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主作为春秋时期政治的重要角色，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对霸主评判标准的确定可视为研究春秋霸主政治的一把钥匙。在对以《左传》为主的史料梳理中，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本文试提出以“实力与信义”作为衡量是否成为霸主的标准。具体表现在强大的国力，藩屏周室，扶助弱小，主诸侯会盟四个方面。因为篇幅有限，主要介绍其中的两部分，强大的国力以及扶助弱小。

一、强大的国力

《孟子·公孙丑上》记载的“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道出了春秋霸主的基本条件。大国在春秋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土广袤，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二是国力有欠缺但政治地位高，即政治大国。郑国在春秋早期应该符合第二层大国标准，即有一定实力但比齐秦晋楚稍逊，郑武公、郑庄公为平王卿士，在诸侯国政治地位突出。

鲁隐公元年，郑人即以王师、虢师讨伐卫国。隐公九年，郑国又因宋不朝王而讨伐宋国。郑国除借王命行事于诸侯，更是直接与周王发生冲突。此时的周王尚有一定实力，不像后来完全需要强大的诸侯庇护。

隐公五年，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周王室派尹氏、武氏助曲沃庄伯，翼侯逃奔到随。同年曲沃庄伯背叛周王，周王命令虢公率师讨伐曲沃，立哀侯于翼。包括后来的周郑繻葛之战，周王室尚能凭借自身的实力对诸侯国进行干预。但后来的周郑交质与交恶事件，都表明郑国在当时的实力不容小觑。

郑庄公凭借王室卿士身份，借王命行事于诸侯，但郑国实力有限，不足以支撑起霸业，同时又缺乏足够道义的号召力。因此郑国虽在春秋早期强盛一时，却没能建立霸业。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试图称霸，宋国司马子鱼则指出宋国实力弱小，小国争霸实际上是对自身的危害。

到齐秦晋楚，“大国”一词就更加具体，内容也更丰富。齐桓公创霸成功，晋楚相继强势崛起持续争霸，秦国东进受阻，但经营西边，实力也很强。以齐桓公为例，得到管仲辅佐之后，内外修政，内定士、农、工、商四民，并让他们按身份集中居住。

管仲的定民之施既是根据不同职业使民安生，也便于国家管理。同时加强齐国军队建设，“五家为轨，轨为之长…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这种“作内政以寄军令”的方式，将军事和生产融为一体，既保证了素日里生产不废，又令战时兵源充足。

管仲可能也考虑到这种非专业的军士作战能力不够强，故制定以“春搜”、“秋狝”两季狩猎以提高战斗力的制度。内政稳定，民生发展，军备强盛，管仲又为齐桓公制定了屏周室，睦四邻，伐无道的外交策略。

襄公二十七年，晋、楚商量弭兵之事。此次晋楚共同主持的会盟本是晋楚平分霸权，确立两国在诸侯中的霸主地位，但同时承认齐秦为大国。四国实力有消长，但终春秋之世保持大国地位无疑。

二、扶助弱小

周室东迁后，天子权威和权力不再，稍有实力的诸侯国纷纷兼并周边小国，大量西周封建体制中的小国在这个时候灭亡。如果没有产生新的权威和秩序来抑制天下的混乱，大国欺凌小国，强国吞灭弱国的趋势将继续恶性发展。在缺乏统一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之前，在夷狄环伺的环境下，这样的局面将导致诸国百姓生存的危机和诸夏文化的颓废。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孔子对辅佐齐桓公建立霸政的管仲持赞赏的态度：“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着眼点就是霸政对加强诸夏团结，保存和发展诸夏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霸政之所以能够联合华夏诸国，霸主之所以能取得同盟其他中小国家的拥戴和归附，则是由于霸主自身以道义为原则，践行扶持弱小的行为准则，从而树立权威。

要知道霸主地位不是以强力夺得的，而是凭借着道义和行为赢得的。霸政格局下的国际关系和秩序架构，是中小国家乐意接受的，而不是被迫强加的。那么，“扶持弱小”，就是建立霸政、成为霸主的重要前提要素。

齐桓公治国的初期，一段时间内仍然延续东周初期大国吞并周边小国的兼并趋势，扩大了齐国的疆域。但是在后来与鲁国等有一定实力诸侯国的争战中，齐桓公感到混乱的兼并模式难以继续维持，因此试图建立一种诸侯国之间新的行为准则和关系架构，即所谓的“霸政”模式。

齐桓公转变战略的努力从“柯之盟”开始。鲁国经过与齐国连年的争战，到庄公十五年柯之盟，突然与齐国媾和，原因何在？《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这次盟会时，鲁国的曹沫以刀刃劫持齐桓公，逼迫他退还之前侵夺的鲁国的土地，桓公迫不得已答应了。

后来齐桓公意欲反悔，甚至想杀掉曹沫，因为被劫持而许下的诺言，并不一定非要信守。但是管仲反对，认为这会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于是齐国向鲁国归还土地，信守了“要盟”。《公羊传》曰：“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雠，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齐桓公与鲁国争战多年，鲁国一直没有归从，霸主地位也一直没有确定。通过柯之盟，“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鲁国从此也归附，不久齐桓公联合诸侯及王室代表复会于鄄，齐国的霸业由此开始。

春秋霸主“尊王攘夷”中的“攘夷”一项，与扶持弱小关系非常紧密，因为在夷狄环伺的环境下，往往是一些弱小的国家遭受到周边夷狄的严重威胁，甚至在夷狄的进攻下而国破民亡。齐桓公霸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救燕、存邢卫。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燕国遭受山戎的威胁，但燕国不在齐国的地缘政治范围之内，相距较远，所以请求鲁国一起出兵时，鲁国先答应后来并未出兵。实际上只是齐国独自出兵，路途艰辛，付出极大的代价，解除了山戎对燕国的威胁。这一行为同时具有攘夷和扶助弱小两方面的功效，加强了诸夏国家之间的认同和团结。

管仲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这一观念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是在此时齐国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抗击夷狄，保护弱小的华夏诸侯国，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在齐国的示范效应下，加入到抗击夷狄，保卫华夏行动中的国家越来越多。

在解除燕国的山戎威胁后的第二年，北戎伐邢国。齐国立刻出兵援助邢国，虽然仍然是齐国的单独行动，但是已经得到了诸国的支持，不似救燕国时那么无助。后来狄人进攻邢国，齐国、宋国、曹国结成联军救援邢国，打败狄人并帮助邢国修筑新的都城。

当狄人攻破卫国后，首先是宋国主动帮助卫国遗民安置，后来齐国派出军队护卫，并且联合诸国重建卫国。西周灭亡之后王权涂地的同时，原先由天子主导的秩序和保障的安全无法继续，在诸夏国家周边分布的大量的戎狄，对诸夏国家构成严重的生存威胁。

这里的南夷指的是楚国。虽然后来楚国积极参与中原的会盟，在文化上认同和转向华夏，但在春秋前期，楚国仍然被认为是与诸夏国家不同的“南夷”。楚国也在执行吞并周边弱小国家的政策，汉阳诸姬本是西周南进的重要据点，这个时候却成为楚国北进首当其冲的目标，受到了楚国的威胁。

鲁僖公四年，齐国率领鲁国等国家组成强大的中原诸侯联军讨伐楚国，逼迫楚国结成“召陵之盟”。从此之后楚国放弃了一昧扩张吞并的政策，参与中原联盟，吸收诸夏文化，逐渐转化成诸夏集团中的一员。葵丘之盟确定了齐桓公的霸业地位，而在盟会上确立的盟约，对弱小国家的生存也是有益的。

晋文公的霸业主要是建立在城濮之战对楚的胜利，以及平定王室之乱的基础上。即使如此，晋文公在对待弱小国家上，也绝不是恃强凌弱，毫无道义。而且齐桓晋文发动的对弱小国家的战争，不是随意地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而是“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

宣公十二年，楚庄王伐郑国，克之，入自皇门。郑国国君肉袒牵羊以谢罪。在左右皆认为“得国无赦”的情况下，楚庄王认为：“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于是退军三十里，与郑国和谈。在此事前一年，因为陈国的夏氏乱郑，楚庄王灭陈，并准备“县陈”，即吞并陈国。但是在申叔时的劝说下，放弃了“县陈”。

楚庄王的复陈、服郑，是他成就霸业的重要条件，这些行为都是遵从“道义”的原则。在这些原则的坚守下，弱小国家多多少少能够获得生存的空间和保障。对于中小国家而言，正是因为霸主能够扶助弱小，同盟能够提供保护和帮助，霸政格局才是他们乐意接受的新秩序。

所以在《左传》昭公十六年中明确说“诸侯之无伯，害也”。这里的“害”，主要是针对中小国家而言的。换句话说，霸主以及霸政，因为其扶助弱小的行为原则，是中小国家的生存保障和福祉。

三、总结

随着对春秋霸主的内在精神，以及春秋霸政的格局和历史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突出强调“春秋五霸”这一概念对理解春秋的历史似乎并不完全合适，不但没有助益反而会引发诸多的误解。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时代，理解“霸主”和“霸政”是理解这个时代的关键。

总的来说，齐、晋、楚的争霸都基本符合春秋社会道义礼信的社会价值标准。各国在推行霸政的时候大多数时候都能做到“重礼义”、“讲道理”、“守规矩”，特别是在“存亡继绝”、扶助小国方面均有大量事例。而吴越两国则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也不恪守礼义原则，所以不应该被称为“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