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事实上，军事奴隶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19世纪时，军事奴隶数量迅速增加。精英阶层组织许多黑人奴隶及白人奴隶建立起庞大的奴隶民兵队伍，这些队伍迅速取代了柏柏尔及伊朗等地区的军队组织。

军事奴隶使用历史

这些奴隶小时候主要从锡尔卡西亚和格鲁吉亚进口到埃及，接受全面的军事训练，成年后再被授予特权。马穆鲁克掠夺新的奴隶为其服务，奥斯曼帝国时期对埃及继续保持着有效统治。1811年3月，穆罕默德在开罗大战后，大多数马穆鲁克贵族被镇压，1839年，埃及仅剩2000名马穆鲁克，数量在持续下降。

黑人奴隶士兵最早出现在穆斯林埃及的图鲁尼王朝和伊赫希夫迪德王朝统治时期。从那时起，黑人奴隶在埃及军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黑人奴隶的结束是在埃及法蒂玛王朝时期，这是由于1169年黑人奴隶在战争中的溃败。至此，埃及不再招募黑人奴隶部队，直到1820年穆罕默德·阿里开始重新组建。

在埃及的法国人有时也会黑奴编入军队。这多是在法国军队队伍减少，与敌对的埃及民众无法对抗的情况下。例如，1799年中期，拿破仑随商队向达尔富尔素丹寻求派遣2000名奴隶，以及法国军队从努比亚商队购买奴隶并将其编入军队。

苏丹在土-埃政府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军队奴隶的使用。出现于16世纪的丰吉素丹国和17世纪的富尔素丹国的军队就是以奴隶为核心组织起来的，两王国均实行军奴制。其奴隶通常的装备是这一时期、这一地区最先进的武器。

丰吉素丹国的奴隶军队还配有马匹和盔甲。两王国将南达尔富尔、努巴山脉和上青白尼罗河地区的居民作为可奴役民族，他们经常从这些地区猎取奴隶。富尔素丹国定期组织猎奴行动，国王给予突袭的许可证。如果突袭获得批准，申请者会得到一封信和一支被称为萨拉提亚的长矛，因此通常称之为萨拉提亚突袭。

许可证的目的有时是为了保护已经上缴了奴隶的部落。突袭可以由被突袭部落的长老阻止，当然，这需要通过签订向突袭者支付若干奴隶、牲畜和其他产品的协议来代替。富尔素丹国的奴隶突袭范围庞大，在1798年至1801年期间，达尔富尔每年向埃及出口5000至6000名奴隶。

土-埃时期的军事奴隶

土-埃政府缉获了大量的的男性、女性奴隶以及儿童奴隶。多数男性奴隶加入军队中，而部分男性奴隶和女性奴隶及儿童奴隶最终送至苏丹的奴隶市场。出售女性及儿童奴隶的利润维持了奴隶军队的费用。在1822年和1823年，一位埃及王子乌马尔图桑为军队提供了30000名黑人奴隶。

但是，在猎奴过程中，被屠杀或在行军中死于饥饿、口渴、疲劳或疾病的奴隶数不胜数。阿里致力于获得奴隶的一大动机就是建立军事奴隶队伍。一方面，奴隶具备特有的忠诚特质。另一方面，他曾与奥斯曼远征军及英军合作，共同与法国作战。在战争过程中，取得了西方军事技术的一手经验。

为此，阿里激发了建立一支以欧洲技术、纪律和组织为基础的军队的想法。为给新队伍培养军官，几百名隶属于帕夏宫廷的马穆鲁克和土耳其政要军官被派往阿斯旺接受军官培训。1820年，阿里在阿斯旺建立了军营和一所军事学校，并开始了训练。新军队的普通士兵是从黑人奴隶中招募来的。在阿斯旺的每个新兵都接种疫苗，身穿印花棉布背心。

这些黑人奴隶作为异教徒还被安排了伊斯兰教的皈依仪式。1823年，奴隶军队的行政框架制定出来。军队按照法国模式分为团、营和连。尽管使用了与土耳其语相对应的等级，但等级大致与法国相当。此时共有六个团，每团人数不一。大团是拥有自己火炮的兵团，可以自主行动。

到达阿斯旺训练营的苏丹奴隶远达不到阿里的预期数量。许多人在从森纳尔过境途中不幸丧生。在到达的奴隶中，还有许多由于不适应而死在寒冷干燥的营地。在1822年和1823年来到上埃及的大约30000名黑人中，只有3000人幸存下来。

使用奴隶出身的士兵并没有因为这次的失败而结束。直到1882年，继任总督一直征召奴隶入伍，在苏丹的驻军主要由黑人士兵组成。艾哈迈德·帕夏（1838-1833年）在突袭人数结果未能达到需求数量后，实行征收黑人税以填补黑人兵团的空缺。他制定了一个缴款比额表，要求每个纳税人购买或交出一个或多个奴隶，以此补充队伍。

土-埃政府的行政管理是纯军事的，主要依靠军队维持对人民的权威。在阿巴斯一世（1848-1844）统治期间，土-埃政府继续从居民中招募适合在军队服役的黑人奴隶。政府会不时地敦促酋长向政府提供奴隶，并且这种做法成为了一种传统，即定期要求部落或村庄的首领向喀土穆政府提供成年男性奴隶，作为其年度税收的一部分。

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军队力量，在1852年，黑人军队多达18000人。穆罕默德·赛义德时代（1854-1863年），虽然官方禁止贩卖奴隶，但奴隶仍然是苏丹军队和保镖的主要部分。1859年，赛义德下令组建一支由黑人奴隶士兵组成的私人保镖，开罗商人与白尼罗河的欧洲商人与其签订买卖协议后将黑人奴隶送到埃及。

赛义德辩称这些保镖是应征入伍的，而不是由奴隶组成的。这一行动对赛义德反对奴隶贸易的措施产生了负面影响：它为沿白尼罗河捕获奴隶提供了新的强大动力。

奴隶主社会价值观的延续

除军事奴隶外，奴隶还被广泛用于精英阶层，其使用目的不仅是用于侍奉，更是代表了奴隶主的奢侈生活。在苏丹，拥有奴隶是身份高贵、富足和圣洁的表现，是一个人权力与财富的象征。奴隶的多少代表着奴隶主的社会地位和声望的高低。

布朗在1790年代访问富尔时见了凯拉素丹，然而并不是这个统治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是十四、十五个裹着丝绸的太监，他们站在素丹周围。奴隶的仪式性使用不仅适用于政治精英，也适用于宗教精英。哈桑谢赫是最好的证明。

希尔森陈述道：这个“苦行僧”有许多奴隶，以至于像组成了整个村庄；他的奴隶中有多达500人成为了武装士兵。在一个快开始斋月的宴会上，谢赫盛情款待了无数的客人：这顿饭由120个衣着华丽的女奴端盘子，她们戴着珍贵的珠宝。每一个后面都跟着另一个奴隶，穿着也越来越华丽使用奴隶来炫耀自己的崇高身份对奴隶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对富人来说，为了奢侈或威望而使用奴隶，其个人可以获得社会尊重与荣誉。即使是苦行僧苏菲圣人谢赫·哈桑也炫耀地利用数百名奴隶来证明自己的仁慈，同时也依靠食素餐来证明自己的虔诚奴隶是当时上层社会人士之间的最好赠送礼物，可以有效巩固人们与其商业伙伴及政治盟友的社会关系。

犹太旅行者，大卫·鲁贝尼1523年对丰吉王国的访问时，素丹就把四个童贞的女仆和其他四个奴隶送给他。布朗也写道：达尔富尔的凯拉素丹阿卜杜勒·拉赫曼，登基后向奥斯曼帝国皇帝送上三个太监和三个漂亮女奴作为礼物。奥斯曼皇帝虽然从未见过阿卜杜勒·拉赫曼素丹，他回赠的礼物是一把装饰华丽的军刀、一件华丽的皮衣和一枚价值不菲镶有钻石的戒指。

虽然土埃缉获了许多奴隶，然而奴隶依旧是奴隶主高贵地位的表现，最主要的表现途径就是美发。这种做法的吸引力在于，奴隶们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主人的头发上，由此而产生的卷发作为象征，像灯塔般宣告持有者可以拥有耗时而奢华的奴隶劳动。

在1820-1821年土埃征服时，美国G.B.英格莱在柏柏尔附近旅行时注意到了这种发型的社会重要性。他看到两个男人在向导周围忙碌：他们很长时间内都在给向导的头发卷起来、编辫子，最后把一碗融化的羊脂倒在上面，使头发变白。

我问这种活动的意义，他们告诉我明天早上要出门，向导正在装扮自己。考古学家霍斯金斯也记录过，尚迪一个小首领的妻子为了精心打扮，让奴隶们花了九个小时来为她收拾。霍斯金斯说约有二十个奴隶正在在研磨香料，把药膏涂在头发和皮肤上。

帕尔姆于1840年对科尔多凡一位谢赫的妻子这样描述道：这位女士坐在床架上，周围环绕着许多年轻漂亮的黑人女孩，每一个女孩都肩负着特殊的责任。一个用鸵鸟羽毛把苍蝇扇走，另一个则用几小时的时间来整理她的头发，因为用一个单尖木钉把卷发解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三个奴隶为她洗脚，第四个则将香料碾碎成粉末。施魏因福思在一篇评论中指出，所有奴隶主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头发上。他谈到，尽管奴隶完成取水任务是第一要务，但装饰头发是紧随其后的第二要务，因为后者证明了奴隶主是多么的尊贵。拥有如此多的奴隶来履行卷发这一级别的奢侈服务，在苏丹北方上层是普遍的。

无论规模大小，精心设计的发型，无疑是奴隶劳动的结果，是苏丹北方奴隶主休闲、富裕的象征。担任理发师、保镖工作的奴隶劳动等比运水工、挖井工和碾磨谷物的奴隶劳动要轻松一些。

苏丹北方的自由人，无论贫富，对奴隶的依赖，如耕种、照料牲畜、做饭、照看孩子，甚至是整理头发和招待客人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奴隶是他们赢得声望的重要途径，是评判奴隶主社会等级的标准，拥有奴隶数量的多少反应了奴隶主的社会阶层。对于奴隶主而言，若从事放牧、锄地等任何与奴隶有关的工作，都将标志着他们社会声望的污点。