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绍兴路文人的作品，如今为何突然爆火？

绍兴路文人作品选择的三项依据

对于元末绍兴路文人的研究，不仅需要从群体角度做出整体把握，还应当从个体角度进行文本分析，以探寻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人个体在乱世之中的具体心态。

反过来，这也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群体心态的理解。

在文学系统的四大基本因素中，作品比世界、作者、读者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就文学本身而言，只有通过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才有可能得到生动表现。作品在文学教学与研究中具有最基础的价值。

元末绍兴路文人的文学作品数量庞大。这就需要建立比较恰当合理的标准对作品加以选择利用。

一是了解文本出现的时间范围。从行迹上看，一些文人具有比较明显的时空流动性。有的离开原籍而寓居外地，有的由元末入于明初。例如，元末长期寓居绍兴的刘仁本、朱右，其文集分别是《羽庭集》和《白云稿》。从时间上看，它们在元末便已然成型。

虽然《明史》为刘仁本立传，但传主与明代的关系实在小得很。至正二十八年春，明朝刚刚建国，不愿变节的刘仁本就死于朱元璋的严刑之下。朱右在明初活了八年，其生平则多半属于元代。他的文集《白云稿》录有五家作者在元代后期分别所作的序言，且其中三序是在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元末撰写的。

具体情况是：李孝光之序，作于至元五年；危素之序，作于至正四年；俔中之序，作于至正十四年；杨翮之序、刘仁本之序，皆作于至正二十年。看来，《白云稿》最初编成于至元时期，而在至正时期有较多增补。

因此，《羽庭集》和《白云稿》值得特别关注。有的文人，如刘基于至正十三至十六年，高启于至正十八至二十年，先后到绍兴路寓居。在他们的文集中，部分作品属于这一时空范围，自然也应该检索出来加以研读。

二是考察文本涉及的地域范围。作者在元末绍兴路创作的诗文，无疑属于上上之选。至于其它时间、其它地方推出的作品，如果与元末绍兴路有一定的关系，就只能略作参考。

文本排查看似比较简单，实则颇为繁杂，且最终所得合格的作品往往与主观愿望相差很大。举例来说，乍一看去，苏伯衡（字平仲）在元末曾经寓居萧山，但读者通览《苏平仲文集》以后才会明白，其中的作品多写于明初，而有关元末的少许作品产于婺州。

戴良在元末也曾游历绍兴，他的《九灵山房集》涉及元末的作品多分布在《山居稿》、《吴游稿》、《鄞游稿》中。《山居稿》多为戴良在婺州乡居时所作，《吴游稿》多为其旅居杭州、嘉兴时所作，《鄞游稿》多为其旅居明州时所作。

《越游稿》倒是多有作者定居绍兴之后的作品，但这些作品在创作时间上已属明初。也就是说，苏、戴之类作家的作品虽然在数量相当可观，但其中能直接提供服务的核心材料，实际上为数很少。

最后是审视文本赋有的人文特点。联系元末绍兴的时空维度来看，“人文”二字体现在文本选取中，就有两点应当强调：一是其文学创作性质，二是其元末乱世色彩。

古代学者往往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其学术语言亦不乏文学意味，但学术作品和文学创作毕竟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在元末明初绍兴文人刘履所著的《风雅翼》中，《选诗补注》、《选诗补遗》、《选诗续编》都属于选诗作注的学术探讨范畴，而不是作者直接从事的诗文创作。

在采用文学语言反映乱世文人的心态方面，它难以具备代表性。又如，有些作品，虽然产于元末绍兴路，在时空上倒也看不出什么毛病，但不能比较突出地表现作者的乱世心态。

比如，在绍兴路，刘仁本所写的诗《五月九日过余姚化安李碧溪宅》、《余姚白水宫瀑布二首》、《上虞凤鸣山仙洞飞泉》，高启所写的诗《赋永上人纸帐》，属于单纯记事、写景、咏物之作。

元末文人的作品历经战火，散佚损毁严重。比如，刘履在元末时隐居山野，闭门著述。他著成的《草泽闲吟》当为元末绍兴路文人乱世心态展现的重要文本，可惜存目无考。那时的作品能留存下来，能为现今的研究提供参照，就显得相当宝贵。

经过清理，文学资料中的相当一部分在时区性方面还存在着难以确定的地方。尤为关键的是，文人的乱世心态多少具有超越时空限制的延展性。如若死板地受限于三样标准，容易造成元末绍兴路文人文本及其心态分析的片段化、破碎化。

乱世文人的出处进退之心

（一）济世中兴之心：刘仁本、张宪

元末，刘仁本、张宪出仕，分别供职于方国珍、张士诚幕下。在乱世中的绍兴路，他们度过了较长的艰难岁月。其部分创作继承儒家先贤积极出世之旨，抱着济世中兴、心忧苍生之心。

元朝虽是北方游牧政权，但入主中原后，显露出复兴儒家礼乐制度的苗头，使一些知识分子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岂料不到一百年，天下就开始出现骚动不安的政事局面。鼎、鼐最初是炊具，上升为国家礼器。

这里刘仁本用阴阳调节失衡，痛斥元朝统治者国家治理决策上的错误。元朝末期，各地兵祸接连不断，盗贼四处为非作歹，百姓落入困苦不堪、朝不保夕的危难之中。刘仁本怀着儒家经世济民的崇高志向，对统治者提出告诫。他希望元朝君臣能够齐心修养德性，弥补政事缺失。

这样天下大局还有挽救的机会。可悲可叹的是，这样种纯粹的美好愿望与道德劝诫显得不合时宜。在远离国家军政中心的地方，一些将领拥兵自重，非但不能力保一方安宁，反而互相争斗，蹂躏百姓。即便是个别有胆识、有才能的人能够为国家建功立业，也很难自我保全。

在余姚带兵的闲暇中，刘仁本作《余姚筑城》。方氏治下的余姚军民修筑城防工事，以抵抗其它势力的攻击。刘仁本追述余姚一地经历过多少次战火的洗礼。这是以一种自我考问、追问历史的方式，对战争进行质疑与控诉。

在战火连天的乱世中，诗人站在城墙上，顺着流过城边的江水望去，遥望迷迷茫茫的天际和天下辽阔无边的土地。诗人联想到元末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元末割据势力不遗余力的占据兵马、地盘和钱粮。在比较瘠薄的土地上，过高的、过于频繁的税收使得百姓苦不堪言。

这就是刘仁本的亲眼所见。在他的心灵世界，在余姚江边，无论是龙泉寺或是灵绪山上的神灵，面对凄风苦雨的末世岁月，都会感到极大的悲伤。在苍凉的落日余晖中，成千上万的军民齐声高喊，用夯杵奋力筑牢城墙等工事。

一身戎装的将军站在城楼上，手按佩剑，对着萧瑟的秋风，望着高远的天空，沉思默想。这位将军，或许就是刘仁本自身的心灵投射。

在上虞，刘仁本曾作四言诗《湖田》五章。江浙水乡，河湖众多。人们对湖边淤地进行围垦而形成的水田，称作湖田。湖田因土壤肥沃，农业经济产出高。一些强势人家往往占垦湖田，湖区百姓遭到严重祸害。刘仁本特意作诗以表示深切同情。

在谢安那里，隐居不仕只是一种表象，而蓄势待时，东山再起，扶持社稷正统，拯救患难苍生，才是他的良苦用心。在刘仁本那里，咏叹成百上千年以前的历史人物只是一种表达情思的手段，而关怀元末现实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

他勉励自己能够像谢安稳定晋室那样为元王朝的中兴事业建立功勋。即便是在鲜花美人、诗酒歌舞的场合，他也不忘这样的志向。

张宪曾经投入张士诚幕府。他虽然与刘仁本在阵营归宿上有所不同，但两人怀着同样的政事志向，挽救苦难苍生，争取元朝中兴。

（二）隐忍蛰伏之心：朱右、宋僖

元末乱世，政事环境极其险恶，多数文人不愿涉险出仕。他们怀着抱负，隐忍蛰伏，以察时变，所谓“其迹虽隐，而心欲出”。这方面的代表文人是朱右和宋僖。

宋僖在元末不涉仕途，隐居避乱。

宋僖的文章《送云岩观提点隋君南游还京师序》、《听雪斋记》表达了隐士不忘社稷的内心世界。文章题目所说的隋君，是他的好友。宋僖了解到，当元末乱世， 隋君探访大禹之墓，并不是普通的游山玩水。

大禹是为民兴利的伟大政事家，卒后葬于会稽山麓。隋君凭吊大禹遗迹，其中寄托着对圣人的哀思和对民生的关怀。宋僖还了解到，古代不少杰出的将相都有遁迹道家以修身养性、增长才干的经历。

元末天下长期遭受兵革蹂躏，迫切要求杰出人才出仕，止乱救民。隋君怀着经世之愿，暂时隐居在道家之门，这才是其真正的心志。

听雪斋是宋僖友人任氏的书斋之名，引起了宋僖的深沉思考。他认为，喜欢听雪的人，定非庸俗之辈，而是寄身山林、品行高洁、精神闲静、心气专注的隐士。当其听雪时，心目中呈现出一片高度纯洁的世界，忘记了富贵利达与贫贱患难的分野，不会因为自己处于贫贱患难之境而感到悲哀。

这种逍遥物外、不拘一格的心态自然是值得肯定的。如果听雪的隐士凭着高洁的秉性和良好的资质，从雪景中听出了淡雅幽美的韵律，因而忘记了经世之志，在宋僖看来就不可取了。元末兵戈四起，人民苦难不堪。曾以富庶闻名的江南地区，每年都会发生饥荒和瘟疫，雪天很少降临。

至正二十年冬，江南大雪先后下了三四场。有人议论这种非同寻常的天气变化，称之为时代清平、民生康乐的吉兆。宋僖担心友人因潜心听雪而忘记了拯救天下的志向，所以撰文发表看法，加以提醒。

（三）避世隐居之心：王冕

元末大乱久久不能平定，使一些人觉得元朝中央政权的瓦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除了刘仁本逆时而出、朱右谋定而后动之外，有的文人心灰意冷，不再抱有元朝中兴的念头。元末乱世，文人隐居以求独全其身，是可以理解并值得注意的心态。持这种心态的代表文人是王冕。

王冕是诗人，也是画家。其足迹颇广，北至淮东、大都等地。他常以傲霜斗雪的寒梅抒写情志，以孤傲不群的隐士文人形象留芳于世。今观其诗作，他的心态大致表现出元末乱世前后期的演变情况。

早期，他有着豪迈潇洒的济世热情，后来，他寓居他乡，心中不免会感到对国事日非、回天无力的悲叹之情。至正八年，王冕结束游历生活，南还归乡。从此，他主要活动在绍兴路范围之内，其身心都逐渐进入老年化状态。

晚年隐居乡间的王冕，看惯了世事变迁，看穿了功名富贵，就多了些无奈和淡漠，少了些激愤和不平。

王冕在早年也是关怀天下、献身社稷的仁人志士，在晚年历经动荡的社会变迁，显示出看破尘世、消极无为的隐士心态。纵览历史，无论王朝怎样更替，其实质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在亘古常新的明月照耀下，文人一次又一次地反复思索，最终都于事无补。

乱世文人的悲吟哀叹

身处动荡离乱的元末绍兴文人，他们的作品展现了他们对乱世生存方式的不同判断与思考。元末绍兴文人无论选择出仕或是隐退，都无法切断其与乱世时局的关联。他们的作品有一部分呈现出了明显的乱世气息。

这里面少了对人生道路的辩证思索，多了些文人对乱世的感性体验。这些作品不仅直接描绘了元末社会不安的时局，也反映了文人跌宕悲剧的命运。

（一）对末世时局的悲吟：山河破碎，生民多艰

元末绍兴文人，无论是隐居者，还是出仕者，都在一定程度上目睹了兵戈四起、山河破碎、民生困苦的时局，并将其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例如，钱宰、王冕、高启、刘仁本这些颇具代表性的文人，留下了一些带有乱世史诗性质的作品。

钱宰的部分诗歌较为细致地描写了元末兵荒马乱的情景。王冕在隐居山林时创作的部分诗歌，刻录了他对元末时局的深切体验。在千疮百孔的乱世，刘仁本思索的是投身疆场，为挽救民生而尽力。其心态与高启、王冕诸人单纯的揭发乱世创伤不同。

（二）对苦难命运的哀叹：忠贞男女，舍身殉难

从既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元末绍兴路文人多为男性。他们身处乱世，命运悲苦。在元末乱世中，大多数男性文人难以实现抱负，有的甚至无力保全自己基本的生命安全。在兵乱中惨死者，男性固然较多，而女性亦复不少。在古代男性社会，有关女性情况的文字甚为少见。

在元末乱世中，绍兴路女性的悲惨命运，于此可见一斑。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在自然属性方面处于一种较弱势地位，因而更容易遭受非人道的侵害和摧残。男性文人对女性遭遇的记载，传递着乱世文人的忠贞信念，寄托着他们的人生理想。

当然，元末绍兴路也有一些女子，因其父或其夫在乡里享有文士之名，从而承受了一定的家学渊源，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文化教育，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其中，个别女性有墨迹传世，成为难得的文学资料。

身逢战乱的女性，因不甘受辱而自尽身亡，这种现象无疑是令人扼腕的悲剧。记录这种悲剧的男性作家，往往对女性宁死而守气节的行为加以高度推崇。

对于女性遭逢时难之事，文人在描述时不仅仅满足于凸显悲剧本身，而往往抓住悼念她们的机会，站在忠贞节烈之类主流价值观层面，为世人树立道德模范，引导人们在危难之际高扬舍生取义的精神。

在元末绍兴路的女性难民中，潘妙圆、韩性之女、白泥墪烈妇、杨雪等人通晓诗书，工于文辞。令人遗憾的是，她们并无作品传世。万幸的是，胡妙端存诗一首，堪称反映元末乱世中绍兴女性声音的孤章。至正二十年，胡妙端被乱军所擒，随军而行，遭遇凄惨。从绍兴到金华，在这相当漫长的路途中，她遭到了难以想象的折磨。

胡妙端这位不幸的女性，用她苦难的生命凝成悲壮凄美的绝笔，控诉了人间乱世的极大罪恶，寄托了元末遭难百姓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之情。潘妙圆的遭遇是元末大部分女性文人命运的缩影。

而陈淑益能与其丈夫吴铨“偕隐白凤山中，诗笺茗盌，对案论兵闺侠风”。这种能安然躲避病灾、畅吟山中、谈古论今的女子，才是乱世中的幸运者。潘妙圆则是元末绍兴女性文人主流命运的发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