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听文

编辑|大树

金融深化、产业结构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回顾经济发展的历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难以进一步转型为创新驱动型国家、实现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这一现象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但遗憾的是，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原因及跨越这一陷阱的有效途径，经济学家至今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也未找到行之有效的“药方”。

尽管经济学家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上各执一词，但几乎没有经济学家否认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美国、英国以及那些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发达国家拥有着高效、灵活、富有创新性的金融体系。

而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那些深陷贫困或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则长期处于金融抑制、金融资源错配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困境之中。

然而，当我们更加细致地观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前者对于后者的促进作用似乎并不那么“显然”和“必然”，一些现象难以被现有的理论所解释。

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但随着金融深化程度不断加深，这一正相关关系呈现出边际递减的特征。

本文研究表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金融深化程度的“最低要求”不同。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资本积累使得一个国家的要素结构禀赋不断变化，该国的最优产业结构也在随之变迁：最优产业结构逐渐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转型，经济发展方式逐步从技术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

在这一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实体经济对金融深化程度的要求将会随着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而发生动态调整，呈现出先加速上升、后缓慢递减的非单调特征。

基于上述理论发现，再考虑到一国的收入阶段，本文发现，当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阶段时，产业升级对金融深化程度的要求达到最大化。

具体而言：中等收入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从后发优势驱动转型为自主创新驱动。

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相比，中等收入国家进一步进行技术模仿的空间以及模仿收益在不断下降；

另一方面，迈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技术创新的难度以及其对资本的需求却在不断增大。

这两种效应共同要求中等收入国家必须首先实现金融深化程度的跨越式提升、解决创新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否则将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同时很可能陷入“模仿陷阱”，人均收入也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难以实现向发达国家收敛。

而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地分散投资风险，进而促进投资，帮助一个国家更快实现经济起飞与平稳增长。

另外，金融发展还能通过加强监管与公司治理，有效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代理人问题和道德风险，从而放松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资本配置效率。

还有一些学者从金融体系促进先进技术传播的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的作用。

现有文献中也有少量关于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布的实证研究。

因此，提高对企业的信贷支持、加速金融创新，促进银行业的市场竞争将有利于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向发达国家的收敛进程。新结构金融学是将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运用到金融学领域。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林毅夫等、龚强等和张一林等等进行了新结构金融学的研究。

他们主要从金融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的角度，研究了最优金融结构的问题。

其主要观点为：对于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其当下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企业的规模特征和风险特性，从而形成了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特征。

由于不同金融制度安排在动员储蓄、配置资金和分散风险方面各有优势和劣势。

因此，不同金融制度安排适应于不同规模特征和风险特性的企业，最终决定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最优金融结构不同。

本文借鉴了新结构金融学的研究视角，引入了不同发展阶段上最优产业结构和产业特性的异质性。

但不同于上述文献，本文主要着眼于由放松企业研发融资约束所代表的金融深化，考察在不同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应如何动态调整其金融深化程度，以保证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可持续增长，进而实现向发达国家收敛。

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揭示出产业结构升级对金融深化程度的要求如何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本文基于一个拓展的多国熊彼特增长模型，刻画出了一国产业结构历经结构变迁的全过程，即从单纯的技术模仿型国家，发展为模仿密集型国家，再升级为创新密集型，最后转型为创新型国家。

在此基础上本文发现，不同的发展阶段对金融深化程度的最低要求不同，随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而呈现出先加速上升，达到峰值后逐渐递减的特征。

其内在机制如下：低收入国家通常具有资本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特征，但这也赋予了其在技术模仿方面的后发优势，即容易通过技术模仿来快速提高生产力、实现产业结构快速升级。

由于技术模仿的风险较小、且用于模仿的资本需求相对较少，因此低收入国家对金融深化程度的要求相对较低。

当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其后发优势和技术模仿空间显著缩小，此时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需要更多地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

这意味着，中等收入国家要实现从“模仿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必须实现金融深化程度的“跨越式”提升，以解决资本稀缺和企业融资约束的问题。

第二，鉴于在发展中国家中普遍存在着劳动力市场摩擦，本文在熊彼特增长模型之中引入了劳动力市场摩擦，以分析劳动力市场摩擦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其配置效率影响着一国的潜在最优产出的实现。

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着各种阻碍劳动力实现最优配置的摩擦。

相应地，本文将劳动力市场摩擦引入熊彼特增长模型，即高技能劳动者从模仿活动向创新活动转移的过程中，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劳动力损耗。

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摩擦不仅会延长发展中国家处于模仿密集型的时间，推迟其进入创新密集型国家的进程。

而且还对金融深化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使其现有金融体系更难以满足产业结构升级所需的金融支持，从而降低其实现向发达国家收敛的概率。

第三，本文基于新结构金融学的视角，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机制和跨越条件等提供了金融体系层面上的理论基础。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表面上是因为无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

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很可能是金融发展水平不足以支撑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表现为金融深化程度不足导致创新企业面临融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