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进奉对朝堂有什么影响？进奉给哪些人提供了便利？

诸道进奉来源，一是缩减经费，减刻军资；一是夺百姓之财，增加税利收入。但缩减经费所获毕竟有限，且进奉频率与数量的攀升，影响了地方的其他支用，使地方与中央在财政上产生冲突，对于拥有兵权的藩镇进奉，张国刚先生在对藩镇的研究中谈到：“上供与供军构成一对矛盾，即上供多，供军必少；上供少，供军必多。”

藩镇将帅通过减免军粮、消减军费等方式筹得进奉之资，并借称“军中羡余”，有“月进”之称的江西观察使李兼就曾罢省南昌军千余人，收军资，以求主恩。罢省军士，盗削军粮威胁到兵士利益，致使藩镇内部动荡不安，将帅更换之事频频发生。“军中羡余”等名义的进奉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藩镇进奉多出于政事目的，若未处理好各级的关系或超过本道军民的承受度，便会导致唐朝藩镇内部、藩镇之间及藩镇与朝廷之间矛盾进一步激化。

从藩镇进奉的现象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唐代中央官府一直在努力的扩展自己的权力，维持朝廷的影响力。进奉逐渐成为中央承认地方藩镇统治的一种方式，实际也是中央与地方争夺财利的表现。在国势衰落动荡不安的年代，唐朝财政入不敷出，为维持国家的正常开支，皇帝承认除赋税外的其他财政来源，这样，中央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接受甚至向地方索要物资。

以唐德宗为例，德宗即位初发愤图强，中意于歼灭藩镇，加强中央权势，因此，他严禁藩镇进奉，树立良好的政事形象，以图在舆论上获取支持。宦官权盛的时期，皇帝成为政事傀儡，进奉猖獗，宣索频繁。宦官为扩充财力，不断鼓动皇帝收纳进奉，并借皇帝的权威，以进奉为筹码，向皇帝推荐官员，从而在进奉中渔利。一些官员为达到政事目的也乐于与宦官勾结，形成纽带关系，以增强自己在朝政中的影响力。

宦官干涉朝政，从而获得外财，而进奉之资又进内库，稳固宦官对财权的掌握。官员进奉物资能否获得相应的效果与宦官的利益相关，进奉的发展又与宦官权势相关联，因此，宦官支持各级官员进奉。为了掌有充足的财政物资，宦官反对皇帝对内库财物的过度支配。

唐敬宗时，进奉之外又广为宣索，浙西观察使李德裕曾三次奉旨宣索，充实内库，不免与宦官权势消涨有关。文宗即位初曾取消进奉，“别诏宣索纂组雕镂不在常贡内者，并停。”以革除前朝弊政，重塑政风，而宦官的强势和国家财政的窘态又迫使文宗无法按最初的政事理想行事。文宗在位期间，进奉不断，淮南节度使王播、盐铁转运使王涯、镇州节度使王镕都多次进奉事君。

武宗在位期间，战争频繁，李德裕置备边库，多次将羡余进奉之资入库军用，此举遭到宦官的强烈反对，及宣宗即位，德裕罢相，宦官更是竭力充实内库，把持皇室财政。自唐懿宗始，唐朝国力每况愈下。农民反抗，南诏入侵，战乱不断。唐朝财政在战乱的折磨下更加混乱，户部三司虽在，却由于战乱等原因，财赋不入，职权范围逐渐缩小，从而加强皇帝对内库的依赖。

裘甫起义懿宗问王式讨贼方略，王式请求给予军资兵力，而侍侧宦官却言，“发兵，所费至大”，小小的侍侧宦官也有如此发言权，足见进奉与宦官利益紧密相连。宦官反对发兵，概因战争所费甚多，中官惧耗费内库之资以致侵害自己的利益。

僖宗时期，黄巢起义，切断国家经济命脉，唐朝所依赖的财赋重地江淮地区趁机扩大势力，异化的皇权丧失对各地权力的支配，财政系统瘫痪，“所在征镇，自擅兵赋，皆不上供，岁时但贡奉而已”贡赋不入，进奉却成为国家收入来源，“变天下收入为进奉，内库即国库，进奉与宦官财权均发展至极点。”

宦官权势推动了进奉现象在唐朝的发展壮大，进奉又不断强化宦官的财政权力，两者可谓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唐后期，国库不支而内库充盈，宦官在其中有着推波助澜作用。宦官将内库视为皇帝的私有财产，利用皇帝对内藏的重视，收取进奉，充实内库，从而获取更多的政事筹码，进奉愈多，宦官受益愈大，内库的丰厚足以使宦官对朝政有更多的发言权。

皇室的财政收入依赖国库，因此宫廷消费也有所节制。武则天时，皇室支出已开始增多，武攸宁为讨好武则天，正规内库外又置内库，以便存储珍宝奇玩，不难推出，武后时进奉现象开始增多，从而促使武攸宁别建内库。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战乱天灾不断，赋税征收减少，国库正常收入受到影响，而宦官掌控下的内库却通过进奉等形式不断增加财富，同时盐铁使臣为献媚皇帝，不断以“羡余”等为借口，侵蚀国有资产，争相进奉，导致国库难以维持日常支出，而内库地位却不断上升。宫廷消费是内库主要支出项目，后宫铅粉衣物费用、翰林学士供给、皇帝节日、朝会、接见外蕃等日常赏赐，皆赖于此库。宫廷用度不足常促使皇帝宣索纳贡。

唐后期由于国库不能承担军费所需，内库曾多次拨出财物以助军费。另外，内库物资还多次被用于调整物价，社会赈济，赎买俘虏，修筑山陵。唐末社会动荡，国库系统基本瘫痪，内库不再只依靠国库划拨钱物，而是通过进奉、宣索等方式增加收入，除宫廷支出外，补充国用不足。肃宗、代宗时期，国家财政收支混乱，地方逐渐掌握制税权。中央权力相对削弱。

安史之乱后，中央失去对北方藩镇的控制，不仅贡赋不入朝廷，还侵犯中央权力，截留赋税，国家正常收入无法保障。为此，朝廷广开税源，户部、度支、盐铁转运地位逐渐显赫，三司受皇帝支配，掌管天下财利，财政部门进奉愈演愈烈，盐铁三司利用职务之便，专事贡奉，一方面征收各地税利以供国用，另一方面将国用以盈余等名义进奉皇帝，因此其地位受到中央的重视，三司权力的膨胀使原有财政中枢受到冲击。

唐朝皇帝在即位之初为树立政事形象，也曾明令禁止各类进奉，但各种压力又促使他们不断打破禁令，说明他们也意识到了进奉所蕴藏的危害，然而窘迫的财政、动荡的局势及巨额的开支使皇帝们难以杜绝进奉，不得不打破禁令，对官员的进奉采取模棱两可甚至公开鼓励的态度，以致官员们竞相进奉。

德宗、宪宗两朝进奉现象更为严重，不论中央财臣，还是地方藩镇，多借“羡余”或“财政盈余”之类以进奉，由于皇帝对财富的迫切需求，对此类说法也不加追究，反而对进奉多者施以皇恩，鼓励进奉的行为。“凡诸州府，必有羡余，不归之王廷，必没于私室。”“今受进献，则节度使、团练使皆多方刻下为蓄聚，其自为私者三分，其所进献者一分也。”唐朝政权根基逐渐被噬。而此时也是政权制度规范与皇权相互较量之时，以陆贽、李绛、李翱等为代表的朝官多次向皇帝言说进奉危害，但皇帝多置之不理，态度漠然。

在进奉的各位官员之中，不乏百姓眼中的清官贤臣。一些官员为获得丰厚的政事利润，往往通过进奉以取得皇帝的恩宠，政事利益驱使唐朝官吏热于进奉，经济上的付出却能获得政事上的回报，这也是官场风气日益败坏的原因所在。在进奉的种类上，进奉物品常有金银器、绫罗绢帛、马匹、粮食及鹰犬奴仆等，琳琅满目，金银器及绢类居多。文宗大和二年，规定物品包括金花银器及文缬杂物，将其折冲成银铤绫绢。这类物品在唐朝为财富的代表，为宫廷必需品，常被用来赏赐，价值大，实用性强。

大和五年又规定，“癸亥，诏端午节辰，方镇例有进奉，其杂彩匹段，许进生白绫绢。”在布帛的种类上有严格的层次标准，对进奉物品的管理逐渐正规细微化。唐后期财政混乱，国用不支，致使皇帝更加重视进奉物品种类的实用性。进奉财物开始从实用方面考虑，金银绢帛等常用物品居多，以诏令的形式规定绢帛的种类正是进奉物资趋于固定化的表现。

在进奉的用途上，最初多从个人享用方面考虑，君王利益居于首位，随着政事局势的变迁，进奉开始由私用转为国用。尤其是在战乱及政事混乱之时，内库地位凸显，物资多被用于战争、俸禄、修葺山陵、代替租赋、赈济灾民等，景福年间，魏博节度使罗绍威“进救济百官绢千匹、绵三千两”；天祐二年，宣武节度使朱全忠“进助郊礼钱三万贯”。进奉用途的增多使君王更加热衷于收受进奉，进奉在唐朝财政收入中地位举足轻重。进奉物资向国用发展，虽是财政窘迫所逼，却表明唐朝进奉的别样之处，这也是唐朝进奉得以长存并走向规范的原因所在。

在对待进奉的态度上，进奉伊始，朝廷之士对此强烈斥责，进奉行为受到节制，常被冠以“羡余”之名遮掩进献。朝臣反对的主要为私用及进奉伤民方面，但财政状况的恶化致使财政窘迫使发放百官俸禄都成问题，进奉向公私两用发展也使反对的呼声愈来愈弱，进奉从非正常现象向常规转化，由个别官员的进奉转变为多数官员的惯例，尽管进奉的数量不同，能力各异。

唐后期，中央官府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索取，进奉的财政作用进一步增强。唐朝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南地区发展较快，农业、手工业等均能与中原地区相媲美，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地区遭到战乱严重破坏，满目疮痍，藩镇割据，赋税不入，富庶的南方地区更成为唐中央所赖地。从进奉的区域来看，无论是在进奉的规模还是频率上，南方进奉都在北方之上。在北方饱含战乱之苦之时，南部地区成为唐朝贡赋的重要来源。

萧颖士在《与崔中书园书》中言“楚越之地，重山积阻，江湖浩漫，乐兴永嘉，南通岭表，北通吴会，皆境瀕巨海。自古平日，常备不虞，中原或扰，不无盗贼。故宜察其要害，增以兵力。”故南方地区，尤其是东南一带形成了兵少赋多的局面，相对于唐朝其他区域较为安定，成为进奉主要来源。

然而朝廷却不断向此地征收贡赋、进奉及其他各种杂税，致使人民不堪重负，阶级矛盾尖锐。唐僖宗时黄巢起义爆发，义军规模迅速扩大，战争向江淮扩展，切断了唐朝的财政来源。后战争虽息，东南各道却趁机壮大势力，逐渐脱离唐中央的统治，“骈臣节即亏，自是贡赋遂绝。”江淮贡赋断绝，对唐官府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