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在耶律阿保机的带动下，大量汉人涌入辽国

唐末五代之后赵匡胤建立了北宋政权基本统一了除幽云十六州以外的中原及南方地区。然而此时在与其相邻的契丹辽朝中一些最初进入契丹的汉人经过繁衍生息其后代经过科举等各种方式已完全效忠于辽朝他们心目中的“华夷”观与其祖、父辈相比已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

而当辽天祚帝被金军所俘辽朝灭亡后原辽末契丹争室耶律大石仍在不遗余力地为复兴契丹辽朝而积极奔走并最终召集部众在中亚地区建立政权即历史上的西辽政权它是契丹辽朝在中亚地区的延续。

由于耶律大石在立国前便长期深受汉文化影响因此他在立国前后其言行便明显体现出重视“正统性”并将其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基础理论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西辽“华夷一统”的思想观念。

辽末耶律大石建国过程中契丹统治者便一直将维护封建正统作为自己统治的理论依据这一思想已深入契丹统治阶层的内心中。

同样可以看出西辽在建立后相当重视封建统治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中华正统已被当时统治阶级所认可成为其维护统治不可或缺的思想意识这对当时周边政权的正统观及之后各封建王朝的建立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同样在金朝建立之后“华”与“夷”之蒯的区别在当时统治者的淡化下已得到当时人们的基本认同。

如金章宗在继位后为了进一步树立金朝的“正统”性削弱南宋对金的政Z、文化影响曾倡导“德运之议”即将金朝列为正统进一步贬低当时南宋的历史地位这对历代以来传统的正统观构成了有力的冲击也是对“华”与“夷"这两个概念的彻底颠覆。

而在蒙古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后其“华夷”观也同样具有上述特征。

尽管在元代建立之初为了有效地捍卫自己的统治元统治者采取了各种措施如将其统治下的各民族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位列之首中原及南方汉人则最为低下在政Z、法律等各方面元代统治者也设立了各种不平等的规定等。

而蒙元统治者在建国初所推行的这些民族政策也存在其自身原因这是由各个族群不同、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之间各方面的差异所决定的。

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在获得对在人口上远远超过其自身的族群的统治后其唯我独尊、时刻提防遭遇外族威胁的心理是不难想象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蒙元统治者在建国初便推行上述政策提倡“严防华夷”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间的融合、历史与思想的进步毕竟不是以部分人的意识而延缓的。在元代中后期那种之前强烈的民族观已不再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特别是在一些士大夫的心中“华夷”观在经历了短期的波折后又开始继续发展“华”与“夷”之间的区别继续被人们所淡化。

例如元太宗窝阔台举行儒士考试使得部分汉人摆脱了被奴役的地位。而元仁宗继位后恢复了科举考试这为很多汉族儒士步入上层社会提供了重要途径。

这都说明“华夷之辨”随着历史的发展尽管依然存在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往往被掌权者予以强化但其逐渐淡化的总趋势是无法改变的也是毋庸置疑的。

纵观我国古代“华夷"观念的发展演变历程不难发现“华夷”观念在产生之时起便是一个多元文化的衍生体它的由来是由包括中原及其周边文化在内的各类思想文化相互碰撞、交流与融合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地域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其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只有更为先进的、更为适应社会发展的经济方式与思想文化才可以对其他地域产生巨大的威慑与吸引力即“华夷”观念是由生产、生活方式更为先进的主体所主导的。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当各地域问的经济及生产、生活水平差别逐渐缩小各地域间的各种联系不断加强不同族群间的融合度进一步增强时“华夷”观念便开始逐渐走向淡化所谓的“华夷之辨”也就自然走向了消亡。

而从“华夷”观念在我国历史上发展的进程来看先秦是“华夷”观的产生期；秦汉时期则是发展期为“华夷之辨”的深入发展阶段；隋唐则是“华夷”观念开始向逐渐淡化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

而在唐末五代时期则是对秦汉以来“华夷之辨”观念的一次较大的颠覆这一阶段的“华夷”观对之后“华夷”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尽管之后在蒙元初期“华夷之辨”被统治者予以强化但之后其逐渐淡化的趋势是无法阻挡的。

此外对“华夷”观产生影响的还有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在当朝统治者实施较为开放的民族政策时，“华夷之辨”便不再成为人们过多关注的话题。

而当少数民族群体掌握政权时，面对更为先进的中原经济与文化时积极向中原文明靠拢，实施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同样是“华夷之辨”逐渐走向淡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方大漠草原上回鹘汗国在颉戛斯人的打击下于840年灭亡余众分成三部分离开漠北草原南下或西迁但颉戛斯人并没有在草原建立起强大政权导致漠北草原地区“群龙无首"。

利用这种混乱纷争的有利局面游牧于潢河(今内蒙古东部西拉沐伦河)流域的契丹族不断对外扩张逐渐强大起来。

从唐天复元年(901年)耶律阿保机任迭刺部夷离堇至神册元年(916年)建立契丹政权的16年间契丹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保机取代了遥辇氏成为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接着打压了诸弟叛乱最后仿照中原王朝建立中央集权制政权。

而这些重大政Z事件的成功可以说离不开北迁汉人的支持。契丹辽朝建国之前的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也实行的是军民合一、亦兵亦牧的草原行国体制。

具体来说最高首领称可汗由遥辇氏家族世选在部族制度基础上实行两翼制度可汗拥有自己的直辖部落——遥辇氏诸可汗的宫分所辖八部落各设夷离堇管理并分成两部分分别由北、南府宰相统领。

901年被世选为迭剌部夷离堇逐渐掌握了遥辇氏联盟的实权至906年耶律阿保机以遥辇氏的于越取代痕德堇可汗成为契丹新的部落联盟首领。

但此时守旧势力还十分强大特别是阿保机所出的迭剌部人多势众以族叔耶律辖底父子和刺葛等诸弟为首利用“蕃中酋长旧法三年则罢”的契丹113N频频兴风作浪要求阿保机交出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北迁的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等人趁机向阿保机灌输以中原王朝皇帝世袭制为主的汉制劝说和支持阿保机用武力打压叛乱摆脱旧制的束缚。

终于在平定诸弟之乱后的916年(神册元年)春二月在百官拥戴下阿保机采用中原汉制称大圣大明天皇帝妻子述律平称应天大明地皇后建立起中央集权制的契丹政权使契丹摆脱了部落联盟时期的落后面貌跨进了文明社会。

早在取代遥辇氏和建立契丹政权的过程中北迁的汉人就不断为阿保机出谋划策。在契丹政权建立后又继续帮助阿保机健全政权体制如在称帝的次月阿保机借鉴中原王朝的储君制封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

为了统治日益增多的北迁汉人阿保机实行“因俗而治”的统治政策依唐州县置城以居北迁汉人并设立了汉儿司以韩知古总知兼主诸国礼仪。除了农业在手工业方面契丹辽朝在建国过程中同样深受北迁汉人的影响。

首先食盐的生产在太祖阿保机时期有了明显的发展。在阿保机入塞的过程中攻陷了很多城池俘获了大量汉人。在一些汉人的建议下阿保机领汉人自为一部以治汉城。此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

阿保机通过利用汉城之盐铁之利的优势积蓄了力量扩大了影响巩固了其在契丹的地位表明此时的汉城食盐生产和冶铁加工都有了一定发展为同后阿保机建立中央集权制政权提供了经济和技术上的保证。

随着契丹境内汉人的增多使得当时契丹纺织业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一些中原的纺织技术在那里得到了广泛传播这对推动契丹手工业的迅速发展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为辽朝在太宗时期实行北、南面官制在经济方面奠定了基础。

早在阿保机“变家为国”的过程中北迁的汉人就已经参与到契丹的军事活动中如前述的韩延徽在出使契丹被阿保机留下后就“立命参军事。攻党项、室韦服诸部落延徽之筹居多。”锄后来又从征渤海。

韩知古和康默记也率汉军从征渤海大翘鼗复叛康默记攻渤海国都城忽汗城的东门率骁勇先登破城后又与韩知古领兵攻下长岭府。王郁北入契丹后太祖以为养子曾与耶律倍南下定州后也从征渤海。

这些汉人在阿保机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多次重大战役中积极发挥个人的军事才能均立有战功。因此他们对契丹辽朝早期军事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收编建立汉军后契丹辽朝的军队得到壮大，提高了辽军的战斗力，使辽军从过去单一的骑兵变成拥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部队。汉军成为早期契丹政权对外扩张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巩固早期契丹辽朝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而这得益于北迁的汉人将中原汉族先进的军事作战技能带入契丹军中。正是以阿保机为首的契丹统治者重视和利用北迁的汉人，将先进的中原军事技术和一批富有军事才能的汉人收为己用。

并将它们与本族的军事制度相结合，所以契丹王朝才逐渐兴盛和强大起来雄霸东亚地区。契丹自北魏见诸汉文典籍以来，直至耶律阿保机取代遥辇氏建立契丹政权并没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

对于祖先的传说也是得自口耳相传。而此时期的中原已经是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的地区在文化方面契丹与中原存在较大差距。但契丹人并不排斥中原文化相反对中原文化十分敬仰和推崇。

因此随着北迁汉人而进入契丹的中原文化对阿保机建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契丹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具有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随着它与中原地区联系的不断加强很多汉族艺术文化也被其充分吸收。

在音乐方面契丹除其原有的本民族的舞乐即“国乐”外还设立了与中原地区相近的雅乐、大乐与散乐等。契丹从当时中原的后晋政权中吸收了大量的声乐器具与乐舞形式从而丰富了其自身的乐舞艺术这在契丹辽朝节庆时的奏乐形式中也可以体现出来。

在绘画方面辽代的绘画由于受到汉地文化及绘画艺术的影响同时其又有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审美特点因此契丹辽朝的绘画技法与特征具有鲜明的北方游牧文化的特色。

在《新五代史》的相关记载中胡峤见到契丹辽朝上京临潢府的“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觚、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这里的“中国”便主要是指当时的中原地区一带。

由此可以看出在唐末及五代时期，很多中原地区的汉人画家及工匠便进入辽境。他们把当时更为高超的绘画技术及新的艺术风格带入其境内，对契丹传统绘画与中原地区绘画艺术风格的融合、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同时这也促生了一批以东丹王耶律倍胡壤、胡虏父子为代表的著名画家。另外契丹辽朝的绘画艺术在许多古墓及寺院的壁画中也得到了体现。它同样反映出北方草原文化艺术与中原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土的辽耶律羽之墓壁画中在其前室有一幅保存较为完好的云鹤图此类图形在唐中后期及五代时期较为常见它明显承袭了唐末五代时期的绘画题材与技法此图构图对称、线条流畅、反映出绘画者高超的绘画技巧也充分说明了中原地区绘画艺术对契丹辽朝的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