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长孺，永康的又一个胡公

胡长孺：元代永康的又一个“胡公”

明代《两浙名贤录》赞其真心爱民

　　在胡则去世210年之后，永康又出了一个“胡公”，他就是胡长孺。元代的揭祐民有诗《哭胡石塘》云：“颜乐斋修文史终，更千年后有胡公。名存宁海生祠里，神达青莲死榻中。饥赈公规著盱右，私居丧制过辽东。圣门三省工夫在，意合西铭是则同。”诗里说到胡长孺受到百姓爱戴，在胡长孺曾任主簿6年的宁海，百姓们在他生前就为他立了祠堂以示敬颂。

　　胡长孺（1250年—1324年），字汲仲，号石塘，谥号纯节，是南宋末期、元代前期的永康适游（今西城街道山下村）人。从现存史料看，胡长孺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

　　教民教士　尚德崇正

　　胡长孺虽然一辈子屈居下僚，一生所任仅为州县小官，但他勤政为民，廉洁为官，政事卓著，富有声名。另外，他还是一位著名书法家（陶宗仪《书史会要》就称其书法“刚劲骨力，似其人”），甚至还可能是画家，而且对于音乐也颇有造诣。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所著的《胡长孺传》称胡长孺“所著书多亡逸，唯《石塘文稿》五十卷行于世”（有学者认为，古代一卷书大约12000字），即便这五十卷也可惜大部分散失，目前仅有五十九篇诗文存世。不过，我们仍能从这些诗文中窥见他的一些思想精华与文学艺术的成就。

　　元代著名文学家，也是胡长孺的好友、浦江人吴莱在《石塘先生胡氏文抄后序》里指出：“及宋内附，或以先生姓名荐，遂召见，谓先生且大用，复出而教授广陵。凡历数任，仅尔没没于州县之下僚，不至甚显。然观其所至，教士也，必曰‘严、恭、寅、畏’；其教民也，必曰‘孝、弟、忠、信’。此其道术之正，仕处之合，文章之懿，政事之著，诚有大胜于今人，而且不后于古人，是岂苟然之故而遂己者哉！”吴莱对胡长孺的思想、交友、文章、政事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评价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胡长孺教士与教民的思想原则，即严、恭、寅、畏，孝、弟、忠、信。这八个字，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学风严谨，处事恭敬，居敬廉洁，敬畏天人；孝顺父母，爱护兄弟，忠君爱国，笃信重义。这固然是儒家思想在教育上的具体演绎，但对于我们今天“立德树人”也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

　　元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胡长孺在《送诸生诗序》里曾给他的四位学生提出：“粹白庄逊，以持其身；幽深邃远，以致其学；直方正大，以立其节；醇雅畅洁，以肆其言。”意思是说，立身、做人要纯粹清白，庄重谦逊；读书学习应求深忌浅，广博致远；在人品节操上要保持正直端方，刚正大气；作文立言则要醇厚而文雅，通畅而简洁。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又一体现。他在《元龙泉主簿胡公淀墓志铭》的铭文里也有如下一段话：“力向经术，欲淑诸人。敬教劝学，是近于仁。勇弃己私，翳人其利。饮枯济深，是笃于义。世有正气，浩然崇高。”这段话与其说是肯定胡淀的一生，毋宁说是胡长孺力求做人的标杆。此外，他在为乡人清渭里（今清渭街）何祖皋（字子申）所作的《何君祖皋墓志铭》里肯定何氏的“自力为生”“处家俭勤”以及照顾兄弟、好义乐施等高风仁德，这同样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胡长孺所宣示和提倡的思想品格。

　　刚正廉洁　真心爱民

　　胡长孺的一生是居无定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后先余六十年，迁徙无常处”，到了晚年甚至还常常衣食无着，自言“薄糜不继袄不裹”“箪瓢晏食无荤腥”，但是，无论为官还是做人，他都始终刚正有守，秉公廉洁，品行高尚。史传记载，元贞元年（1295年），胡长孺刚到任建昌录事不久，权贵程文海家倚势跋扈，“气焰熏灼”，“树外门，侵官道”，百姓十分怨恨，长孺则不畏权贵，即刻下令其撤除。至大元年（1308年），胡长孺转任台州宁海县主簿、阶将仕佐郎。当时，浙东遭受大灾，冬小麦颗粒无收，“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脱欢察令富户出钱一百五十万用以赈灾，后来剩余了二十五万，在前往其他州县巡察时把余钱交给胡长孺保管。胡长孺发觉脱欢察有贪没的企图，就把这二十五万钱登记造册并悉数发放给了百姓。过了一个月，脱欢察回来后向胡长孺追要这部分钱，胡长孺就带着登记簿册跟他说明了余钱的去向。脱欢察自然恼羞成怒，但毕竟因为心中有鬼，所以也不敢再追究下去了。这正是胡长孺刚正为民的品格体现，就像明代徐象梅在《两浙名贤录》里所说的：“长孺虽儒者，所至辄以吏干称，然真心爱民，慈祥溢于法外，每日一民失所，便非君子学道之实，故所至发，辄如神眀而善柔之，民无不乐业者。”用今天的话来说，胡长孺正是这样一个人民喜爱的好官员。

　　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也记载有赵孟頫为罗司徒“奉钞百锭”求晚年胡长孺给罗父（宦官）作墓志铭但被胡长孺拒绝的事。其时，胡长孺已经辞官，隐居在杭州虎林青莲寺，以研经、讲学和交友为生。这天，胡长孺儿子告诉他家里已经断粮而揭不开锅了，在座的朋友、学生也都劝他接受下来，但是胡长孺却丝毫不为所动，即《元史》本传所云：“为辞章有精魄，金舂玉撞，壹发其和平之音，海内外求者如购拱璧，碑版尡煌，照耀四裔，苟非其人，虽一金易一字，毅然不予。”而实际上赵孟頫与胡长孺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现存材料中就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一个是当时处州美化书院山长周仁荣请托胡长孺为自己的岳父吴用晦撰写墓志铭，同时通过他向赵孟頫请求书写此铭。试想一下，如果胡长孺与赵孟頫是一般的关系，怎么可能会受托而去求赵孟頫呢？

　　再一件事是胡长孺评价赵孟頫的书法是“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这一评价影响非常深远，至今常为人所引用，也可见他对赵孟頫的敬重。赵孟頫则夸赞胡长孺是“天资高爽，发言便自超诣”，可见他们两人之间感情的真挚、深厚。因此，拒绝罗司徒所请乃其气节所使而为之。他的学生郑元祐（遂昌人）也有诗写道：“向年子胡子，在杭客僧坊。褐衣冷不絮，蛙灶突不炀。直言迅风霆，劲气蟠穹苍。”（郑元祐《送俞漕掾》）说他的老师生活极其艰苦，但是精神高昂，直言刚正，劲气冲天。

　　博学广见　文道相谐

　　在读书为学上，胡长孺则刻苦自励，广博宏深。《元史》本传称他是“九经、诸史，下逮百氏，名、墨、纵横，旁行敷落，律令章程，无不包罗而揆序之”。他曾作《大同论》，主张儒、道、佛三者融合为一，由此而遭致了一些文士的斥责，但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己见，不为动摇。

　　“乡闱取士”，胡长孺曾多次出任考官，“贵实贱华，文风为之一变”。他对于著书立说的思想，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以诗文传道”。他说：“前乎千古圣贤相传之道，由诗若文而知；后乎千古，亦将由诗若文而知今之道。”这与曹丕关于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他继承了唐代散文家韩愈乃至唐宋八大家的“文以载道”的思想。他现存近六十篇诗文中，虽然也有“学不知禅，禅不知学，互相排击，都不曾劄着痛处，真可笑也”这样剑拔弩张的话，但是就总体而言，其文风还是堪称为“温柔敦厚”“醇雅畅洁”的。明代义乌著名文学家王袆称胡长孺、柳贯、黄溍都是“以文章家知名”（王袆《送胡先生序》）。明代东阳人胡翰则认为：“吾婺以学术称者，在至元中，则金公吉甫、胡公汲仲为之倡”（胡翰《王忠文前集原序》）。与胡长孺差不多同时期的徽州歙县人唐元（其字也叫长孺，1269年—1349年，元代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新安理学家）在其《跋胡石塘先生赠章润翁忆昔说》里明确指出：“往时同舍毕生为仆言，石塘胡先生议论风致，高出人表，其为文仿先秦、汉、史，雄深雅健，莫龄益自珍闭，不轻与人。”所有这些，都是时人及后人对他诗文的高度评价，可见胡长孺在文学艺术上的杰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