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忠从华北到甘肃

1935年6月中旬，于学忠部开始移防离开华北，于学忠率东北军撤出华北，开赴陕甘。部队西移时，先在平汉路乘火车，后转陇海路乘火车到达西安。当时陇海路刚刚修到西安，西安火车站还在建设之中，东北军西进甘陕的部队只好先在西安暂时集中。

在于学忠率五十一军由天水开赴兰州途经渭源、临洮等县，8月上旬，于学忠所部五十一军进驻甘肃天水、兰州一线，一一三师、一一四师、一一八师分别驻在甘谷、武山、两当和徽县一带。

蒋介石嫡系朱绍良原为甘肃省主席兼甘宁青三省绥靖主任，指挥三省军事。于部五十一军移驻甘肃后，即调归朱绍良指挥。朱令第一一三和一一八师到兰州以南岷县一带，令一一四师到兰州以北百余里的地带，截击北上抗日的红军。同时，蒋介石密令于学忠派一个师，堵截红军通过腊子口。因为东北军不愿参加内战，均倾向联共抗日，派去的部队在不打内战的口号下，进至岷县后按兵不动。

蒋介石无奈，只好急电命令胡宗南所属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到岷县，扼守天险腊子口，堵歼红军。结果，鲁大昌部不仅没有守住隘口，而且损失惨重。骄横的中央军自己不愿承担失败的责任，即向蒋介石大告于学忠和东北军的状。

罪名是：于部有意避开红军的北进路线，为红军提供方便，对胡没给予应有支援。粮食等后勤供应得不到保障也成为五十一军的罪名，使于学忠和五十一军成了胡部失利的替罪羊和攻击对象。这是国民党嫡系给刚到甘肃的于学忠及所属部队的第一印象。双方矛盾不断加深，使东北军“剿共”的劲头越来越小，而反歧视、反内战的情绪越来越大。

东北军一零九、一一零师在直罗镇和大小劳山战役中被红军消灭后，蒋介石下令取消两师番号，不准其补编。这是蒋消灭异己的惯用手段。为此，东北军高级将领非常不满。于学忠说，张学良告诉他：“陈诚在江西‘剿共’屡战屡败，不但兵未缩减，反而实力益增，其嫡系胡宗南的第一师竟达18个团之多，以这种不公道待人，怎能令人心服，我进剿一次取消两师番号，东北军共有多少番号可供其取消呢！？”

东北军调陕甘后发现，蒋介石对东北军歧视十分严重。蒋的嫡系各方面都优遇，东北军装备配发标准很低，武器弹药的补给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

在没和中央军接触不了解情况，东北军在和中央军接触后，慢慢了解到，胡宗南部发双饷，东北军的薪饷为中央军的一半；国民党兵每月至少发7元，而给东北军的战士每月只发3元9分；国民党军队按月发饷，而给东北军每年只发10个月的饷。就连在西北负军事总责的张学良，还赶不上胡宗南一个师长。胡一个师长每月有高达12万元的特支费，而代行总司令职权的张学良，每月10万元的特支费。

中央军官兵也不把东北军放在眼里。他们以嫡系自居，专横跋扈，傲气凌人，不但形之于色，而且动之于口，动辄便说：“老子是中央军。”东北军官兵时常为一些小事发生纠纷。

1935年，国民党驻甘部队在兰州举行了一次秋季运动会。这次运动会本来进行得很顺利，但在一次于学忠主持的发奖仪式上，一支中央军别动队，突然对打分和评定名次提出不满，并且不容分说悻悻然列队退出会场，骄横之态使在场的东北军官兵难以容忍。实际这是在故意拆于学忠的台，使于难堪，他心里当然也不高兴。

11月，蒋介石任命于学忠兼任甘肃省政府主席。1928年，甘肃方面即开始为孙中山铸铜像，但几经周折，一直没有在甘肃和兰州建起来。于学忠到任后，1936年夏，遂将此事委托陶祖椿全权经办，并责成前制造局长方兆镐聘请国内造像专家严德辉专程来兰协助。经过筹划施工，同年底已大体完成，竖年，全部竣工。铜像高2.4米，孙中山先生扶杖凝视，神态自若。现在，安放在兰州五泉山公园中山纪念堂3.5米高大理石座基上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就是那次铸造的。

铜像铸好后，于学忠很高兴，说：“你们能铸出这么好的铜像，就能造出枪支和大炮。”随后，制造局又研制出了冲锋枪。新枪试射那天，于学忠和该军3名师长都来了。试射结果，枪的性能良好。因为最初冲锋枪造得不多，所以只装备了于学忠的卫队。

多年以来，甘肃发生了一种“拨款制度”。即政府发给军队之款饷，只给一纸公文，令其直接到县政府提款。县政府往往不能应付，转令其直接向乡村等保甲长追逼。此中对提款委员之额外酬劳，县区保甲等之额外浮摊，以及上下人等之应酬等，平均言之，拨款1千元，地方民众负担，至少两千元以上！于学忠主甘以后，对这种拨款制度全部予以取消。

为了搞好甘肃农业，于学忠还调配了部分专员和县长。20世纪30年代，甘肃农业非常落后，生产工具笨拙。于学忠遂让其妻侄张本生回山东老家，打了些锄、锨等工具和一部分果树苗运往甘肃。发运期间，正值西安事变，这些东西就丢在北京了。

国民党甘肃绥署，他们采用特务手段，不断对于学忠和五十一军进行刺探、监视。对于学忠带领五十一军进行野外训练、召开将领会议等等，他们总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视为非常军事行动，派人探密，并不断向蒋介石密报一些不明不白的假情况。

一次，于学忠率领总部机关全体校级军官，骑马到五泉山后面的皋兰山野餐，绥靖公署系统的特务暗中察访叮梢，记下黑账。于学忠本来随便谈到当时形势，竟被他们称为是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并报告（此报告系兰州事变时在朱绍良办公室查获的）南京。这些如骨鲠在喉，使于学忠和所部官兵心堆块垒，胸结郁怨。

由于不断受到中央军的歧视和指控，于学忠联想在华北受何应钦、黄郛窝囊气的往事，感到非常气愤，1936年春，他私下对牟中珩说：“你看蒋介石左右这一些人，……庸碌无能，光会贪污，营私舞弊，吃喝嫖赌，把中国搞得这么糟糕”

红军彭雪枫和于学忠联系的情况，以及于那时态度如何，已难查清。但从他和五十一军对待红军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其对联共抗日是有诚意的。一次，五十一军驻甘肃各师将收容到不足200人的红军伤员送到军部，其中还有女红军。

蒋介石国民党虽然一直把红军丑化得不成样子，但事实却使人们对红军产生好感，东北军及其家属也是如此。这些红军被解到五十一军军部后，于学忠的夫人和大女儿于允文等都跑去看，结果，看到的情况和国民党的宣传完全相反。

红军伤员个个面黄肌瘦，衣服褴褛，满身征尘，不少人伤势非常严重，有的女红军还是孩子，还没有于允文的年龄大，但是已经历尽艰辛，万里征战，并负了伤。如此英勇顽强的红军战士，而今却陷入困境，于夫人和于允文等对他们非常同情。

为了防止红军伤员伤情恶化，于学忠命军医院周院长组织医护人员予以救治。于夫人学过护理专业，也带着大女儿于允文参加进来。他们给红军伤员清洗伤口，敷药包扎，进行治疗。

据五十一军军法官冯子南说，甘肃绥靖公署提出要这批被收容的红军，以便向蒋介石邀功。于学忠部则以奉令要解往西安总部为由，加以拒绝。不久，就把红军伤员送走了。行前，于学忠还决定给每人发了银元，以备零用。

五十一军担负“剿共”任务的前线部队，与红军彼此各守原防，互不侵犯，比邻而居，从未和红军打过仗。

于学忠在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