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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做盛世狗，不做乱世人，汉末三国时期的汝南士人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过任何选择的余地，他们是一群在乱世中有文化的狗狗，一群更加痛苦的狗。

时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同时战乱频发，这是一个社会极其动荡不安的时期，作为一名饱读诗书的士人，看到国家风雨飘零，自然苦痛万分。不过在这种国破家亡的时候，我们仍旧能看到令人忍俊不禁的黑色幽默。

图|汝南士人—画像参考

在建安时期，汝南（今河南驻马店一带）、颍川（今河南禹州一带）士人有一次大辩论，讨论两地哪边人才更杰出，很多专家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文人相轻的内在逻辑，总之它还是这么发生了。

曹操作为真正的领导者，就这样被架在火上逼着评判究竟是哪儿的士人有才有能力，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当然不敢触怒任何一方，于是只能佯装无事发生一样说各位都很优秀。

这种场面话显然不能平息这两伙文人在乱世中的愚蠢对决，作为颍川四长之一陈氏家族的陈群注定要维护自己的家乡，但还没有等汝南士人进行反击，谁知道那个以让梨闻名于现在的孔融突然跳了出来，写了一篇《汝颖优劣论》，文章中言称颍川士人确实很优秀。

图|孔融—画像参考

但孔融马上话锋一转，马上就说差了汝南士人几十条街，拍马都追不上，这场骂战迅速升级，颍川士人很快说你这个孔子的后人掺和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鲁国人士管什么河南士子内部的争论。

这场辩论最后很自然演变成了一地鸡毛，但某种程度上，这也彰显了在乱世中文人似乎也在动荡不安中慢慢变得偏激焦躁，他们经历了朝廷由宦官把持、外戚干政，现在曹操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枭雄一直在做人和不做人之间来回摇摆。

图|曹操—画像参考

这些士人看得很清楚，但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情可能就是看得明白，但是做不了什么，什么都没有魅力了，朝廷丧失了能把士人拧成一股绳的高贵气质，让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破碎成了齑粉。

那么这些士人应该怎么办？他们能怎么办？这篇文章就是介绍这段历史特殊时期汝南士人的变化，他们有的在自救，有的整日抗议悲愤，有的却彻底放弃，躺平摆烂。种种奇景后，这场士人内心最大的幻灭危机，居然孕育出来影响直至现在的全新事物。

一、士子没有理由战斗了

图|汉末民不聊生—画像参考

从古至今，中国从未缺少过为民请命、兼济天下的文人。但是汉末社会极其混乱，政治腐败，彼时“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各大诸侯已经事实上割据了，天下共主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笑话。

士人没有可以效忠的朝廷了，那么他们面对的现状是什么？在这样一个动乱时代，士人全部陷入了仕以及隐的矛盾中，仕的对象自然是自己当地的主公，而不是汉朝的皇室。

图|汉末士人—画像参考

汉末汝南士人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不再以忠君报国视作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时候不仅仅是君主择臣，更是臣选择君，良禽择木而息，在这时候应该寻找一个能够投资的主公才是上上之选。

在这个时代，儒家的经学已经不断衰弱，其中的原因众多，首先就是儒学在东汉的发展实在是不纯。当时儒家已经混乱到什么地步？

简单来说，东汉末期的儒学已经和神仙道术、谶纬迷信广泛结合，整个儒学就像是明面上拿着《论语》，背地里各种卜筮术数、奇技淫巧都学杂了的一锅烩。

图|算命先生—画像参考

这时候儒学的神学特征日益彰显，整个儒家子弟之间的神秘化与宗教化越来越严重，早就已经严重偏离了最纯正的儒学精艺以及仁义礼智信的核心精神。

其实这和统治者的喜好有关系，如在《后汉书·张衡传》中记载——光武帝刘秀就好这口，也不免其他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图|汉光武帝—画像参考

统治者的喜好制造了巨大的灾难，慢慢儒家逐渐充满了鬼神之说，甚至在讨论国政的谏章中也充斥着这些谶纬灵异的东西，这导致汉末时期社会上几乎全都是这种风气。

等到了汉末三国的时候，儒家的经学已经日益教条化和繁琐化，已经和社会严重脱节，《后汉书·郑玄传》上已经说明了这种情况。

图|汉朝军阀林立—画像参考

经学的发展出现了大问题，已经离使用的道路越来越偏远，最后甚至直接成为了结党营私的工具，其中汝南士人最后直接把“党锢”这个恶魔创造了出来，流毒万年。

本来汝南是东汉的第二大郡，东汉末年的应劭总是热爱夸耀自己的故乡，他曾经忍不住地赞扬说。

图|司马迁—画像参考

所以，在历史上的汝南其实经历了一段还算积极的转变，我们先前说过，汝南这里其实是现今的驻马店地区，但这并不严禁，其实所辖地区大致在今河南颖河、淮河之间，包括今驻马店地区、信阳北部地区、周口地区西南部、漯河南部和安徽阜阳太和地区。

这里本来是“蛮荒之地”只不过因为儒家教化逐渐发展稳固，光武中兴以后，建武五年洛阳修起太学，全国各地学子争相来此求学。太学发展到全盛期，太学生达三万人之多。

图|古洛阳—画像参考

汝南自然是近水楼台，当年的交通工具极度不发达，学子求学，经常需要背着行李、书籍，徒步远行，非常辛苦，和影视作品中书生一人惬意巡游差距甚大，所以距离洛阳六百余里的汝南逐渐形成了巨大的“士子集团”，随着入仕升迁的机遇变得更多，这里也成为了经学世家的大本营。

二、党锢之争

但是汝南士人背叛了经学，随着东汉末期朝纲混乱，汝南士人开始大范围转向政治，最终招致了可怕的杀身之祸，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说——

图|党锢之争—画像参考

这明确指出了汝南就是党锢的发源地，这里开启了汉末党政的时代。什么是党锢呢，简单来说，是禁止政治上朋党参政的现象。本来汝南经学发展地好好的，但是东汉后期已经溃烂到底。

图|汉桓帝—画像参考

汉桓帝依赖宦官诛灭梁冀后，整个朝廷就乱了，“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所以士人想要入仕的通道也被隔绝隔断了，汝南士人想要挽救自己的政治地位，所以他们决定使用各种手段参与进这场政治风暴中想要分一杯羹。

汉末党锢人物中，汝南名士即有 17人之多，仅次于山阳、颍川而居全国第三位。汝南成为了党锢风波中不可忽视的巨大力量。

图|党锢暗流涌动—画像参考

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列举的“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35位党锢名士首要人物的籍贯 ，“三君”中有汝南陈蕃，“八顾”中有汝南范滂、蔡衍，“八及”中有汝南陈翔，可见汝南名士在汉末政治中的活跃。尤其是陈蕃、范滂，身为党人领袖，更有着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力。

这些汝南士人不仅在全国士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更在汝南地方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们在实际政事中居于绝对主宰地位，后续甚至还把持着乡里乃至全 国的清议舆论，是辐射全国的巨大学阀集体。

图|汝南士子集团—画像参考

但是这些人和皇权却有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东汉初年，经学大师欧阳歙为汝南太守。他在汝南九年，政事之外，犹以教书为务，古书云“教授数百人”，对汝南的文化繁盛也起了很大作用。

所以让欧阳歙因为贪赃枉法获罪的时候，他那成百上千的弟子却藐视皇家的权威，有无数人想要“替师赴死”，这场拯救欧阳歙的运动席卷了整个国家，其中以汝南士人最多，其弟子汝南人高获甚至为救其师，不惜与皇帝翻脸。

汝南士人的傲慢无礼无疑让皇室愈发猜忌，在汉末政治腐败、外戚宦官横行不法的艰危时局，这些士人也遭遇了巨大的危险，而党锢之祸中党人遭到镇压的规模和程度也是史无前例的。

图|党锢之争下的士人—画像参考

陈蕃因谋划诛灭宦官，事败后被宦官杀害，他的家属被流放，他的宗族、门生、故吏全部被免职禁锢。范滂遭到逮捕，死于狱中。陈翔也被捕入狱，后被释放，卒于家中。蔡衍被免官还家，于灵帝初年卒于家中。

不仅如此，党锢之祸前后持续了漫长的二十多年，牵连的士人范围之广，史无前例，这简直是一场政治上的“血肉磨盘”，最后卷入党事中的汝南精英在这场政治迫害中差不多被一网打尽，汝南经学最后的希望火种被直接消灭了，汝南士人根基崩毁，经学也只有最后一条路可以走，那便是堕落腐朽。

政治的污浊以及残酷的现实让很多士人都勘破了红尘，很多士人都不想与之为伍，他们生活在乱世已经觉得悲惨至极，所以他们不断疏离朝堂，甚至疏离整个世界。

三、不知道该如何做的士人

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士人生存环境极端恶劣，出于对生命意识的体悟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士人沉溺酒中以酒解忧、行乐、避祸，饮酒之风开始在士林中盛行。他们只能依靠酒精来麻醉自己。

图|饮酒作乐的士子—画像参考

曹操云“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酒一直是魏晋士人精神的避难所。汝南士人在心灰意冷之下，也只能依靠着杯中之物忘却世事的险恶污浊，以沉醉苟且享受眼前的欢乐快意，以醺然仿佛体悟真境之遗世脱形。

在这时期，还有很多超脱于普通儒家的士人出现，这全部是因为汝南精神的幻灭，名臣周举之子、汝南汝阳人周勰，便拒不入仕:——

最应该热衷于功名利禄家族的子弟都不走这条路了，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于仕途有多么冷淡漠然，当时汝南最为显赫的袁氏家族子弟袁闳也放弃了，他决定——

即便是黄巾军祸乱于世，但是袁闳也依然不为所动，无他，唯心死也，后来的汝南士人一部分退化成了拙劣的政治家，上演着类似于和颍川士人搞笑辩论的戏码。

图|黄巾军—画像参考

另一部分士人虽然养尊处优，也想大展宏图，但是时代没有给他们机会，汝南豪杰虽曾昙花一现，却终究未成大业。我们熟悉的汝阳袁绍自高祖父袁安以来 四世三公，势倾天下，是贵族中的贵族。然而，“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最终袁绍失去了统一汝南士人的最后机会。

参考文献：

《后汉书·方术列传上》

《后汉书·张衡传》

《后汉书·党锢列传》

《后汉书·梁冀传》

《后汉书·郑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