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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汉文化对周边邻邦的影响非常强烈，而朝鲜则是接受汉文化最深的国家。

今天我们就细数一下，朝鲜从中国“学”来的文化知识：

1、中医的输入

中国医学源远流长，在古代，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国医学传至朝鲜半岛，自不从明朝始，但在有明一代，中朝医学交流更为频繁，成效亦更加显著。

（1）药材

朝鲜取得中国药材的途径亦不外有二，其一是皇帝的赐赠，其二是通过购买。

这里说说关于种植甘草与饲养蝎子的资料。

成化二十一年闰4月，成宗国王李娎下书全罗、永安、庆尚、平安道观察使曰：

“甘草不产我国，世宗朝求之中原，种于上林园，遂分种诸道，欲其蕃盛，种之已久。而今观诸道所启，逐年生植不繁盛，是必守令不用意培养。今欲试用各地所种，依月令二月、八月除日，采取曝于上送。”

由此可知，朝鲜国王很重视甘草的种植。

成宗国王认为“蝎切于剂药，欲使察于本国，每令入朝医员求得而来”。

弘治二年4月，国王命内医院“每赴京之行，付送盛蝎土家取蝎而来，养于本院”。

圣节使医员李孟孙在北京“获蝎，纳之拒中，以泥土涂其外，土于则酒以水，又投食于其中，其铁网笼其外，以防逸出”。

这年9月回国，生得蝎百枚献于国王，国王命“其以四十枚分养于内医院，六十枚置大内孳养”，国王还向孟孙了解蝎子所处何地以及如何饲养等。

直到嘉靖年间，中宗国王还下教于使臣“生蝎亦多觅来”。

另外，朝鲜亦颇重视本国所产药材的采集和鉴别工作，其鉴别之时，则多请教于中国。

例如：

永乐二十一年朝鲜遣金乙玄，卢仲礼、朴项等前往明朝质疑，带去朝鲜所产药材62种，其中丹参、漏芦、柴胡、防己、木通、紫莞、葳灵仙、白敛、厚朴、通草、藁本、独活、京三陵等14种与中国所产不同，但将其同“唐药”相比较，“新得真者六种”，这六种则是漏芦、柴胡、木通、葳灵仙、白敛、藁本，其它八种，朝鲜命“今后勿用”。

又如，宣德五年，朝鲜节日使押物卢重礼，在北京向明朝礼部打了个请示报告，说：

“小邦僻海隅，本乏良医，幸出几般草药，未知真假。今将赍到本国所产相似药名问坐具呈，伏乞照详，许令明医辨验真假。”

礼部将此上奏，旋差太医院医士周永中、高文中等到馆，“辨验得堪中药材一十味；赤石脂、厚朴、独活、百部、香薷、前胡、麝香、百花蛇、乌蛇、海马；不识药材一十味；王不留行、丹参、紫莞、枳壳、练子、覆盆子、食茱萸、景天、萆薢、安息香”，所谓“不识”者，即指同中国同名药材不同者。

（2）医书

重视寻求中国药材及医药书籍早在洪武五年时，明太祖就曾向高丽恭愍王颁赐过妙药、秘方，为此恭愍王特遣使致谢。

及至李朝建立之后，朝鲜在寻求药方、医方方面表现得颇为积极。

《李朝实录》载：

永乐十五年12月，国王李芳远命前缮工监正庾顺道复就职，并遣其以书状官的身份出使大明,到北京“学医卜书”，命曰：“医方、五行、卜书及捻金册易换赍来。”

次年，谢恩使延嗣宗等自北京回国，“以易换段子与医书、药材等物献”。

弘治八年，燕山君李㦕“尝患面疮，令医官求药于中朝，得雄黄解毒散、善应膏以来。试之于人，有效”。

于是，政院与内医提调向国王提议：“此药无毒，于臣等之意，亦可用也。”

国王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宣德八年，朝鲜的《乡药集成方》编写已成，朝鲜这部医书吸收了颇多的中国医学成就和经验。

与此相比，正统十年10月成书的大型医学类书《医方类聚》，其书收存唐、宋、元、明初所出版的医书153种，它对原文并未进行修订，只是系统地按疾病门类进行编辑罢了，因此“只靠这本书也能够了解唐、宋、元、明初的医学情况”，而“在这一百五十三种医书中，还包有四十多种现已失传的医书，尤其这些失书的内容按原文记载于此书之中，其价值之重要，乃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朝鲜在医学方面向中国学习，借以发展本民族医学的努力没有停止。

成化十五年2月，朝鲜君臣讨论有关医药之事，兵曹参判金顺命启曰：

“世祖朝尝撰救急方，其药材出于中国者，民不易得，请撰乡药医方，广布民间，”

成宗国王说：“我国民性异于中国，乡药之效无乃尤速乎？”

承旨李琼仝启曰：“乡乐集成方曾己撰集，近者好用和剂，是以不行。且东人本草止录其名，不图其形，人不得知，请更依唐本撰集”。

国王同意这种作法。

后来，即1610年成书的《东国宝鉴》，就是一部汉文医学书。

本书于十八世纪流行于中国和日本，受到中日医学界的重视，对中朝日三国汉方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3）请赐“铜人图”

这里所说的“铜人”，即指我国宋代所铸人体经络铜质模型，宋仁宗(1023年—1063年在位)初年、针炙学家、太医王维一总结了历代针炙医家的实践经验，尤其对紊乱的经络俞穴部位进行了科学整理，统一了针炙穴位，并在铜匠师的合作下，设计用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刻划经穴，标注名称，作为针炙教学之用；同时还写成了《新铸铜人俞穴针炙图经》三卷。

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一重要事件，这一医学成就，也在明代为朝鲜所吸收。

永乐十三年4月，朝鲜派遣恭安府尹吴真前往京师贺千秋节，并就咨大明礼部曰：

医药活人，实惟重事。本国僻居海外、为缘针炙方书鲜少，且无良医，凡有疾病，按困针炙，多不见效。如蒙奏闻给降铜人取法施行，深为便益。

这年10月，吴真回国，带回了永乐皇帝所赐铜人图仰伏二轴，大明满足了朝鲜的请求。

11月，朝鲜派谢恩使左军都总制朴子青前往大明京师，对赐铜人表示感谢。

12月，国王李芳远“命刊印针炙铜人图，颁布中外”，使中国的针炙之法，在朝鲜得以广泛流传。

(4) 朝鲜请辽东医生为国王医病

我国辽东距朝鲜最近，自古以来就同朝鲜半岛关系密切，朝鲜使臣出使中国或中国使臣出使朝鲜，其陆路则必经辽东而后到达目的地。

因此，辽东地区在古代中朝关系史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洪熙元年(1425年)朝鲜世宗国王李裪有病，派人到中国请医，中国派辽东医人河让随同遗诏使内官齐贤赴朝鲜，与朝鲜医人为国王会诊治病。

正统三年(1438年)，李祹“未宁日久”，承旨金墩等具将其病证录下，使谢恩使趁出使中国之际“问药于辽东及北京御医”，辽东医人为朝鲜国王医病，亦是中朝关系史中的一段佳话。

(5) 中国医学在朝鲜医学教育地位

永乐十三年3月，国王李芳远命医学提调考察医士所读方书，于是提调启：“使学医者先习本草。”国王批准了他的建议。

这里所云“本草”，当时中国药书有《唐草本》、《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政和经史证类本草》等。朝鲜将中国本草定为医士的必读课本，足见中国药书在朝鲜医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天顺八年(1464年)5月，朝鲜政府又规定：“医员取才时，《素问》、《张子和方》、《小儿药证直决》、《疮疹集》、《伤寒类书》、《外科精要》、《妇人大全》、《产书直指方》、《铜人经》、《大全本草》临讲，《纂图脉经》背讲，三十岁以下人并《铜人经》背讲。”

由此可见，朝鲜在医学教育中是何等重视中国医学著述。

2、学来的造船术

朝鲜三面环海，并常同倭寇作战，因而十分重视吸收中国的造船经验以改进、更新自己的造船技术。

崔茂宣在学造火药的同时，也非常热心于战舰的制造，他曾招募中国工匠到朝鲜传授造船技术，也获得相当的成果。

其后，朝鲜为了改进本国的造船技术，也陆续引进了大明的造船方法。

例如：

1412 年（永乐十年，李太宗十二年），为了防止船舶虫害的腐蚀，朝鲜采取安城君李叔蕃的建议，学习中国用石灰涂船底的方法，来保养船舰。

1415 年（永乐十三年、李太宗十五年）阴历 11月，国王李芳远“遣唐人刘思义、李宣于全罗道造唐船”，并下旨曰:“各道兵船不过数年，辄言虫损。连年改造，非唯人力劳苦，材木亦将不支。”于是就派遣思义等造船试验。

1430 年(宣德五年、李世宗十二年），为使船舶坚固和延长其寿命，朝鲜仿照中国的方法，使用了铁钉。

1431年(宣德六年、李世宗十三年)，朝鲜自中国引入了船只的甲造法，即在建造船舶时，为防止船板与船板连结部分产生间隙而使用二重船板。

1449 年（正统十四年，李世宗三十一年）阴历5月，国王得知唐船一艘，漂到灵光郡古道岛，说：“予欲观唐船制久矣，至我境，是天赐之也。”

于是就“遣吏曹参议金浣之见其体制,依样造船。”

1451年，通事用书面形式向国王报告了他在中国学得船舶“单造法”的情况：

“臣赴京问燔造石灰之法…又到通州，有单造船只者，臣问之，答云：“船之罅隙用孰麻填塞之，又以石灰和桐油涂之，无桐袖则鱼油、麻油亦可。若甲造船则通州水浅，故无造者。’”于是将其书下于修城典船色。

1462年（天顺六年、李世祖八年）阴历3月，朝鲜“典船色都提调等往麻浦看唐船制度”。

从上引资料可以得和，朝鲜学习“唐船”制造技术的热情是很高的，朝鲜利用各种机会了解中国船舶的制造情况，并召募中国工匠为之造船，以提高船舶的制造水平，发展自己的造船业。

3、火药的引入

火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正是由于中国火药技术传向世界，世界的历史发展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火药制造技术何时传入朝鲜，中外学界说法不一，最有说服力的看法，当是十四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亦即中国的明朝初期、朝鲜的高丽王朝末期。

在学习中国火药技术的进程中，高丽的崔茂宣曾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崔茂宜是高丽永州人，生于1326年（元泰定三年、高丽忠肃王十三年)。茂宣心灵手巧，心中点子多，喜欢谈论兵法。由于倭寇的猖镢，他曾考忠水战火攻之策，探索焰硝煎用之术，但在高丽却难有掌握火药制造之术的人。

当时，元朝虽然早已掌握了火药和火器的有关知识，但严格保密，并不外传。

于是崔茂宣决心寻求元朝、高丽民间交往的机会，物色知晓火药知识的中国人。

他经常到礼成江口，打听商客是否懂得火药之法，终于在 1373年（大明洪武六年、高丽恭愍王二十二年）遇到了一位略知焰硝之法的中国商人李元。

茂宣将李元请到家中，着意款待，并向李元请教火药技术，终于学会了火药的制造方法。

其后，茂宣向政府要求在“都堂”进行试验，但高丽政府并不支持他的意见，认为他是说大话骗人。

然而，在茂宣不懈地努力之下，终于制造成功。

1377年(洪武十年、辛禑三年)10月，高丽政府终于采纳了他的意见，在中央始设“火熥都监”，煎取焰硝，正式由国家制造火药。

崔茂宣在火熥都监任提调官，主持火药的制造工作。

高丽利用自制的火药，首先于1380年(洪武十三年、辛禑六年)8月在镇浦给倭寇以沉重打击，开启了剿平倭寇的契机，在后来同倭寇的多次战斗中，火药也发挥了其克敌制胜的威力，倭患因而逐渐平息。

但是，由于李成桂担心火药的制造被反对派利用，不利于自己，因而在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高丽昌王元年)废置了火熥都监，其业务并归军器寺，加强了对火药的管制，因而也就延缓了高丽火器的发展。

及至李芳远即位后，政权业已稳定，便任用崔茂宣之子崔海山为军器监副正，大力发展火器，获得颇大的成果。

史载，在海山任职之前：

“火药之数才六斤四两，角弓至一百许张，中小火熥如角弓之数耳”,而海山任职之后“火药至六千九百八十斤九两、角弓一千四百二十张，中小火熥加一万三千五百柄”，可见朝鲜的“现代化”军事装备发展之迅速。

崔茂宣逝世于 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李朝太祖四年），享年70岁。

他生前编写了朝鲜历史上第一本有关火药、火器的专著《火药修炼之法》，在临终前委托其夫人留给后世。

及至1487年（大明成化二十三年)8月，崔茂宣的曾孙御侮将军崔湜曾上书给成宗国王，提及其曾祖的事迹，并“进家藏用火炮歼贼图一轴，火炮法一册，皆古画、古书也”。

4、向明朝学种地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的农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技术在世界上当处领先水平，中国的农业技术传播国外，对亚洲许多国家的农业发展，都曾发挥过积极作用，而朝鲜则是受益显著者之一。

《农桑辑要》一书，大致以《齐民要术》为蓝本、删除今古异宜及琐屑繁重迷信荒诞之处看，吸收了元以前历代农书的有益内容，此书是我国十三世纪以前农业生产的经验总结，不仅对我国农业发展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同时它远播海外，传至朝鲜，对朝鲜的农业发展也曾产生过积极影响。

下面列举《李朝实录》中的某些记载，以进一步了解此书在朝鲜的传播应用情况：

永乐十四年(1416年)5月，朝鲜政府因典厩署及礼宾寺所饲养的羔羊、唐猪、鴈(即鹅)、鸭、鸡等所喂饲料“米豆甚多”，下令“自今一依《农桑辑要》之法饲养，同时命“唐猪量宜留养，馀送外方”。

永乐十五年5月己酉(公元1417年)6月8日，京畿采访判官权审进献真丝与茧：

“初，前艺文馆大提学李行于《农桑辑要》内抽出养蚕方，自为经验，所收倍常，遂板刻行于世。国家虑民间未解华语，命议政府舍人郭存中将本国俚语逐节夹注，又板刻广布。然非我国素习，皆不乐为之。至是，命择各道闲旷有桑之地，分遗采访，嘱典农寺奴婢，免其杂役，使之养蚕，以示民间。又令后宫亲自养焉，多有所得”。

永乐二十年8月丙午(1422年9月7日)，朝鲜左议政李原、参赞许稠等启：

“《农桑辑要》收谷种法有陈大、小二麦。又有老农云：尝种陈三年麦，结实与新麦种无异。民未必晓此。今年二麦种乏，令各官廪有陈麦者悉给为种。”

永乐二十一年6月庚寅朔，“传旨户曹各道行移荞麦耕种，考《农桑辑要》、《四时纂要》及本国经验之方，趁时劝种”。

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6月辛未，传旨请道监罚：

“依《农桑辑要》之法劝令农民进行秋耕。”这年7月辛亥，又“传旨各道监司，令依《农桑辑要》等书，防治蝗虫”。

正统三年7月，朝鲜向各道监司传旨，依《农桑辑要》所示，劝民早种水稻，毋致失时，曰

“《农桑辑要》云：水稻，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四时纂要》云：谷种，二月上旬为上时。…又以今人已验之事言之，早种则所出倍多，晚种则禾谷盛长而所出少矣。以此观之，凡稼穑皆以早耕为贵。本国（朝鲜）之人…不早耕种，…虽为丰岁，未免饥馑，良以此也。然节侯有早晚，…不可一概施之也。大抵法立则监司、守令必刻期催督，…

天顺六年(1462年)8月，承政院奉国王李瑈之命驰书于诸道观察使曰：

“红花，春夏两季皆可种。我国人但知春种而不知夏种。今抄《农桑辑要》种红花法送之，宜晓谕民间，使知两种之利。”

上述资料中所提《四时纂要》乃我国唐代韩鄂所撰。十五世纪，朝鲜出版汉文农学著作《四时纂要抄》，不著作者姓氏。据有的学者说，此书并非唐氏《四时纂要》的照抄本，就其蚕业方面内容而言，出蚕、下蚁法、分抬法、齐蚕法、收蚕种等篇皆出于元代之《农桑辑要》。

事实是：《四时纂要》和《农桑辑要》都曾在朝鲜流传，并对朝鲜的农业生产产生过重要影响。

宣德六年(1431年)9月，朝鲜“分典农寺进唐白黍十八石下户曹，毋令绝种”。

天顺七年(1463年)正月，讲肄官鲁参进中国碱地所耕稻种，承政院奉旨驰书于京畿都观察使日：“今送唐稻种于沿海诸邑有碱气海泽耕种。待秋乃启。”

成化十五年(1479年)3月户曹启：“正朝使贸来唐稻二十斗，请令京畿沿海诸邑趁时耕种，审其耕稼之宜，移种他道。”

正德十六年(1522年)，明朝太监金义、陈浩在北京向朝鲜使臣赠送莱种，并说：“植于太平馆而待之。其不知种植之法，待予之去而种之。”

弘治二年(1489年)2月，成宗国王将济州所产“唐”柑子、柚子送至承政院，仍传曰：“此物孰谓不宜我土乎？予闻济州之民有柑橘树者，守令无论结实有无，苦征之，因此民不聊生，至有伐树去根者。若种此等树者皆令复其家或厚赏，则民必喜于种植矣。令该司议启。”

在中国，水车已使用了一千多年，至明代才传入朝鲜。

据《李朝实录》载，朝鲜前司直崔溥等43人曾在海上因风飘流到我国浙江海边，后至北京，于弘治元年(1488年)6月回国，国王李娎“命撰进日记”。

崔逗留中国其间，学得水车制造之法，于是，李娎下书全罗道观察使李谭“令巧性木工听溥指挥造作上送”。

这年8月，水车造成，崔溥进之，“其制用以治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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