及共和国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议会请愿。

七千名妇女共同反对什一税表明“她们在血缘关系和性别上的共同经历为她们反对什一税提供了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可能跨越宗教和宗派界限”。

这份反对什一税的请愿书由贵格会女作家玛丽·福斯特起草，英国各地贵格会女性签名。

请愿书首先阐明了为什么反对什一税：“我们反对什一税的征收，上帝存在于我们的心中，通过内心之光我们能见到基督。

基督给牧师和信徒提供了除什一税以外的其他维护费用，圣徒最终会证明反对教堂、教士和什一税的合理性。”

此外，请愿书中还写道收取什一税的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而是反动的教皇制信奉者:“反动的基督徒制定了收取什一税的法律。

真正的基督徒见到这种情况后，认为应该取消什一税，支持什一税的人，是教会财产的接受者，他们非上帝也非基督，而是天主教徒。”

最后，请愿书直接要求：“收取什一税的法律必须改革，什一税应当被取消。”这份请愿书有理有据的阐述了什一税的不合理性，进而证明她们拒交什一税的正义性。

尽管这份请愿书最终没有达到废除什一税的目的，但贵格会女性从宗教方面勇敢的向议会表达诉求，在当时看来是难能可贵的。

三、17世纪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人物

内战时期，女性意识普遍觉醒，玛格丽特·费尔的声音在17世纪并不孤独。

由于不愿温顺地接受男性社会强加给她们的次要地位，17世纪的女性开始寻找自我的新定义，新的生活方式，使她们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存在的意义。

她们不再愿意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自我的负面定义，转而寻找自己的声音，公开地宣称自己的身份。

她们勇敢的批判男权社会，呼吁女性受教育的权利，书写女性在婚姻中所处的不公。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和玛丽·阿斯泰尔就是这时期的代表人物。

17世纪中期较为犀利的批判男权社会的是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卡文迪什是17世纪印刷作品中较为多产的作家之一。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她出版了23卷书，几乎涵盖了她那个时代所有可用的写作体裁：科学论文、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演讲、爱情小说、虚构信件和科幻小说等。

她对当时政治上存在的性别歧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妇女的身份认同及自由问题进行了探讨。

卡文迪什出生于1623年，原名玛格丽特•卢卡斯，她家世显赫，出身保王党的东英吉利亚领主之家，卡文迪什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她是由坚强独立的母亲抚养长大的。

她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但很早就表现出了对读书的热爱。

作为一个思想成熟较早的孩子，玛格丽特很早就开始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这在当时被多数人看作是非常不得体的行为。

1642年，可能是为了把她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扼杀于摇篮之中，家人将她送到牛津和她姐姐住在一起；她们居住的地方正好离王宫不远。

为了追求一种独立的生活，玛格丽特申请并获准成为了玛利亚女王的侍女。后来在1644年英国内战热潮达到高峰时，她陪同女王一起被流放到了巴黎。

流放期间，玛格丽特结识了威廉•卡文迪什，他是来自纽斯卡斯的侯爵；他们在1645年底结婚，之后一直居住在信奉自由主义的鹿特丹和安特卫普。

1660年王室复辟后，这对夫妇回到英国。卡文迪什的婚姻是幸福的，她比同时代女性更幸运的是，她的丈夫纽斯卡斯公爵支持她写作。

也会给她提供各种指导并解答她的疑问，她曾说道：丈夫是她的导师，“指导我，读一些演讲给我听，并向我详细的解释其中晦涩难懂的内容”。

与公爵结婚为卡文迪什带来了两个显著的好处：一是当时女性的作品是很难被发表的，她的大部分作品能够出版完全是因为她那位出身名门的丈夫。

二是在卡文迪什的帮助下，她结识了一批思想家，如托马斯•霍布斯，勒奈•笛卡尔等，对她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1653年在逃亡期间，她曾短暂的回到英国，出版了她最早的两部著作《诗歌与幻想》和《哲学思考》此后她的创作不停，直到1668年，共出版了12本著作。

其中为其丈夫写的传记《纽卡斯尔公爵生平》最为有名，这部传记在17世纪被多次重印。她与当代知识分子和哲学家通信，有时还会对他们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