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设计师点评

KOU HANG COMMENTARY

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做儿童游乐场，然而，我们是否真正从儿童的视角做设计，我们是否还拥有如孩子一般透彻的眼睛。“平等和尊重” 是设计儿童空间时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也是当前中国户外游乐空间建设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部分。目前大多数游乐场和儿童公园的设计建造仅考虑安全性和视觉效果，对鼓励儿童自主探索城市空间、树立社会角色意识并无助益。现阶段儿童空间的开发模式多是独立项目，由设计师和开发者一厢情愿地做出决定，而未能从使用者和整个城市的空间进行考量。未来若能在设计过程中引入儿童参与，将不仅能够增强项目的独特性，也有利于提高儿童的社交活动参与度，使项目对儿童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游乐设施本身，而是能够延伸到整个城市空间。在此过程中，景观设计师的角色也可以不仅是设计策略的制定者，亦可充当利益相关方的协调者和参与式设计项目的发起者，让“儿童友好”理念渗透到 城市的各个角落。

Part. 01

引言

Introduction

儿童权利和城市发展

Child Rights and Urban Development

儿童参与城市设计和空间决策的理念始见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美国城市研究者雪莉·R·阿尔斯坦[1]和保罗·戴维多夫[2]曾广泛呼吁“公众参与”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对后来将儿童使用者的意见纳入设计过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7年，MIG设计事务所的三位创 始人——罗宾·莫尔、苏珊·戈尔茨曼和丹尼尔·艾克法诺——合作出版了《儿童游乐指南：儿童户外游乐设施的规划、设计和管理》[3]，首次提出了建造普适性户外游乐空间的方法。

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正式发布，传递了 “儿童是拥有完整自身权利的人，他们并非其父母的归属品，也不是任何决定的被动接受者” 的理念[4]。

1994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行了“夺回我们的城市”主题会议，邀请了来自意大利100所学校的300名儿童参会，并发布了 《儿童宣言：如何夺回我们的城市》[5]，将儿童对城市的最基本期望概括为：总体期望、对城市的期望、对绿地的期望、对学校的期望，应对交通拥挤的期望，以及对未来的期望。

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正式发出“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明确提出儿童的福祉是衡量城市健康、社会民主和治理水平的关键指标[6]。

诚然，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有赖于完善的政策与法律支持，但也有许多目标与社会发展和城市空间建设息息相关，例如“可独自在街道上安全行走”，拥有“未受污染的环境和绿色空间”和“与朋友见面和玩耍”的场地，以及“参与文化和社会活动，成为拥有平等地位的公民”等[7]。

其中，“平等和尊重”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也是当前中国户外游乐空间建设中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部分。目前中国绝大多数游乐场和儿童公园的设计建造仅考虑安全性和视觉效果，对鼓励儿童自主探索城市空间、树立社会角色意识并无助益。

中国城市儿童景观设计现状

The Status of Landscape Design for Children in Chinese Cities

目前，中国面向儿童的城市景观设计主要依托其他空间建设项目进行，即设计师直接受政府或开发商委托，在城市公共空间或者居住区内，依据规划指标设计建造儿童活动空间。

这一设计模式高度依赖于设计师的个人专业技能和甲方的主观认知水平，设计内容受限于上位规划框架，一方面造成不同区域、不同投资规模的儿童景观空间品质差异巨大，另一方面导致设计手法和风格、空间功能设施雷同。

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

1. 此类空间真正的使用者——儿童——未能充分参与项目设计过程，致使其真实需求并未反映在设计方案中；
2. 目前设计师在儿童景观设计中主要围绕独立项目进行设计定位和概念提炼，缺乏从文化和社会层面对整个城市儿童活动空间系统及其对儿童产生的影响进行综合考量（下图）。

若能在设计过程中引入儿童参与，

1. 不仅能够增强项目的独特性，也有利于提高儿童的社交活动参与度，使项目对儿童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游乐设施本身；
2. 另一方面，景观设计师应从设计单一的儿童活动空间转向探索整个城市空间脉络对儿童发展的综合性影响，以实现自身角色的提升。

Part. 02

生态系统理论及公众参与理论的启示

Inspirations from the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ory

生态系统理论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美学者都沿用生物医学模型研究人类的健康状况，认为疾病仅由生物学因素引起。

1977年，乔治·L·恩格尔打破了这一观念，并提出生物学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个人心理和体验共同决定了个体面对疾病的脆弱程度[8]。

而尤里·布朗芬布伦纳进一步将人类成长的影响因子分成4个逐级嵌套、相互影响的系统——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以及宏系统；随后又补充了“时间”这一影响因子，称之为 “时间系统”，形成了“生态系统理论”[9]

对儿童群体而言，在生态系统理论中，微系统是他们直接接触的环境因子，一般包括家庭成员、同学、朋友，以及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的景观（例如小区内的活动场地）；

中系统则是微系统各影响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关系（如家庭住址会影响就读学校的选择、拥有怎 样的玩伴取决于儿童居住在怎样的社区）；

外系统包括但不限于当地文化、医疗水平、公园系统、社区服务等，这些因子不会直接影响个体，但会影响微系统和中系统的各个方面；

宏系统则是更大层面的社会或文化因素（如法律机制、亚文化、社会对下一代的关心程度等）。

生态系统理论对面向儿童的城市景观设计的启示：

Implications of Ecosystem Theory for Child-Oriented Urban Landscape Design

首先，当前多数设计项目以微系统（如小区公园或游乐场）设计为主，忽略了中系统、外系统乃至宏系统对儿童身心发展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景观设计师需要综合考量城市街道网络、空间格局、文化认同感等因素，从而对城市儿童空间体系做出系统性优化。

其次，需要进一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来指导景观设计，例如

• 根据环境心理学理论，在学校内增加绿植可以促进儿童注意力的恢复[10]；
• 恰当的居住区内建筑及空间布局有助于形成良好的邻里关系[11]；
• 通过优化街道设计降低城市犯罪率[12]等。
• 最后，景观设计学科需要与其他城市建设学科加强合作，推动相关政策的更新和行业发展。

Part .03

案例研究

Case Studies

下文将通过三个案例，具体阐释景观设计师在建立儿童友好型城和角色的突破及转变。

“成长在博尔德”计划

Growing Up Boulder Initiative

2009年春，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社区参与、设计与研究中心（CEDaR）发起了“成长在博尔德”[15]（GUB）计划，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市政府、博尔德谷学区、州参议员多萝西·鲁伯特、当地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以及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之间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 GUB旨在将孩子们的意见纳入地方政府决策，尤其是在公共空间设计、公交系统建设，以及住房规划等项目上。
• CEDaR的景观教师和研究者们作为孩子们与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交流媒介，让他们来定义自己理想中的城市，并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

“15分钟的邻里”[16]是GUB计划的子项目之一，其主要目标是建立高度适宜步行的街区、鼓励混合用途开发，打造15分钟步行生活圈。

该项目的合作团队包括两位CEDaR代表（同时也是景观设计师）、5位志愿者、一名实习生，以及25名8～12岁的儿童。

这些儿童从各自的学校或住所出发步行15分钟，将沿途的交通问题及自己平时玩耍的地点告诉研究者，并拍下他们喜欢的社区一隅的照片，最后画出或用模型制作出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社区——令人欣喜的是，孩子们有能力分辨街区的安全区域和危险区域，这对儿童参与整个城市格局和空间的设计将有很大帮助。

GUB的儿童参与设计流程如下：

1. 景观设计师将孩子们提供的信息记录下来作为设计参考
2. 将这些信息转化为城市空间评估报告及改造方案，提交给政府和开发商
3. 在批准改造之后，景观设计师再次介入，听取儿童对于改造方案的意见并进行修改
4. 最终实现“属于儿童的设计”。

一个个街区尺度的项目连接起来可以逐步改变城市空间脉络，进而优化城市格局；景观设计师也在协调儿童参与者和政府关系的过程中，成功引导决策者更加重视儿童的参与权。

伦敦游乐和非正式娱乐策略

Play and Informal Recreation Strategy of London

2012年，伦敦市市长颁布了《塑造社区：游乐和非正式娱乐》规划指南[17]，其核心理念有两点：

一是规定了新开发住宅中游乐空间的最低数量标准（20户及以上的开发项目至少要为每个孩子提供10m2的游乐空间）；

二是提出应当涵盖“正式的”（游乐场等儿童专属娱乐场地等）和“非正式的”（城市开放空间、公园、绿色基础设施等）两类游乐空间，并详细阐述了如何在不同类别的空间中增加儿童友好型设施，如社区公园应该提供运动场地、儿童娱乐设施、休憩区和自然区域；口袋公园应提供自然化的活动空间，配有足够的遮荫，并尽可能增加座椅和小型活动设施。

该策略同时指出，一个优质的游乐空间需要提供面向全年龄段的、安全的、包容性强的娱乐设施，同时具有可达性强、管理维护良好等特点，能够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让儿童安全地亲近大自然

以规划指南为基础，景观设计师经由详细踏勘各种类型的城市 口袋空间，通过巧妙的设计，大大提升了空间的趣味性。例如，

• 对绿地匮乏区域，在树木周围安装围栏和攀爬装置，使儿童乐意在此处逗留、玩耍;
• 在绿色基础设施建造过程中将雨水花园改造为可供儿童玩耍的“雨水乐园”;
• 在场地有限的校园内设置“跑酷公园”，通过设 置缩放墙壁、增加跳跃障碍物和形状不一的台阶等，促进儿童体力运 动，提高其肢体协调性。

这些设计均通过小尺度的场地(即“微系统”)干预，使儿童游乐活动渗透到各类城市空间，在城市尺度上提升了伦敦市的儿童友好度。

在伦敦游乐与非正式娱乐策略的实施过程中，

1. 景观设计师有意识地将保障儿童游乐权利提升到优先地位，
2. 在街区改造过程中与城市规划师积极开展合作，了解各个街区内绿色空间的可达性、灵活性和多样性。
3. 随后通过一系列微观项目设计，打造了连续的儿童游乐空间网络。

微系统、中系统和外系统相互协调、互相补充，在多级空间尺度上系统性地优化了儿童游乐空间的供给。

同时，自上而下渗透至 城市各个角落的游乐设计也更新了公众对于“游乐空间”的固有认知。

美国绿色校园

Green Schoolyard America

美国绿色校园(GSA)[18]是一个由景观设计师、规划师莎朗·丹克斯领导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旨在将被沥青覆盖的校园空间改造为软质绿地和花园，从而提升儿童的身心健康水平、改善社区的生态绩效及韧性。

在GSA看来，一系列小型绿色空间可以成为城市绿色基础设施网络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网络的组成部分，从而帮助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和局部气候。

在GSA的实践中，景观设计师已不再只是甲方的代理人，而是城市景观改造项目的发起者和领航者。

景观设计师的职责转变

Responsibilities and Roles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在以上三个案例中，景观设计师的角色和职责不尽相同，但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当地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

在GUB项目中，景观设计师的角色是利益协调者，通过将甲方与儿童使用者的不同意见进行协调、整合，间接保障了儿童利益。

GUB的创始人之一、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环境设计系教授露易丝·查 拉认为，建立属于孩子们的空间，就一定要倾听孩子们的声音。 而景观设计师存在的意义即在于将孩子的语言转变为设计语言、将孩子的诉求转化为便于决策者施行的城市改造策略。 这一思想有力地挑战了 “景观设计师是最懂场地的人”“景观设计师最有设计话语权”等传统观念。

而在伦敦游乐策略的制定与落实中，景观设计师承担着“科学发 展顾问”的角色。他们首先梳理规划框架的核心理念，达成“儿童优先”的共识，随后与规划师一起进行绿地空间的分配与整合，最后在具体项目的落实中积极与公众对话，成为不同群体之间的粘合剂。

GSA的发展模式则体现了景观设计师“公众教育家”的身份——宣扬自然游乐的理念以及改善儿童游乐环境的益处。

在这三个项目中，景观设计师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城市空间格局的整合者。 他们并未将工作内容限定于传统的儿童游乐空间，而是关注社区(中系统)和整个城市(外系统)的空间格局，甚至在宏系 统层面推动了整个社会对儿童权利的重新审视，最终完成了城市空间的串联、整合与整体提升。

结语

Summary

詹姆斯·科纳曾说，景观设计师若要夺回自己的话语权，就要跳出“辅助支持”的常态， 承担真正的领导职责，变得更加批判、更加 进取、更加具有企业家精神、更具创造力[22]。

在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景观设计师不仅仅是设计策略的制定者，亦可充当利益相关方的协调者和参与式设计项目的发起者，让“儿童友好”理念渗透到 城市的各个角落。

原文：Huang, Y. (2020). Responsibilities and Roles of Landscape Architect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ld Friendly City.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8(2), 110-121. https://doi. org/10.15302/J-LAF-1-030013

原文作者：黄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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