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观

编辑|宇儿

———————————————

过程导向：助力构建命运共同体

“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科学技术的不断变革会“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使世界各个国家在经济贸易、政治交往等方面互相依存并呈现全球化的趋势。

信息时代使得地区间距、民族隔阂和交通分离等状况都得以彻底改写，人类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一路驰骋。

数字劳动的“出场”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数字化时代，由于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得到发展、大量的数据和信息得以跨境流动，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并呈现出“数字化”的历史性特征。

随着数字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商品、服务、投资、人口等的全球流动也被推进并促成了全球互联、万物互联。

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劳动的重要意义在于作为中介使数字技术得以推进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因此而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整体。

相较其他类型的全球化，数字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在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互动不会受到限制而表现为即时性，现实的物理空间与虚拟的数字空间之间紧密交织并表现为虚拟性和跨国性。

在时空距离被大大缩短的情况下，数字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使人们更紧密地联结为共同体，而这种数字共同体也会随着数字技术与数字劳动的变化发展而不断表现出新的特征。

从静态信息的传递到网络的互动，再到数字制度与机构的构建以及各类技术手段的全面发展与广泛运用，全球数字共同体主要经历了“信息联合体”“互动共生体”“组织化集合体”以及“社会化共同体”四个阶段。

就目前我们所处的“社会化共同体”阶段而言，各国人民认为彼此命运与共并能积极地应对共同的威胁与挑战，实际上形成了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旗帜的数字命运共同体。

数字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数字连通性”“数字互惠性”以及“数字调试性”这三大属性特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包含的“全人类性”“未来性”“共有性”以及“共同性”理念高度契合。

第一，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连通性”。现代化初期，人类交流与连通方式以实体性交通工具为载体，呈现出高速空间转移的主要特征。

如今数字技术和数字媒介以实体性与虚拟性的结合为主要特征，人类的交流与连通不再受时空的限制而更进一步地超越了以国家边界为单元的狭隘视野，显示出鲜明的“全人类性”。

第二，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互惠性”。在数字连通的背景下，数字命运共同体秉持“数字互惠性”理念并致力于通过构建人类数字共享交流机制来实现公平、正义、机会均等、各方平等。

以“数字互惠性”为特征的数字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可持续的密切连接，它在进行总揽全局、科学筹划、协调发展、兼顾各方的信息化机制建设的过程中展现出多国通力合作的“共有性”。

第三，数字命运共同体具有“数字调试性”。基于数字连通与互惠的“数字调试性”彰显出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的共存形态特征。

世界各国将逐渐摒弃片面的单向维度并树立起在世界范围内适用的价值信念和运行规则，展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性”。

此外，数字命运共同体意在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以擘画美好的未来蓝图而非局限于历史问题的纠葛，因而具有较强的“未来性”。

由此，数字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前者既是后者的重要内容，又是它的重要指标。

数字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拥有共同的思想观念基础固然十分关键，但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命运共同体还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提供实践的平台，它能促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从“观念”走向“现实”。

基于数字技术而产生的数字劳动使数字全球化得以被切实推进，在持续的推进过程中成熟的数字命运共同体被逐步构建起来，这将使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在思想上拥有更有力的支撑，也在实践上得以成为现实。

由此，数字劳动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与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的过程实际上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数字劳动重要的价值所在。

结果指向：不断增进全人类福祉

按照唯物史观的逻辑，“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劳动是人类历史的“核心问题”，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

受制于私有制的劳动是一种阻碍人得以自我实现的异化劳动，人们在劳动中并不是享受而是遭罪，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

私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是对人的彻底“否定”，它造就了人与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马克思的思路里，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是实现将人的关系和人的世界归还给“人自身”的合理方式。

随着科学世界观的形成，马克思愈发认识到生产（或劳动）之于人类社会的重大意义。

劳动可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标尺。离开劳动，历史发展只能是空谈，社会进步也就是虚构。

数字劳动是一种以数字化、虚拟化为典型特征的劳动形式，它归根到底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一种新型“劳动”形式。就结果指向而言，数字劳动的当代价值必然包含全人类福祉的不断增进。

数字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对于推进信息时代的财富创造、财富积累、文明积淀等都有着独到的贡献。

就经济发展而言，世界经济自二〇〇八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就处于整体疲软的状态,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再度受到严重创伤，世界经济的繁荣亟待寻找新的增长点。

在此境遇下，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被广泛地运用于生产生活，数字劳动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复苏与繁荣。

据统计，二〇二〇年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32.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0%；全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较上一年提升2.5个百分比，达到43.7%；

就产业渗透而言，产业数字化转型正成为趋势并且数字化发展逐次渗透进全球第三、第二、第一产业，其中第一产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比重为8.0%，第二产业为24.1%，第三产业为43.9%。

在就业结构上，数字劳动也促进了新兴就业形态和就业岗位的增加。以中国为例，二〇二〇年一年就新增了包括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人员、智能硬件装调员以及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在内的18个新职业。

就政治稳定而言，数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必然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构建数字霸权，但这也必然引起逐渐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更为激烈的反抗和更为理智的应对。

在持续的政治博弈中，全球数字生态合作平台得以打造、数字世界新秩序得以逐步构建。

就文化交融而言，数据与信息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流动使数字劳动天然地具有传播文化的功能属性，因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具有一定的必然趋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除却纯粹的知识性文化以及各地特有的优秀传统文化，还存在着具有意识形态导向的思想观念。

在进行数字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必须警惕数字帝国主义通过“分析数据”来传播自己的思想理念、文化观念、政治倾向等。

就全球治理而言，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逐渐成为必要。

其中，由各国数据规制制度的显著差异而导致的数据跨境流动全球治理冲突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其在发展中所逐步促成的全球化趋势与共同体意识已为缓和治理冲突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就生态保护而言，数字劳动虽然具有一定的“耗电量”，但数字化实际上却也是能够切实促进绿色化、低碳化的。具体来说，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数字技术将催生出绿色低碳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新行业。

数字劳动的意义价值在于不断增进包括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交融、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人类福祉，这是它的最终的结果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