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喜闻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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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沈万三是一位江南“巨型富豪”，在元末、明初颇有名气。

沈万三一家之所以能崛起，是因为他的商业政策，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统一江南，大力支持他们。

沈万三一家也得到了朱元璋的赏识，成为了一名粮草总管，在朝廷中任职。

而后来，皇室和当地的权力也有本质上的矛盾，所以朱元璋才会残忍地惩罚沈万三一家。

元明时期，朱元璋对于江南大户人家的一系列治理战略，折射出江南地区在政治、经济上的变化。

关于沈万三的身世，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都是民间传说。赵世瑜指出：

“沈万三传奇与明代政史事件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虚幻因素，而该传奇的生成和传播过程，确是一个真实的历史。”

一、沈万三在元、明两代的经济政策与其家族的崛起

沈万三之父叫沈佑，膝下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沈万三，字仲荣，名叫福。第二个儿子，名为沈万四，字仲华，名贵。

沈佑早期的时候，一家人从南浔搬到了周庄，发展了农业。

“躬率子弟，服劳其间，粪治有方，涿洩有法，由此起”。

沈万三成为了家中的主力劳动力，亲力耕耘。

那时候，周庄人烟稀少，寸草不生。在村子的东边，有一万多户人家。沈佑觉得，因为这里的田地肥美，土俗忠朴，所以就把自己的家园建在这里。

从沈家迁移到周庄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当年的财力，那时候的沈家充其量只能算是中等水平，并不算富有。

周庄是个适合种田的地方，但也是个偏远的地方。

“安土重迁”在中国传统上已成为一种共识，元末沈万三一家搬到周庄，更多的是迫于生计的需要。

沈家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户一跃成为当地的巨富，与其经济发展所处的经济条件密切相关。

在重视农业的前提下，元朝还实施了一系列的官本船法的制度，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至元二十一年，杭泉二州设立了商船都运兵，由官员提供商船，挑选商船，运送货物。

他们的收入来源，官员抽取七成，而他们要抽取三成。

”这样的优厚待遇，让沈万三选择一边种田，一边从事商贸，“

他作为这样一个海上商人，在徽池宁太常镇做生意，赚了几十万两黄金，可见他的财力之旺盛。

“元朝重农、重商形成了江南地区以农、商为主的经济格局。就是因为元廷宽纵他们，才有了类似苏松这样的大财主。”

关于沈万三一家的兴旺之路，我们可以粗略地看一看：

元末沈万三一家迁到周庄以后，依托有利的地理环境，以农为本，并借着元代开放的商贾之机，兴办农业，又利用商船的运往商机，成为一位富有的大财主。

而元朝的“放商”政策也导致了“大地主、大商贾”阶层的不断扩张，土地的兼并加剧。

贫富差距的扩大，引起了社会的不稳定，从而间接的导致了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

朱元璋从小在穷苦人家长大，就知道这些恶霸是如何剥削百姓的。

因此朱元璋与元朝的“重商”思想不同，他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治国方针。

但在立国之时，由于国家体制尚不健全，元入明的豪强仍然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并对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江南地区，更是如此。

江南在南宋之后，已经渐渐变成了一个富庶的聚集地，也是朝廷的一大财源。

因此，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对这一区域的掌控权十分的看重，尤其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

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警告浙西地段的富豪：“你们要遵纪守法，不要欺压弱小，不要欺凌贫穷，不要虐待幼年，不要虐待老人，要尊敬父母，要友善亲人，这样才是好百姓。”

这是朱元璋对百姓的忠告，也是朱元璋治国的原则。

明朝政府在承认富人私有财产的合法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穷人不被富人所侵占和欺负。

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代表，让他们遵守法律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同时还教育乡里的人们，帮助穷人，以此来达到国家对社会底层的控制。

朱元璋对富户的控制，在江南社会的管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沈万三一家人进入明朝后，与明朝政权的相互影响，反映了朱元璋在明朝初期控制江南地区的战略。

二、朱元璋与明初沈万三一家的交往

沈万三和明朝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刘三吾给沈万三的儿子写的《沈汉杰墓志铭》，从大明开始，就对沈万三一家的兴衰进行了总结，也就是朱元璋和沈万三一家人之间的关系。

本文将以沈万三一家为中心，讨论朱元璋对明初江南的治理战略。

(一)沈万三家与明代初期的“粮官”

刘三吾首先在明朝初期，对沈万三一家上缴粮食的状况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赏。

明朝初，万三、万四兄弟带领两浙百姓，每户上缴上万石的税款，结合明朝的税制。

洪武四年，制定了粮长制，规定是，每一亩上缴一万石的粮食，皆为“粮长”，并督其乡的税收。

江南是朝廷最大的税收来源，也是第一个推行粮长制度的地方。

“浙江行省有1487146户，每年进贡93368石，有粮长134人”，每一位粮长都要上缴一万石的赋税。

明朝建立粮长制度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以良民来管理好自己的百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富民是联系官与民之间的一座桥梁，国家也是通过富民来实现自己对广大农村的政治与经济的控制。

这样不仅可以提升行政效率，还可以节约管理费用。

沈万三在粮长的位置上也不是一帆风顺，沈万三的孙子当上军需官的时候，沈家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洪武19年，沈之时伯熙也被判入狱，沈伯熙在刑满释放之后，同年就死了，年仅四十。

沈家的两个年轻人被判了刑，一个被放出来后就死了。这一系列的事情，让他们元气大伤。

沈伯熙墓中并未提及沈至任粮官之受罚原因，但我们可以从粮官制度的实施来推断。

粮长制是一种国家体制，其本意是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但担任粮长的地主除了代表着国家，更多的是当地的豪强集团，这使得他们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往往要为当地的豪强集团的利益着想。

朱元璋《三部诏书》中记载了许多粮官“弄虚作假”的例子。

“在粮长制度建立之初的两年里，苏州各州的粮长都被人告状，欺压百姓，他们狡猾多端，坑蒙拐骗。

朱元璋针对这些现象，除了用重罚来威慑“富民”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

沈至被判入狱后的一年，又有新的粮长制度：“洪武二十年，命国子以吴春等为州县，随粮定区，以粮为准。区内有四名粮吏……以鱼鳞为书，以土田为质料。

有了这两样东西，一本记录着百姓财产，一本记录着国家财产的账本，朝廷有了这两样东西，官员就不能为所欲为。

在朱元璋有意调整粮官制度，缩小对当地地主的经济掌控力的情况下，被列为典型的、备受瞩目的“申家粮官”，自然成为了众矢之的。

(二)沈万三一家在官场上的地位

刘三吾的墓志铭是在洪武二十四年写的，此时沈家虽然历经磨难，但仍是声名鹊起，沈万三的儿子沈茂是广积阁的学士，而让刘三吾写墓志铭的人沈玠时是户部尚书。

明朝的时候，除了考试之外，还有推荐，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当时内外官员，包括库房、司局等，都可以推荐有才华的人。”

因此，推荐的人大多是有钱人。

洪武19年，“吏部从直隶和应天城各府州的士子中，挑选出最有权势的士子，送京为官，共一千四百六十人。”

沈茂、沈玠当官，是因为沈家为朝中立下了两大功劳，一是捐钱，二是粮长的身份。

沈茂、沈玠两人都有官职在身，其中仓曹员外郎，掌管漕运、仓库出纳，而广积库则是掌管库房的地方。

江南是国库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明初苏州沈万三一家，不仅是两浙的粮仓总管，而且还是户部的要员，也是国库的要员。

由此可见，朱元璋在前期对江南的控制，是以地方上的地主为依托，借助他们的经济力量和在地方上的影响来实现的。

沈玠在洪武二十二年，和莫礼、张瑾等十个官员，在同一天辞去了官职，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在官场不规范的情况下，更多的是朱元璋在利用百姓的财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朱元璋之所以首先与江南豪族结盟，正是因为其迫切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来完成对明初社会的改造，以及国家机构的运作。

(三)沈万三一脉的衰败

江南财阀对经济命脉的控制，与国家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产生了利益冲突的不同。

在朱元璋任用沈家为朝廷效力的同时，也伴随着沈家与当地政权之间的矛盾，使得朱元璋与沈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

沈家在洪武26年的蓝玉事件中，也被卷入了一场清洗权贵的风波。

沈家之所以会被牵扯进蓝玉的案子里，有一个荒唐的传说，沈万三的姑爷顾学文仗着自己是粮仓的管事，与人私通，后来被人陷害，坐牢。

《逆臣录》中关于顾学文勾结兰谋反的口供，主要是由锦衣卫严刑逼供所致，漏洞百出。

朱元璋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蓝党”的名义，对沈万三等人进行打压，同时，也要削弱他们对江南经济的掌控力。

在蓝玉事件发生的那一年，他下令“浙江、江西、苏松三省的人，不得再任户部尚书”。

意思是沈茂与沈玠都不能再在户部任职，沈家对财政的掌控权也就失去了正当性。

到了洪武三十一年二月，顾家和沈家被定为“蓝党”，和与之有关的几个大族，都被处以死刑，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和财产，这就彻底打垮了他们的势力根基。

同年农历5月，朱元璋驾崩，他对江南世家的彻底打压，至此告一段落。

三、总结

总之，朱元璋与江南大户之间的交往关系，与明朝前期政府在江南的治理战略有很大关系。

沈万三一家因为当时政治上的变故，国家需要他们立命来稳定政局，所以当上了粮仓总管，又当上了户部的官员，这才有了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

但是，大户人家都是长期居于其乡的，他们大多都是当地的反叛力量，所以，明朝政府与沈万三所代表的大户人家之间，有着根本性的矛盾。

因此，朱元璋虽然很重视沈万三一家，却也不敢轻举妄动，沈家粮官一事，更是在朱元璋尝试推行新的税制时，暴露出了皇室与民间的冲突。

之后沈万三和他的亲信大族，都被划入了“蓝党”的行列，他们的势力也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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