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余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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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末年形成的党项夏州政权及后来的西夏在西北地区的统治，是中国历史在10到13世纪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变动的重要内容的一部分。

据传闻说从唐末到宋末，党项从唐蕃之间的附庸变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政权。党项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约在6世纪初，其始祖拓跋思恭为唐朝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的降将，后唐庄宗李存勖征讨他时，因他立有大功，赐姓李。又因拓跋思恭的女儿是李存勖的皇后，所以将拓跋氏改为党项。

6世纪末，拓跋思恭随李克用西征后梁时，因军功官至凉州刺史、河西节度副使。后梁贞明元年（916年），李克用在代州之战中击败了后梁军的主力后，立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为夏王，定都西平府（今宁夏吴忠）。李元昊称帝后，对西北地区的党项人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

西夏统治下西北社会历史的发展是自唐朝末年以来，中国历史上不断增长的统一趋势的一部分。

·【李元昊时局部统一局面的形成】·

党项族原来是居住在今四川北部、青海南部的少数民族，唐朝贞观年间，党项拓跋部酋长拓跋赤辞在率众与唐朝作战失败后归附。

唐朝在其地设置羁縻府州，以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定期向唐朝进贡。唐高宗时期，吐蕃进一步强大起来，迅速向东、向北扩张，受到压迫的党项族内迁至庆州，唐朝为之设置静边州安置部众。

广德元年（七百七十三年），为避免党项人与吐蕃勾结，对州县造成破坏，大唐将夏州、乐容等六边州的党项人迁移到了银州北部，夏州东部。以后，以庆州为中心的党项氏族被称为“东山族”。此后，西夏王朝的开国元勋就是从这个部族中走出来的。

广明二年（881)，党项部落首领拓跋思恭在唐僖宗的“救驾”号召下，率部出征，参与了平叛。唐僖宗在夏绥白银节度使诸葛爽投降了农民起义军之后，立即封拓跋思恭为左武卫大将军，掌管夏绥白银节度司，并把夏州划为定难之地。

因此，定难军节度使一职在五代，在北宋，在辽，在金，都被授予给了党项的首领和西夏的统治者。拓跋思恭从党项族首领转变为唐代藩镇，被认为是夏州地区党项族势力逐渐形成的一个象征。

太平建国七年（985)5月，宋太宗趁夏州高层纷争之际，命令定难大军将李继捧留在后方“入觐”，并从李继捧手中收下五州土地，以示对朝廷的支持。

然而，宋太宗以“内陆分封”为范本，对“夏州”地区的“西北分封”问题进行处理，不但未能取得理想效果，还导致了与“夏州”、“西夏”等国、“中原分封”的长期矛盾。

李继迁不愿背井离乡，于是带领党项部落发动了对北宋的叛乱。李继迁在“附辽制宋”战略上的成功运用，使其在宋辽两国间的冲突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从而逐步掌握了与北宋的战争主动。

宋真宗初，夏州政权被迫变更，李继迁被委任为定难军节度使，也就是恢复了党项氏族在西北的统治地位。不过，李继迁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不但稳住了定难军所在的五州，更是拿下了灵州，一路向西，直逼河西走廊，拿下了北宋的另一个重镇凉州。

“于是西夏势成而灵州永固矣。盖平夏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1]卷7

夏州政权(西夏)控制的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与唐朝末年、五代以来中原藩镇之间弱肉强食的过程有非常相似的一面，这个过程虽然加剧了社会形势的动荡，却形成了局部统一的局面，是唐朝末年开始的社会历史重新走向统一过程的一部分。

特别是在西夏建立到被蒙古灭亡的190年间，这里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和地理单元，形成了先是与宋辽、后是与宋金鼎立的格局，是这一历史时期不断酝酿和增强的统一趋势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西夏农牧并举的经济结构】·

党项族原来是以畜牧为经济生活的民族，在唐朝初年以前，党项在其原居地今青海以南、四川以北时，还没有农业的发生，“男女衣裘褐，被毡，畜辇牛、马、驴、羊以食，不耕稼”[3]卷221,上觉项传。

党项族内迁以来辗转迁徙所到之地，既是汉唐以来传统农耕经济区，又以其地处高原，在一些不宜种植的地区有着辽阔的牧场，具有优越的发展畜牧业的自然条件。这样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奠定了西夏农牧并举的经济结构基础。

党项族内迁之后，除了一部分族人学会了农业，大多数人还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经营方式，畜牧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在其民族性格中，以牧场为家，以畜牧为业的本性依然顽强地保留着。对此，李元昊很自豪地说：“衣服、皮毛、牲畜，都是西域人的天性。”

党项部落以马，牛，羊，骆驼，驴，骡，牦牛等为主。马匹既是党项民族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工具，又是西夏民族维系一支以骑兵为主的军队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还是与宋、辽、金等民族进行贸易交流的主要货物。

宋哲宗即位之后，一改“元佑更化”时期的“折衷”与“退让”的方针，采纳了章渠的意见，以横山为边界，筑城筑寨，据险而攻，从而构成了一种对西夏极为有利的战略局面，并将其一步一步地逼迫得节节败退。

因为北宋占据了大量肥沃的土地，所以西夏的统治者和党项都有“歌舞升平，良田尽被汉人占据”和“夺我饭碗”的感慨，可见这条农业经济走廊在西夏人心中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西夏还利用“渔猎”的方式，对北宋领土进行侵扰，获得了大量的利益。宋代麟州屈野河（今天陕西神木洞野河）西部出现了耕地被侵占的现象。屈野河，距宋、夏交界60多公里，原为富庶之地，后因宋仁宗初，因要抵御西夏，遂将其定为禁区，并将其迁往外地。

而在这段时间里，党项的军队一直在屈野河以西的土地上肆虐，李元昊更是公然在这段土地上修建要塞，扩张土地，为了平息这段土地上的纷争，他们在这段土地上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交涉，最终在这段土地上，他们占据了这段土地上六十平方公里土地的三分之一。

随着畜牧业、农牧业的发展，手工业在规模、工艺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在西夏的手工业生产中，发展比较早，并且具有民族特点的是与畜牧业有着紧密联系的畜产品的加工。

其中皮革加工、纺织毛布和制作毡片是最基本的家庭手工业。其它手工业，如采盐、矿冶、印刷、建筑等，也都是规模大、科技含量高的手工业。

西夏外贸的发展，得益于其与内陆地区的经济互补关系，加之其对中原产品尤其是日用商品的依赖，呈现出一种不断增长的态势。西夏外贸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类是西夏对北宋、辽、金等朝贡，这是党项部落首领对中原朝廷进行经常性或非经常性的贡礼，以此来巩固自己的臣属地位，加强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在经济方面，由于西夏与中原的互补关系，党项部落主要依靠畜牧业，日常所需主要依靠与中原的通商。

而中原人需要的羊马，也大多来自于周围的国家，其中就有来自于西北的国家，特别是马匹，更是西夏人与北宋人的交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西夏使团在出使宋、辽、金的过程中及其居留的驿站内，以“公”与“私”为主要内容的交易买卖，不仅与“朝贡”有关，而且还超越进贡的范畴，为其本人和朝廷都带来了极大的收益。

第二类是商埠，也就是宋、金两国的商埠，由官员检查商埠上的货物，收取关税，由中间人负责商埠上的货物和货物的买卖。无论是在西夏，还是在宋、金，对“官市”（正经交易的物品）与违禁物品，都有严苛的规范。

宋、金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不稳固，使盐商的开闭频繁，宋、金常以关盐商为借口，以此来制约、惩罚西夏。在夏朝与宋初之间，除屯田交易之外，还有“和市”交易，其规模与管制虽不及屯田，但在数量上则远胜屯田。夏、辽两国边界贸易市场的建立，也应与之相似。

第三类为运输私货贸易，即买卖被两国严令禁止的物品。例如，从李德明时代开始，夏朝和宋朝的贸易就开始出现“窃市于边境”的现象。[4]祥符二年3月，卷71。北宋时期，禁止西夏蓝、白盐进口，禁止钢材、钱币、粮食、“九经”以外的其他商品输出。

然而，因其巨额的私货利润，使得两国之间的私货活动屡禁不止，“官疏怠怠，法禁日弛，夏人与边人做买卖，日夕公行”[1]卷19。

自唐代晚期以来，中国南部的经济不断发展，并逐渐超越北部，但在此过程中，西夏统治区域的工业生产整体上呈现出一种上升趋势，不但在规模上超越了唐代，在经济内涵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虽然与宋和金相比，西夏的经济发展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西夏作为当时的主要民族，在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成果上，与金朝的差距并没有被拉大，反而在逐渐缩小，这一点，在自唐末开始，随着大一统的进程体现的越发明显。

造成这场旷日持久的外战，有其普遍的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也有其特殊的诱因。从内部原因来看，党项族在西夏建立之后，便延续了他们的打劫之风，在无法用和平手段得到足够的土地、人口和财富的情况下，他们便会采取军事手段，抢夺别人的东西。

另一方面，在面对宋辽金这样的大国时，西夏也需要借助军事力量来改善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从而使自己不至于被“吞并”。

2011年8月19日，宁夏银川西夏王陵风景名胜区。

在公元10到13世纪中国历史政治格局剧烈变动和民族关系十分活跃的背景下，党项族及其西夏王朝在西北地区统治的全部内容可分为两方面来看：

一方面造就了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带有显著地域性、民族性的经济文化面貌。

另一方面又由于党项族的历史进步和西北地区社会文明的持续发展，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历史走向重新统一趋势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吴广成.西夏书事[M].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2]脱脱.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欧阳修.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80—1993.

[5]王德忠.论金朝女真族的社会阶层流动及其评价[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32.

[6]王德忠.西夏对外政策研究[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