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时候有可能掉脑袋的职业，今天却是挤破脑袋都想进的香饽饽

杜钟骏是晚清的一名候补知县，宣称拿手医道，被引荐入宫给光绪看病。后来他留下一篇回想文章《德宗请脉记》，里边说，自己在诊病前已深知慈禧和光绪的忌讳，“皇太后伪君子说皇上肝郁，皇上伪君子说自己肾亏”，所以要避开这两点。

唐朝某些皇帝很喜欢杀医师。唐懿宗的爱女同昌公主病故，参与医治的二十余名医官被杀，还株连了他们的三百多位宗亲。出面敌视的大臣温璋因被开除而服毒自杀，还被皇帝咒骂“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明朝皇帝也很喜欢杀医师。明仁宗朱高炽做太子时，其妃张氏长达10个月没来例假，御医会诊后一同以为她怀孕了。只需一位叫盛寅的医师说她没怀孕，而是患了某种疾病，并开了一服被御医以为或许导致堕胎的“禁药”。后来张氏病况加重，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盛寅的药方。但在试药前，朱高炽已命人将盛寅抓了起来，致使他的家人忧心如焚，忧虑全家会被“磔死”。盛寅被关了三天，朱高炽见张氏吃药后没死，才放他回家。吓尿了的盛寅想方设法脱离皇家，调去南京作业。

而嘉靖年间的御医许绅，是直接被吓死的。“壬寅宫变”时，嘉靖差点被饱受他糟蹋的宫女勒死，许绅授命急救，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嘉靖前脚封赏许绅为太子太保，后脚许绅就死了。在遗言里，许绅明言自己死于“惊悸”。

杜钟骏入宫给光绪看病，倒不用忧虑吓尿或吓死，由于其时杀医师已被公以为一件极不文明、极不面子的事。御医需求忧虑的是自己的出息—之前同治死时，御医李德立等人均被“开除戴罪当差”;光绪与慈禧身后，御医张仲元等人也被革了职。

为逃避皇权的赏罚，历代御医都练就了一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高明身手。他们热衷于开无风险的补药，而非实在看病之药;热衷于用“慢治”卸责，这些才是御医必修的中心职业技能，而非医术。

皇帝当然也不傻。为防御医的套路，晚清朝廷发清楚“轮诊准则”，以若干天为一周期，每天让一名医师前来诊病，并让他独自写出自己的确诊定见和药方，不许他们彼此沟通，毕竟由皇帝和大臣来判别谁的确诊和药方是可信的。杜钟骏虽不是御医，但也被安排与其他被引荐的医师一同参与“轮诊”。他很不了解这种做法，对内务府大臣说：“六日轮番一诊，各持己见，前后断绝往来，怎样能愈病?”

大概是懒得跟这些“民间名医”阐明，内务府的回复很简略—皇宫准则一向如此。杜钟骏大约也能了解，这种准则是皇室为防被医师联合隐秘而专门设置的，效果往往是：确诊的虽是同一个患者，但有多少医师就会出现多少病名和药方，继而使参与确诊的医师堕入被逼。

为求自保，杜钟骏从宫里出来，又去找了工部尚书陆润庠，说：“六天才容许我进宫开一个药方，还不许咱们彼此沟通，哪有这么看病的?假定将来治不好皇上的病，毕竟是谁的差错?”陆润庠的回复与内务府千人一面—不要想太多，宫里的事一向如此。

杜钟骏对“轮诊准则”的批判并非毫无道理，由于“轮诊准则”走到毕竟，相当于将判别药方好坏的选择权交给了皇帝、太后及大臣等非专业人士。

1880年，宣称“名医”的马文植受诏入宫给慈禧诊脉，开的药方就是先“呈内大臣、诸侍医看过”，再“进呈皇太后御览”，然后由李莲英传旨给众大臣，说太后觉得马文植拟的药方也不错，要他们洽谈一下，是持续服用御医之前开的药方，仍是改服马文植开的新药方。大臣们不傻，天然不愿表达任何有倾向性的定见，集体回奏说：“咱们啥也不了解，仍是请老佛爷选择吃哪种药吧。”慈禧没办法，只好自己圣裁，很“机敏”地将御医和马文植融为一体—用御医的药方，但得让马文植编缉。

对御医的不信赖，和御医对专业选择计划权的让渡，发展到 ，往往会变成皇帝自己出手更改药方，慈禧和光绪都干过这事。慈禧曾将薛宝田拟定药方里的“续断”改为“当归”。光绪常改御医开的药方，比方往里边加乳香、紫花地丁、白芷，或圈掉杜仲和菟丝子，有时还会直接下旨对御医进行事务阅历，教他们怎样玩“君臣相佐”。

“皇帝自己开药方”这事也见于欧洲。

罗马皇帝查理五世终年受痛风困扰，又常暴饮暴食，他觉得宫廷医师都是无能之辈，所以更愿查验民间偏方。安德雷亚斯·维萨里(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任宫廷医师期间，查理五世迷上一种叫“菝葜”的草药，不但强逼维萨里将之放入药方，还宣称该草药在医治痛风方面有奇效。维萨里不信个案，也不愿欺诈早年。他在许多痛风患者身上实验后，否定了查理五世的片面感受，以为他的痛风有所好转是控制饮食所构成的，与菝葜毫无联络。

但查理五世更愿信赖自己，让人查询维萨里，看他毕竟是不是存心不良的“宗教异端”—在那个时代，被扣上“宗教异端”的帽子是有或许被烧死的。万幸的是，维萨里在言辞方面十分慎重，教廷什么也没查到。

但是，若让皇帝撤去“轮诊准则”，听任医师彼此沟通，其效果大概率又会变成一场欺诈。

杜钟骏在《德宗请脉记》里说，他们六位民间医师被引荐进京一段时间后，光绪有次下旨，让他们合拟一个“能够常服之方”，且给出五天洽谈的时间。六人接旨后，推举年岁最大的陈秉钧编缉。陈秉钧拟的药方会凸显御医之前开的药方有问题，世人都不支撑。杜钟骏还对其他五个人说：你们要是觉得自己能治好皇上的病，那无妨批判御医的药方;不然仍是不要说的好，会脱节人。然后，世人照杜钟骏的主意，保留了陈秉钧的药方的头尾，将中心部分改了，使人看不出是在“明言”御医之前开的药方有问题。而杜钟骏自己拟的药方，根本就没拿出来给世人议论。

对参与药方洽谈的杜钟骏来说，不脱节御医、不用自己的药方为草稿进行议论，比御医们的药方是否正确、自己的药方是否更好，要重要得多。

如此这般，皇帝与他的医师就堕入漫长的僵局。皇帝不信赖医师，医师也不敢给皇帝供给关于疾病的独立见地。两端不再是简略的医患联络，更像在玩一种玉石俱焚的攻防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