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总览-中国帝制时代的强盛与衰落，新的发展与挑战

元、明、清三朝覆盖了中国帝制时代历史的最后一个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各个民族文化共同体之间进一步融和，稳定地形成了中华文明覆盖的基本地理区域与国家行政版图基本重合的局面，从而使中华文明具备了新的发展条件。

欧洲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重大变迁，开始走上科技、商业发达和世界性扩张的道路。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在这个背景下，逐步演变为中西文明之间的直接撞击，使中国历史具体而不可逆转地成为各个文明、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全球历史的组成部分。

中国社会内部，呈现了经济与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内在变化的明显迹象，出现了对文化传统进行总结和重新审视的思潮，并且实现了对于古代经典学术的大规模总结和整理。

19世纪中叶欧洲列强对中国的挑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自身的演进运动，加速了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结，并为后来的历史演变增加了一些新的因素和问题。

崛起于北部草原的蒙古族，在先后征服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后，挥骑南下，击败南宋王朝并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使北方游牧文明与南方农耕文明从内至外地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更为深入的碰撞与融合。

元朝行省制度的确立与“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不仅对后来中国制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元朝的统治日渐立稳脚跟。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国文明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授时历》的制定与元曲及杂剧的兴起便代表了此时科技与文化的新成就。

同时，元朝统治者所推行的积极的对外政策，使中国文明与西方异域文明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系与交流。大都不仅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也经马可·波罗的介绍，成为西方世界追求贸易与财富的梦幻之城。

然而，由于蒙古贵族自身的保守性，其统治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了极强的民族分离与歧视色彩，从而使这种融合进行得并不彻底。经过九十余年的酝酿，反抗元朝统治的大起义爆发，元朝统治终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滚滚声涛中被推翻。

在起义中脱颖而出的朱元璋随即确立了明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并建立起了一系列体现着浓厚的专制主义国家统治精神的国家体制。

他在政治上通过废丞相、封诸王、设行省、分兵权等举措强化了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在经济上锄强扶弱、打击豪右、与民生息，极力维护国家的统治基础，在文化上独尊程朱、倡导理学，强化精神控制。

这一体制对明初社会秩序与经济的恢复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但随着社会变迁的深化，其弊端也日益显露出来。北部边疆与少数民族的摩擦与交往、皇权统治的异化、土地兼并的恶化与流民的增多、官僚政治的腐败与党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以及社会多元文化需求的扩大等等，在促进明初以来社会整合的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社会冲突的加剧与明王朝统治危机的深化。

于是，处于社会各个层面的知识分子群体，在适应社会变迁的基础上，展开了一场救时济世的变革运动。

王阳明心学的兴起与流布、张居正改革、东林党的崛起，以及一部分士大夫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介绍与传播，从不同层面构成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寻求变革救世的时代主题。

这些变革的努力，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却未能从根本上挽救明王朝灭亡的命运。随着明王朝在统治危机日益深化中湮没于农民起义的大潮之中，兴起于东北地区的由女真族建立起来的后金（清）政权，借中原王朝的内耗之机，在击败农民军及南明政权后，确立了其在全国范围的统治地位。

清王朝是继元朝之后，另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起全国统治的国家政权。它在上承明制的基础上，参以满洲自身的民族特色，确立起了一套体现着首崇满洲、多族共治、倡导儒学方针在内的政治文化社会秩序。

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多伦会盟的举行、抗击沙俄的成功、西藏及天山南北两路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恢复，清朝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疆域的版图，而且促进了各地区及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融合，使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得以巩固。

同时，清朝在坚持更为强化的皇权政治精神的前提下，也能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一些社会政策，废除了清初推行的"圈地"、"投充"、"逃人法”等带有强烈民族和社会压迫色彩的措施，改革赋役体系，推行“摊丁入亩"与"地丁银"制度，整顿吏治，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在比较稳定的条件下逐渐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景象，造就了足以与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或者政治文化共同体媲美、抗衡的"康乾盛世"。

《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大规模的文化典籍整理工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势强盛的氛围中展开和完成的。

整个元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虽屡次受到战争和灾荒的干扰，但是不断发展，出现了多次繁荣时期，其体制形态也在朝着市场化方向演进。

在这个孕育着整体结构性变化的时代，仍以儒学为主导的思想学术经历了理学、心学、实学、汉学、今文经学的曲折流变，闪烁出因时而变的积极倾向，但在传统思想学术凝重的沉积中，所有新的探索倾向都未能充分地展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文化的繁荣在世俗的平民文学艺术的兴盛中大放异彩。

此间，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逐渐成为双方社会变迁的直接作用因素。中国并没有持续性地排斥西方的文化因素，但因全力关注国内事务并受传统的自我文化中心意识的影响，亦没有积极地为世界大局势的变化做出准备，终于以被动的姿态被推入普遍近代化的世界历史潮流中。

到19世纪，清朝统治集团日趋腐朽，吏治腐败、社会动荡、文化创新能力日衰。而这时壮大起来的西方殖民势力在不满足于在中国沿海口岸进行以购买中国商品为主的对华贸易情况下，以将鸦片输入中国为先导，继以炮舰压力，强行攻破中国大门，造成了对于中国人说来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大挑战。

面对西方列强的凌虐与内部社会危机的深化与复杂化，中国知识分子和绅商群体掀起了自新救亡运动，开办洋务，倡导变法，推行立宪。

这种变革运动促成了中国社会精英群体的更新，为共和制度和现代社会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清王朝终于在辛亥革命的枪声中宣告结束，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随之终结，中国文明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